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审查与电影分级 | 微思客

对一个在中国电影、电视剧爱好者来说,大量的剧集都不能通过正常观看渠道获得,因为在中国实行了严格的管控制度。这篇文章中,作者发出了疑问,这些制度是合理的吗?
重木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
近年来,美剧发烧友发现,一些美剧悄然间因为“政策问题”从视频网站下架。反复发生的事件,令网友们的目光一次次聚集到广电总局身上。在中国,什么样的电视剧与观众见面,由广电总局掌控。国产剧如是,外国剧也难以逃脱。广电总局通过这么多年不辞辛苦地劳动,把电视机、电影院和网络管理得井井有条,绝对不容许任何在他们看来是“不合适”的内容进入国民的视野之中,以此来保护国民思想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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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李小云:职业公益人不是超级志愿者 | 微思客

编者按:上周微思客推送了一篇文章《李小云:公益让我们超越了对资本的憎恨和对自本人贪婪的预设》。文章推送之后,读者对此文的反馈非常热烈。有读者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不去质问政府、不去检讨制度,而是企图通过公益来进行资源再分配?“ “中国中产也被剥削得不行,还要通过把公益渗透中产阶级来调节财富分配?”。为此,小编特意找到了曲晨的这一篇反驳李教授观点的文章,给读者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曲晨|凯风基金会项目助理 繼續閱讀 “反驳李小云:职业公益人不是超级志愿者 | 微思客"

