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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网络审查、中国政治

局内旁观的西斯托  深秋霾夜于北京

 

送水的阿姨没带手机,于是陪她去便利店付款。顺手拿上刚送到的pm 2.5检测仪,一路下楼, 指数从卧室的14上升到楼外的204。阿姨继续朗声大笑,谈着儿子的光明未来,我的心却一直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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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反思与实践, 微思客版块

雾霾天,我们讲一个“把自然还给自然”的故事|微思客

近日重度的雾霾污染笼罩京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的经济与环保策略。环境问题不应该停留在一个口号,它更需要宝贵的行动力,微思客海外通讯员文雨分享给我们一个“把自然还给自然”的故事,它发生于德国,对如今的中国也颇有启示。“把自然还给自然”不会是个例,也不该只是个例。

文雨|微思客海外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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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LAND

Marshland| 《狂暴之路》:生态女性主义的反抗?

★本文由《微思客》首发,作者朱小朱。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并联系Marshland版块编辑。

编者按:《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这部末世电影被解读为关于气候变化的警示故事,然而,电影本身透露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抵抗恰恰反驳了这种“末世”框架下对气候变化“去政治化”的解读。

《狂暴之路》:生态女性主义的反抗?

朱小朱

在影院看完《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从塞隆女神扮演的Furiosa经过殊死战斗打败大反派、在众人簇拥瞩目下登顶的镜头里回过神来之后,我不禁一拍大腿叹道:“这简直是部生态女性主义大片啊!”

这部好莱坞商业电影的革命性是不难发现的,比如对女性形象的颠覆,将女性和男性角色放到完全对等、甚至胜于男性的地位(女性作为终极英雄),比如对女性、生态及这二者天然的紧密联系的表现,再比如许多极富政治意味的符号和情境设置,当然还有对当下全球环境危机影射和反思。但这部电影的革命性或者说深刻之处,尤其是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映射,远不止于这些贴标签式解读。

我们先从各位主演在电影上映后在密集的宣传和访谈中对电影的解读说起。这部电影的背景设定是在世界毁灭之后,地球只剩下漫天遍野时刻可以将人吞噬的火黄的荒漠,旧世界因为水和石油等资源匮乏,引得人类相互残杀而消失了。不死老乔(Immortan Joe)则是自然资源战争的胜利者,在这个末世掌握了珍贵的水源地而控制了一切,权力无限膨胀,还培养了一群战争男孩(War boys)誓死维护他的统治。

因为在这部电影里扮演女主角Furiosa而被称赞为“女性主义倡导者”的塞隆女神在各个场合的电影宣传和访谈里说,“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化,《狂暴之路》的情形离我们并不远”。塞隆女神还说,”这部电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警示性的故事”。塞隆女神又说:“女性会是气候变化中最终存活下来的人类。”诸如此类关于女性和气候变化的观点被媒体拎出来作为报道的大标题,塞隆不仅成了女性主义者,还成了环保主义者。

可是为什么扯到气候变化呢?按理说这部电影的背景设置并没有提到气候变化,仅仅说由于石油和水等自然资源的枯竭引发了人类恶战,毁灭了世界和人类文明。主创人员、媒体和观众会直觉地由这部末世电影联想到气候变化,正是因为气候危机在近二十多年里被建构成了在环境问题上绝对主导的话语,一方面边缘化了其它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又将其它环境议题都囊括其内,深刻地内化在我们的观念里。气候变化一议题的全球性,以及它设定的“世界大灾变”和“末世”框架(apocalyptic framing)成为环境议题的主导性话语,形成了一些西方批判理论学者所称的“后政治(post-political)”状态的症候。

所谓“后政治”,简单来讲,即近几十年西方世界(当然实际上并不限于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经济、生态和政治等议题上建造了共识,民主政治被专家行政和共识治理所替代,为了使用最优的可行政策和最小化异议的方式来解决“紧迫问题”(比如气候危机),争论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等根本问题的空间被压缩了,容纳异议、分歧和争论的真正的政治空间被剔除了。一国以内的不同政党不再能够为选民提供不同的政治图景和选择,而只能在现有框架/共识之内吵嘴。政府也从真正的政治中被剥离出来,而被视作一个实施管理的机构。

