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与反思

海外汉学与反思| 先锋性的汉学研究:解构+批判+和解

*本文由微思客首发。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务必完整保留此说明,并注明: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杨松林。封面图片来源: 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about-fairbank-center

全新版块:海外汉学与反思| 开刊语
本文是海外汉学系列的开刊语,作者旨在以书信的形式将带有“先锋”性质的海外汉学成果予以简略介绍。随后文章将以海外汉学成果为媒介,对其内在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背景予以阐释,并围绕“现代性批判与反思”的核心理念,提出不同的思路,以展现一个处于学术试验田中,且正在形成的另一个“可能”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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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一个“可能”的中国

——给读者们的一封信

杨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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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反思与实践

绿色| 关于桉树产业发展问题的再思考

★感谢作者杨恒授权同意微思客推送该文章。如果需要转载,请联系该作者。

【编者案:桉树今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对中国南部的林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赞成桉树或反对桉树的声音之后,究竟哪一种更趋于事实的真相。本次选取NGO绿中原的工作人员杨恒的文章,希望给大家一个第一线的视野和思考,从而更理性的对待桉树及其背后涉及的产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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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法

思法 · 反思| 当黑暗和法律联姻:“恐怖的法官”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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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为英戈·穆勒(德)所著《恐怖的法官》(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所作的书评。本文的简化版曾发表在《中国改革》2011年第6期。本文经李学尧教授授权转载,感谢李老师对微思客的大力支持!本文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注明: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为李学尧、熊静波。

【编者按】深秋已近,中国的法律人却似乎嗅到了春天。近来,“依宪治国”、“法治中国”等口号不仅成了执政党再次吹响的集结号,更是主宰了近期报刊杂志的头条。诚然,若要“将权力关进笼子”、若要落实“党也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说法,最简单、也似乎最广泛成立的答案,莫过于“法治”这个框框。只是,孟子一句“徒法不足以自行”戳中要害:一个有效而良性运作的法治体系,离不开法律人的参与与实践——甚至不夸张的讲,若法制为骨架,法律人即为血肉;法制为躯壳,法律人即为魂灵——二者相合,方有“法治”落实之可能。而法律人中,与权力最为亲近而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最具话语权的,莫过法官。尤其在今日中国,若无法官认同与践行,“法治”落地近乎痴人说梦。只是,至少从德国纳粹时代的惨痛经验来看,在十字旗下齐整庞大而众志成城的法官们,却未必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志同道合,相反,被政治强力与民族尊荣所驯服的法官群体,实与“法治”同床异梦,渐行渐远。诚如该篇书评所指,看似呆板僵硬的法律实证主义并非纳粹的真正帮凶;相反,彻底放弃法治的形式要件、牺牲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与法律人的批判性,才让纳粹时代的德国法官们“自愿成为纳粹的爪牙,并超额完成了纳粹所期望的镇压、迫害的任务”。思·法希望借这篇精彩的书评提醒读者:追问法的要义所在并坚持依照形式法治脉络进行独立思考的法律人,或许会奉上与时代脱节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但彻底抛弃形式法治而尽情拥抱政治主子的法律人,才是黑暗与恐怖最属意的帮凶。

当黑暗和法律联姻:“恐怖的法官”应运而生

李学尧 熊静波 Continue reading “思法 · 反思| 当黑暗和法律联姻:“恐怖的法官”应运而生”

微思客书评

反思| 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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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第15版,经作者葛剑雄教授授权推送,微思客团队感谢老师的大力支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葛剑雄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不过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或者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其实,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

从晚清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在回国的早期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国期间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并建立的。就是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如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专业或研究所,论著的撰写、答辩、评鉴,学历、学位、职称的系列与评聘,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以我从事的历史地理学为例,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沿革地理,属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研究疆域的变化、政区与地名的沿革和黄河等水道的变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而中国传统的“地理”也不同于现代地理学,只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工具。只是在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沿革地理才有了历史地理这样的发展目标,才发生了量和质的进步。上世纪30年代初,大学开的课还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称,1934年创刊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还是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但到1935年就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创建历史地理学的倡议,自然是接受了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导师、国际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教授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结果。

民国时间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因为每门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外,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解放后留在大陆、以后成为大师的学人,大多是在民国期间完成了在国内外的学业,已经崭露头角。尽管他们的成就大多还是在解放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国学术水平的代表。