《长江图》的时空架构与史地线索 | 微思客

《长江图》终于在国内上映了,影片可视为导演杨超写给长江的史诗,在秦昊饰演的船长高淳的回溯之旅中,不仅他与安陆的艳遇充满魔幻和迷思,其中对消逝长江的慨叹也溢于言表。小编回家途中一次次经过长江大桥,但没能如此完整地凝望长江,可以说,胶片电影的独特颗粒质感,将雾气茫茫、水色旖旎的长江景象拍得相当震撼。尽管这部电影早已在今年年初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摄影类大奖,但上映后的排片率依然低得惊人,电影“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实在叫人扼腕叹息。
谢昊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
《长江图》上映之前发布过若干组概念海报,最打动我的一张是一副水墨画的横陈女体。一艘船沿着穿过女性身体的河流,由下往上驶往子宫,而被河流劈开的身体成为两岸起伏的山峦。
这幅海报暗示着电影的宏大设定,将长江比作女性的身体,船只的逆流而上既是在交媾中回归母体,也是沿着长江探寻文明的起源。
电影充满丰富的意象和隐喻,但基本叙事还算清晰。男主角高淳因父亲故去而继任船长,第一起运单便要从上海逆长江而上到达宜昌。出发时高淳找到一本名为《长江图》的诗集,后来发现在地图上标注的地点多次遇到同一个女人安陆。随着船舶前行,越到上游女人越年轻,最后一直来到长江源头安陆母亲的墓前。
而电影的第二层故事正是以倒叙的手法回顾这个女人的一生。在高淳逆流而上的同时安陆顺流而下,两人在不同的时空中相向而行,营造出一种别致的景观。值得玩味的是,高淳是南京市的下辖区,安陆是湖北省的县级市,两地分处长江流域的不同地段,也暗指两人之间的差异。
诗集作为全片重要线索作于1989年,考虑到高淳摆满船舱的书籍,不难认为这是他年轻时所写。原来高淳年轻行船时爱上了一位有家室的女人,两人顺流而下,一边写诗一边寻欢作乐。但很快就被女人的男人发现,男人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而选择自杀。高淳出于种种考虑选择离开安陆,安陆万念俱灰,投河自尽,所幸活了下来。后来安陆继续沿江而下一路寻找救赎,最终来到上海,在驳船上经营皮肉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安陆自杀的丈夫由王宏伟扮演。王宏伟在贾樟柯早期电影《小武》、《站台》中饰演的外表玩世不恭、内心敏感细腻的县城青年,现在已是当代电影史上的经典符号。如今二十年过去,王宏伟成为老实木讷为情所伤的中年人,不免让人唏嘘。但细细一想,《长江图》中自杀桥段的刚烈和颓唐何尝不带有当年小武的影子。
如果将这两层故事讲好,以一本诗集串联起两个时空的魔幻爱情故事,已经需要相当不凡的叙事技巧和人文关怀,在乌烟瘴气的国产片市场中已经非常难得。但通观全片,导演杨超的野心显然不仅于此。
电影以爱情为主线逆流而上,从长江沿岸重要城市选取宗教、掌故、地标、民俗等典型意象,呈现宏大立体的史地背景和时空格局。但这些意象的加入一定程度上弱化叙事,降低了观赏亲和度,也是电影多受指摘的重要原因。
在《长江图》的观影过程中,我不自觉地联想到今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哭声》。《哭声》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小山村的惊悚悬疑故事,却通过重重隐喻传达现实映射和宗教关怀,尤其指向韩国近现代史上本土宗教和日本神道教的冲突。但必须承认,由于文化的隔阂和疏离,第一遍的观影体验相当糟糕,直到对相关历史文化略加了解才明白导演的良苦用心。
而与之相通,《长江图》通过男主角一场逆流而上的航行,用丰富的意象架构起长江的壮阔图景。文化意义上的长江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有诗性的想象,有历史的传承,有代际的更迭,非有在地的长期生活经验不能理解。同时,电影不指涉具体一端,发散性的铺陈和大量留白可以最大程度唤醒观众的生命经验。
我家在四川一座县城,长江一条二级支流穿城而过。小城人安逸自得,享受着长江水系的丰沛滋养,却也时时向往顺流而下,见识大江大海的波涛。因此,我对长江流域的生活图景并不陌生,也对《长江图》中撷取的史地意象有着充分的文化想象。
按照船舶行进的顺序,在长江入海口上海,高淳和安陆第一次相遇。此时安陆已经从不经人事的少女沦落风尘,长江也历经了上万公里的征程,从朴拙的田园牧歌驶向成熟的工业文明。
在荻港万寿塔,安陆与僧人辩难罪与非罪。丈夫因自己不忠而自裁,安陆背负沉重的罪孽,苦苦追索救赎之道。辩到最后却是信仰的虚无,佛教依然不能给予解脱。与安陆相对应,节庆日一群人在河滩上烧香拜佛,向所有的神仙祈求福报。不信神固然是一种虚无,信所有神未必不是一种更悲哀的虚无。
船舶继续航行,安陆在河岸的沙地上写下屈原《天问》中的诗句:“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屈大夫诘问天地如何交界,日月星辰如何布列,当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安陆借用屈原的诗句对高淳背弃承诺进行控诉,同时也是电影对经典文化符号的致敬。值得玩味的是,安陆投河自尽,正暗合屈大夫魂断汨罗的结局。
上海至宜昌,电影选取的都是带有东方古典美学色彩的意象。在和悦洲、小孤山、观音阁,高淳和安陆一次次重逢,又一次次错过,但长江的魂灵始终萦绕在侧。直到三峡大坝,人类的力量将长江拦腰截断,水位抬高上百米,库区自然人文环境深刻改变。旧的美学体系被打破,新的审美被建构。放眼望去,整座大坝俨然一座机械教堂。
于是,在一片雾气弥漫中,望着大坝开阖,高淳潸然泪下。
编辑: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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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沉默比“道德绑架”更危险|微思客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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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围绕知识分子的沉默是不是一种“权利”,萧瀚老师写了篇质疑我的文章(《律己的道德以及社会分工》)。辩论到了这个阶段,就开始有点好看了,因为我们进入了“角色互换”的境界。

萧瀚是一位极勇敢的写手,他写的一些东西连我都替他担心,而他也为自己的敢言付出了代价。然而,恰恰是他反对所谓的“道德绑架”。和他相比,我则保守许多。在某种意义上,我恰是那个坚持“职业主义”的人。

我认为中国敢言者太少,而敬业者也不多。敢言固然可贵,但是并不能代替敬业,而我之所以偶而也貌似勇敢地说了几句话,完全是职业性质使然——我的专业是宪法,以宪法评论政事,肯定会批评国家政治中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至于要求别人如何,我是十分不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忠实的儒家,凡事先做好自己,然后也就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管他人了。

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个人态度是和萧瀚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有人关心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并提出要求,我会回到自己的专业出发点,坚持他是有这个权利的;无论在法律还是道义上,道德批评并无任何不当之处。这是我和萧瀚的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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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变迁,代表了政改的何种转向?