这些理论家认为,西方世界对气候变化的主导性理解就是在“后政治”状态下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气候治理和环境政策是这个“后政治”共识被建构起来的关键领域之一。曼彻斯特大学地理学教授Erik Swyngedouw明确了两种相伴随的现象:全球气候共识的建构和愈加显著的政治从公共领域的退场。气候变化被建构为一个十分紧迫的、威胁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一观念已经通过科学研究的确定、媒体和政府的议程设置而极大地被公众内化了。只有在这个既定的、极富主导性的“末世”危机框架之内的争论才是被允许或被接受的。但关于这个危机本身的争论,或反思现有的气候政策可能导向怎样的社会-生态的结构的争论,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可能拖延解决问题的效率。迫在眉睫、正在发生的气候危机亟需我们通过意见妥协、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安排去应对,通过在社会领域生产广泛的共识去解决。而“共识”的一个关键特点就是对“异见的废除”,或者说“政治的终结”。

美国共和党的气候立场的微妙变化也许是一个例子。他们一直是强硬的气候变化的否定派,其质疑和否定来自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对自由市场的信仰。而处理气候/环境问题,对国际社会做出减排承诺,都要求政府出手干预,有悖于他们的理念。但他们立场正在弱化和软化。在2014年底,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签订《中美气候联合声明》,承诺2025-2030年减排目标,并框定一系列共同的气候行动领域,意义重大。共和党对此发表的意见是,美国经济不能承受这样的目标,中产阶级会受到更多压榨,煤矿行业遭受冲击会更大。其实,共和党一直以来对气候变化的完全否定,甚至是将环境主义和共产主义划等号,被斥为导致气候变化沦为意识形态之争。先且不论共和党的立场偏颇与否,也暂且不看一些气候变化否定论者背后石油、煤炭行业巨头的影子,甚至将共和党的立场与新自由主义有多少纠葛、他们有没有跳出现有社会-生态框架都全抛开不看,意识形态争论就是一种政治,是政党政治要占领的高地。但全球气候共识业已确凿,共和党再强硬也难免被裹挟,他们开始从完全否定气候变化的真实性,转为批评应对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尽管仅仅作为一种策略)。不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环境,也有越来越强烈的力量迫使共和党“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利益博弈 的框架内来应对”,承认气候共识,忘掉意识形态和政治。

如塞隆所说,“如果不立即行动遏制气候变化,《狂暴之路》的情形离我们并不远”。这是在敲响末世警钟的同时呼吁一种“共识”,或共同行动。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这句话是她对每个普通电影观众的喊话,那么她正在“末世”话语框架下将气候变化这个复杂的政治议题转化到公民-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领域,促使我们通过个人行为的改变来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但相互关联的去政治化的过程。不过,塞隆的观点平淡无奇,自从2006年戈尔的《难以无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这部关注气候变化的纪录片以来,甚至更早,这种警示、这种“末世”叙述就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被挑战。

尽管如此,这部设定在末世的电影本身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涵的展现,其实恰恰透露出对“末世”框架下去政治化的“气候变化”的抵抗和反叛。首先,它体现了朴素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观点——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女性传统相较男性侵略性更少、更能采取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女性生态主义的题中之义也包括联系性别、阶级、种族等交叉领域,为全球正义和生态繁荣而奋斗。而西方现代世界的男权-资本主义秩序与自然疏离,甚至对立,并将自然/女性(以及不同种族)作为利用和压迫的对象。

电影里,那片被追寻的绿洲名叫“Greenland of Many Mothers”。要寻找绿洲的是女人,在那个消失的绿洲的后方始终守护着的,也仍然是女人。那位在战斗中牺牲的老奶奶,始终如呵护生命一般,珍藏着绿洲消失后的作物的种子。她在随时带在身边的手包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它们,尝试让它们生长。包里跳脱出的新绿色的嫩苗,为生态家园和文明的重建提供了一丝希冀,也遥相对抗着那个把控了仅有的水源和石油、也把控着女性(不死老乔囚禁的妻子们,和那些专事产出乳汁的女性)的男权体系。