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一些学者的代表作还是当初的博士、硕士论文。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早就应该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学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科被“断子绝孙”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彻底取消。等费孝通当了右派,连《江村经济》也成作毒草批判,从此消失。由于一部分民国学人成了战犯、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洋奴、特务、反革命分子、右派、反党分子,或者去了海外,他们的论著被查禁,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更年轻的一二代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才在专供教师和研究生使用的参考阅览室中看到一些民国学术著作,而直到1985年游学哈佛,才有比较全面了解民国学术的机会。

毋庸讳言,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某些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

当然,舆论与公众出现这样的偏差,学术界本身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本来,学术和学人的史实、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应该让公众了解,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即使是高深、特殊的学问,也应该用浅近的语言、形象的方法向公众介绍。在媒体出现不实报道、舆论对公众误导时,学术界要及时予以澄清和纠正,要主动提供正确的事实和评价。但由于学术界往往脱离公众,或者不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些本学科视为常识性错误或胡编乱造的“史实”不屑、不愿或不敢公开纠正,以至积非成是,形成“常识”。而一旦传说被某高层领导认可或采用,不但再也无法纠正,学术界某些颂圣人士与风派人物更会从学术上加以论证和提升,反成了不刊之论。

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从大众媒体到全社会无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有时连他的“弟子”也被尊为“国学专家”,甚至“大师”。在学术界、特别是他的同行和学生心目中,季先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属国学的范畴,而滥用国学实际是贬低了其他学问,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学和梵文的地位。但谁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身分的文章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误导,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所幸不久季老公开表明了他不是“国学大师”,要求摘掉这顶“帽子”的态度。

我还看到过一篇“钱锺书拒赴国宴”的报道,据说他在江青派专人邀他参加国宴时不仅断然拒绝,而且谢绝来人为他找的“没有空”、“身体不好”的借口,要求直截了当回复江青“就是不想参加”。一些媒体纷纷转载,使钱锺书的形象又增添了学术以外的光环。我觉得这既不符合“文革”期间的史实,又不符合钱先生的行事风格,在看到对杨绛先生的一篇访谈后,更断定这是夸大失实的编造,就写了批驳文章发表,此后似乎再未见到这则故事的流传。

对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又有一些不实传闻,如毛泽东曾多次就边界纠纷征询他意见,林彪也向他请教历史地理。实际上谭先生从未有与毛泽东交谈的机会,唯一近距离见到毛的机会是参加他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但因临时通知不到,等他赶到会场时座谈会已结束,大家留着看戏,他看到的只是坐在前排的毛泽东的背影。所谓林彪求教历史地理,实际是他奉命为“首长”叶群个别讲课,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林彪的夫人。如果我顺着这些传闻扩展,或者保持沉默,完全可以给后人留下学术神话,并且会被人当成史实。所以我在《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中如实揭开谜团,复原真实的历史。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微思客书评

书评 | 城市暴力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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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暴力的终结》( Les Villes:La Fin De La Violence?)
作者:索菲·博迪-根德罗(Sophie Body-Gendrot) ,译者: 李颖, 钟震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内容简介:我们应该为那些宣称社会稳定甚至犯罪现象已经减少的言论和官方数据感到骄傲吗?城市暴力是一个过时的现象吗?在城市暴力这个词的背后有何深意呢?《城市暴力的终结?》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回答这些问题。在《城市暴力的终结?》研究的法国、英国和美国三个国家中,通过分析每个国家的城市安全问题及城市暴力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应对方法,作者为我们勾勒出其社会宏观变迁的轮廓。作者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阐述了三国预防犯罪政策和城市安全政策20年间的变迁。在安全“共建”中对创新的不同态度和对居民的不同支持力度促成了差异极大的治理模式的出现.同时也清晰演示了地方民主的运行过程。(来源于网络,特此说明)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作者为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经作者授权,微思客得以推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城市暴力的反思
——评《城市暴力的终结》
陈伟

城市对整个人类文化领域的贡献极其广泛。城市创造了政党与政客,催生了科学与艺术,也是不少宗教的发祥地。城市化则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传统中国,城市是中央皇家行政的延伸,城里的居民也不是独立公民,城市乃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永远是中国人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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