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研究助理

去年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不再提及严格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随后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上,中国政府取消实施了超过30年的一胎政策,通过了普遍二孩政策。这种转变,意味着新一轮的政治改革似乎已经起航。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韦爱德教授(Edwin A. Winckler)在《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一书中认为,这是“中国列宁主义的新自由转向”(the neo-liberal shift of Chinese Leninism),中国政府正在面临一种更为深入的改革诉求;一种更为全面和制度化的政治改革:以人口为核心,辐射到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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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苏珊长期从事中国人口政策的人类学调研,关注于意识形态符号通过制度表达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心理、行为与思想上的影响;韦爱德则是著名的中国人口制度专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顾问、美国国务院政策咨询专家、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其对于中国人口的制度学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

这本书创新性使用福柯的“统治术”理论,通过人类学与政治学的结合,完成了对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全面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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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互联网巨头为何在中国落败:一种文化需求视角

董洁林|董洁林博士现任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和学术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并担任多家国际媒体专栏作家。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过去二十多年,美国著名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纷纷来到中国,但却先后铩羽而归。从两种文化不同需求层次结构的视角,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美国互联网巨头在中国落败的原因。

“中国Style”与“硅谷Style”

敦煌是中国西北部、俗称“河西走廊”上最西边的一座城市,不到二十万居民。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有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莫高窟,因此接待游客是当地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2016年6月中旬,这里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

一百多位中国各地的公司老总、创业者和VC合伙人在盛夏之季来到了这里,参加一个名为“混沌大学”的民间创业培训班。培训班的组织者叫李善友,一位原中欧商学院的知名教授。此时,他像摇滚明星一样在台上激情四射地演讲着。
台下的学员更是星光熠熠,包括中国顶级摇滚明星汪峰,他正在做一家耳机公司;还有已经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新东方创始人和CEO俞敏洪,和新东方的另外一位创始人、著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以及中国上市公司新希望的富二代掌门人刘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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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新闻业的自恋感

忘情风|生活在南方的媒体人。

不久以前,我去听一场新闻从业者的学术讲座。讲者当时是知名的理想主义者,某报的首席记者,写出的报道颇有影响、也常有争议。不过,到学校来举办学术讲座,大多数记者也只能就自己的某篇代表作剖析来龙去脉,讲故事的立意,大于学术上的反思与辨正。

这位先生也果不其然,开口就宣称自己的江湖地位,顺势导入奠定地位的代表作,讲惊心动魄的调查、曲折惊险的采访,三段式的最后是升华——到底有没有舆论审判?他以自己的亲身阅历给出的答案是,自己初入江湖是认为没有的,现在认为是有的。而正是认识到舆论审判的存在,从截然相反的角度切入,才造就了自己的名篇。

类似于我们经常听到的学术讲座,“这是一个探赜真相、不畏险恶的,关于勇敢、正义、良心的故事”,讲者总是愿意传达这样的理念。故事的冒险性和正义性,通常会深深感染未出茅庐的莘莘学子们,于是他们笃定决心,要秉持着铁肩担道义的理想,要成为鞭笞黑暗的社会良心,从此扎身进入了深似海的新闻生涯中去。

怀秉理想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没什么不对。但新闻业对人的感召中,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超越感召的自恋——没错,是有不断的议程设置在改变社会状态,也通常有记者以一己之力,扳倒某个高官、改变某项法律。然而,这也对应产生了“舍我其谁”的自恋气质,拔高新闻业的公共精神。不过,新闻业再怎么具有公共精神,说到底也只是一项职业,假如谈奉献、谈责任,那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跳槽转行?

所谓“自恋”,是在做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时,过分的渲染其上的道德光环,甚至把它描绘成吸引自我的唯一。当然,有些人愿意这样做,但其成为普遍式的新闻教育时,不可救药的自恋心态就开始蔓延,前些年纸媒状态还好时,这种状态甚嚣尘上,媒体人总是觉得自己的职业高人一等;这些年纸媒状态下滑,以理想生存的浓眉大眼们,也开始自觉放低身价了。从自我反省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不愧是个好东西。 繼續閱讀 “告别新闻业的自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