电影映射出的对去政治化的“气候变化”的反抗不止于此。如上文所述前提,气候变化是后政治共识框架得以锻造的领域之一,它消解异议,防止提出另一种竞争性的社会-生态结构的图景。为了建造共识,气候变化被描绘成一个全球性议题,更被进一步建构成一个普遍的、对整个人类的人道主义威胁,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受害。由此,在这个框架里的“人”,不再是多种多样的政治的主体,而统统成了没有差别的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受制于难以控制的气候变化这一过程。

环境政治学者Sherilyn MacGregor将此放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审视。气候变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气候危机的普及和全球性创造了一个无差别的“我们”——不管是来自南北世界的人们,还是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们,都面临着同一个迫在眉睫的、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气候危机。这导致我们仅仅把气候变化看作威胁无差别的“我们”的纯粹的科学问题,而忽视气候变化的起因根源和差别性影响, 不去批判性地分析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因素,以及其中的阶层、性别权力关系和价值系统。在这个一网打尽所有人的“对人类和自然的普遍威胁”的叙述中,人的社会差异(性别、种族和阶级差异)被抹杀了,我们在选择解决方案时,放弃了考虑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均衡性,无视它对不同社会人群的影响。 但这些分析面向恰恰是是气候正义的题中之义,缺乏这些分析也会妨碍我们找到处理当前困境的路径。对生态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个普遍威胁暗藏了气候不正义的隐忧,抹去了气候变化中性别的尺度,从而将达成性别公正(当然也包括种族、南北公正)的可能性也抹杀掉了。

比如,女性在气候危机面前,由于社会地位、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以及业已存在的结构性性别不公正,而相较男性更脆弱,适应性更差,所受冲击更大。并且,在这个“末世”语境下,女性承担的繁衍和养育下一代的再生产责任更变得更加攸关人类文明的传递。然而,女性因此受到相应的尊重了么?她们所担负的责任转化为相应的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相应的经济回报、政策和技术上相应的社会辅助了么?还是她们在末世语境里更容易与其它趋于枯竭的自然资源一般,成为人类为了生存而争夺的物资,进而作为人们赖以存活和繁衍的再生产工具,沦为“物”或“资源”被压迫和占有?

与女性繁衍养育后代、照顾家庭的再生产责任紧密相连的,是另一个气候变化的去政治化症候带给生态女性主义的挑战,即抗击气候变化要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已经非常内化的观念,比如少开车、少吃肉、少购买衣物(或购买环保面料衣物)、对家庭垃圾更环保地处理。由此,遏制气候变化、减排的责任被抛给了家庭-私人 / 公民-消费者。

当我们再观察改变生活方式的细节时,不难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家庭减排的责任实际上转嫁到了女性头上。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当下这个男权社会仍然是最主要的家庭护育者,负责家庭采购,安排和打理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当通过倡导“改变生活方式”,把遏制气候变化、减排的责任抛给了家庭和个人时,女性几乎要代替全家做一个环境主义者。从生活资料的采购、饮食的安排到垃圾的处理,她们都要因为所谓“减排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从每天做起”的号召而减少家庭消耗和排放,为减缓气候变化而改变日常。这样一来,女性真正参与环境/气候政治的路径,去表达她们在环境政治里本就难以发出的声音,被“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责任掩盖了,“末世”语境下“政治的女性”悄无声息地在“日常”中瓦解了。换句话说,这些减排责任被毫无批判地家庭化、女性化之后,女性真正的政治和公民行动被日常私人行为替代了。

回到在电影里,我看到这样一个对现实的映射:

不死老乔霸占着数个妻子,她们负责为他制造后代,承担着再生产的任务,还被囚禁在地窖里,戴上带着利齿的贞洁环,直到被Furiosa救出不死老乔的势力范围时,才用铁钳将其夹断。当不死老乔在地窖里发现“妻子们”都逃跑时,躲在暗处的接生婆说道:“她们不是物品。你不能占有一个‘人’!”同样,在逃跑的路途中,其中一个妻子因觉生存无望想要跑回去,她一边往回跑一边喊着:“他说过我们是他的珍宝(treasure),他会原谅我们的。”其他妻子将她拉回来,又一遍告诉她:“我们不是物品(we are not things)。”那些战争男孩将“妻子们”称为“breeders”或者“breeding stock”(你尽可以把这些词翻译成负责繁殖、哺育的货之类的词)。显然,不死老乔的统治系统完全将女性作为物品来占有。再看看那些专职产出乳汁喂养不死老乔和他的三个儿子的奶妈们,嫁接在她们身上的不停压榨出乳汁的机械, 象征了男权-资本主义大生产社会将女性作为再生产工具的变异和压迫。

不死老乔的政权,也完全是一个男权体系——一个男性独裁者,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化了的战争男孩。不死老乔和他的三个儿子控制着生态系统和女性,女性和这个末世情境中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一样,是独裁者要牢牢掌控以保证政权的资本。女性在环境/气候危机造就的“末世”中,是毫无权利可言的,甚至不具有任何人的权利,是不折不扣的从属物和被压迫者。主创把故事设定在一个与当下完全不同的、政治和阶级对比强烈的社会构造中,把现实中去政治化的气候建构下,隐匿于日常的女性/自然与男权社会的对立、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的从属地位,以及气候/环境不正义,通过极端的、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电影语言彰显出来了。

我们再退一步审视气候变化这个话语体系,它是男性建构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解决方案,是由以精英男性为主的科学家群体主导的。男性生产了主导性的气候科学和政策框架,几乎主导所有领域(科学、政府、商业等)的气候政治。他们的世界观和既定利益决定了他们以男权-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建构气候议题。比如,气候是可管理的。这不禁让我想到不死老乔的马牙面具,这其实是个只有他能享有的能净化空气的呼吸器,这仿佛预示着:不管环境再恶劣,我也可以通由技术手段来改造和管理我所接触的环境。在现实社会里,这中间还有一条可盈利的科学-技术路径。

如果把目光再放长一点,对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的建构可能导致环境的男权化。环境愈恶劣,危机和紧急状况可能越频繁,越需要以集权、非常的手段来应付环境危机。这就以“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的名义,为环境军事化、男性化提供了合法性借口。

面对这样的情形,生态女性主义应该怎样批判和抵抗?在电影里,如果说Furiosa和女人们去寻找绿洲代表着一种还原前现代的田园式生态的诉求,那么在发现绿洲消失后决定折返回那个可怕的“wasteland”,并最后干掉不死老乔、夺回城池的结局,我十分愿意理解为这样一种隐喻——对当下男权-资本主义秩序下去政治化的气候建构进行根本性的抵抗和挑战。

其实女性在气候变化中的声音是不难寻到的。在历次国际气候谈判的会场外,不乏草根机构呼吁加强女性应对和适应气候的能力,增加技术和资金对女性和儿童的流向。但是,这些声音是与当下假设的能保证人类存活的保守的社会-环境关系合流,并加强了后政治状态下“末世”框架的建构,还是真正坚持了反对男权-资本主义秩序造就的气候不公正的原则立场、提供另一个激进的社会-环境的图景?
答案恐怕是前者。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在科学上被坐实,以及气候/环境的可管理性等去政治化力量面前,重新要求允许竞争性争论的政治空间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提出另一个社会-环境图景、挑战现有秩序的必要条件。有学者提出对“日常”的反思,来揭示当前气候政策制定如何影响个人生活,揭示气候治理如何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积累的途径;MacGregor提出女性应该要求平等的公民权利,要求在气候变化议程中的政治参与,通过要求女性主义在社会-生态的民主辩论中达成影响力来抵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我更赞同女性主义学者Nancy Fraser提出的,用激进的改造战略替代积极性肯定行动策略的批判性构想,以政治再分配的途径改变深层社会结构。所以电影结局中,Furiosa率领一众女性彻底打败不死老乔的胜利,还有被迫每天产出乳汁喂养压迫者的女性打开水泵闸门、惠泽干渴的民众的场景,我十分愿意把它理解为对当下男权-资本主义秩序的根本性抵抗和反叛,一种激进的“政治”的回归。

可以想见,解救性奴、追寻绿洲的Furiosa必将以与不死老乔的男权独裁统治完全不同的方式和体系,来改造和管理这个wasteland和其资源。这呼应了上述观点:只有彻底地反思和挑战现有秩序,才可能提出另一个社会-环境图景,为民众提供新的、现有框架之外的选择。也因为如此,对于塞隆的观点,我无意否定其价值(也无意否定其它所有呼吁应对气候/环境危机的声音),但她反而把这部电影拉到与其它无数关于气候危机的警示寓言一样的水平,而抹杀了电影本身透露出的难得的革命性——生态女性主义的反抗。

这部电影展现的不仅是女性的力量和智慧,不仅是对女性形象的颠覆,不仅是在好莱坞商业大片中塑造了平等的女性角色,关键是这部设定在末世情境的电影,经由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的展现,表达了对现有社会-生态结构的批判和抵抗,表达了对“末世”框架下建构的去政治化的“气候危机”反思和挑战。

电影末尾屏幕上出现一句话:We who wander this wasteland in search for our better selves。人类文明行进到现在,还原田园牧歌式的前现代生态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出逃不是出路,绿洲也可能早已消逝。拯救世界不是要寻找greenland,而是要改变当下的wasteland。这个过程有批判的难度,反叛的痛苦,有激进策略的代价。但这不只是在wasteland上重塑家园、重建美好的自然,更是人类在找寻更好的自己。

延伸阅读:
Swyngedouw, E. (2011). Whose Environment? The End of Natur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rocess of Post-politicization. Ambiente & Sociedade, Jul.-dez, 69-87

MacGregor, S. (2014). Only resist: Feminis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and the Post-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Hypatia vol.29, No.3 (Summer 2014)

MacGregor, S. (2006). Beyond Mothering Earth: Ecological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Care.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Bee, B & Rice, J & Trauger, A (2015). A Feminist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Everyday and Intimate Politics. Geography Compass (2015), 1-12

Fraser, N. (2013).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Verso.

(作者、编辑:朱小朱,Marshland版块编辑)

MARSHLAND

Marshland| 苏联帝国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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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东方历史评论》,微思客经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感谢《东方历史评论》授权转载。本文作者穆雷·费什巴赫,译者刘博雅。图片来自http://e-parembasis.blogspot.co.uk。

Marshland | 编者按
本文记述了苏联瓦解前几年公众的环境诉求、环境组织和生态政治活动家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政治遽变中扮演的角色。苏联的环境和卫生保健危机是由有缺陷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引起的,而这个体系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改革才可以改善。

“自然本身并不会考虑人类世界的行政边界。”苏联治下的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宣布独立时,也拒绝了苏联的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对波罗的海地区“统一监控”的提议;里海沿岸共和国拒绝了一个类似的统一保护当地渔业和森林资源的提议。

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使人们相互对立,环保运动打破了因此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隔阂。环保主义者建立的不仅是一个讨论环境问题的组织,而且是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的一部分,他们共同使苏联成了一个更加民主、开放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处理自然和人的问题是更为平衡且节制。

苏联帝国的生态灾难

穆雷·费什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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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LAND

Marshland| 媒体为什么不能高冷地谈论气候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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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转载,请务必按下述要求进行: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 并标明作者和完整作者信息。

版块介绍:这是微思客专注于环境议题的版块,“Marshland”意喻着一个复杂并待我们不断探索的领域。我们探寻人与环境的关系。

编者按:气候变化这个主题已经在主流媒体的报道视野里存在了25年左右,但如何讲好气候变化的故事,即便是最专业的媒体也感到难以拿捏。对于需要冲突性、事件性和人物个性的新闻故事,气候变化提供了相反的因素,消耗着受众的阅读兴趣。由于“所有人、所有事物都置身其中”,气候报道的面向众多,但各种角度的故事似乎都给媒体设置了话语陷阱,人们也开始付诸于艺术和哲学,寻求新的叙述方式。然而必须承认,媒体报道为气候变化成为一个被全球普遍认识的概念和议题,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才为气候变化进入文化的维度提供了可能,促成新的艺术主题和品类的产生,并日渐形成当下人类生活的新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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