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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影性侵事件”:冷眼旁观下的道德判断 | 微思客

《蓝》剧照,图片来自:https://movie.douban.com

普通读者“第十四期”编者按:

在进入正文前,需要指明:本文无意探讨阿廖沙披露的性侵是否属实,也不涉及对阿廖沙的精神状况的分析,在更多事实证据披露之前,我无法确知“北影性侵事件”的真相。但事件曝出后卷起的现象作为既定事实,是值得我们去分析讨论的,当阿廖沙疑似被性侵,《关于“北京电影学院性侵事件”的班级集体声明》在网络上披露,但这份声明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主观道德判断而选择的公示型冷眼旁观。

“北影性侵事件”:冷眼旁观下的道德判断

宗城

风来了/雨来了/他们为什么都知道/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你说话声音太渺小 。

——《欲水》

我们知道,冷眼旁观在若干情况下构成伤害。当暴力正在进行时,如果一个人有能力阻止暴力,却选择冷眼旁观,他将成为施暴者的帮凶。比如:一位男子当街殴打妇女,如果旁边站着的是孩童,他没有能力阻止,他旁观或闷声离开,这可以理解。可如果旁边是身体健全的成年人,甚至是一群人,他们却对殴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际上他们助长了了对那位妇女的伤害。身体上,他们本可以阻止殴打,但没有;精神上,一个个体被侵犯时,外人的冷眼旁观,那种无情的冷酷足以摧垮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信任和反击侵犯的勇气。

关于这种情况,过去人们有过不少论述,曾良君在谈论小说《朗读者》时说:

“在德国,所有从二战中存活下来的人,其实都是不道德的,要解释这个不道德,首先得明确一个逻辑概念,那就是,当正邪两件事情同时在你眼前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什么也不做,看似中立,实际上你已经站在了邪恶的那一方,既然你偏帮了邪恶的那一方,那你就是不道德的,是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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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欧盟单一市场,英国怎么办,怎么看? | 微思客

编者按: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月17日在伦敦发表主旨演说,阐明了英国在即将启动的脱欧过程中的目标。演说的关键点是英国将退出欧盟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的声明。这一声明终结了近半年的硬脱欧/软脱欧的政策辩论(软脱欧派认为英国虽然按照公投民意脱欧,但应为了经济利益,留在单一市场)。

pic-27.jpg英国公布脱欧方案:退出欧盟单一市场

HyLiu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LLB),求学、工作于世界各地,关注法律,政治等话题。

欧盟单一市场的重要理念是让天下(欧盟内)没有难做的生意。但下文将会为大家解释,单一市场不单是简单的市场 ,只要选择尊重脱欧公投结果,退出单一市场几乎是必然选择,英首相退出单一市场的决定也毫无意外。更复杂的问题是,退出单一市场后,英国将如何继续与欧盟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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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职称的目的是评价人才丨微思客

(新华社/图)

王庆峰 | 微思客监事

全国5500余万专业技术人才将迎来一个利好消息。日前出台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方式,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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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爱心泛滥的社会吗?| 微思客

许英杰|微思客WeThinker传媒撰稿人

(罗尔在微信发表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

罗尔事件引爆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众觉得自己纯洁的爱心被糟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吃瓜群众在面对网络求助时,往往很容易上钩、甚至主动咬钩。求助募捐信息在当下的朋友圈琳琅满目,甚至许多家庭遭遇不幸的新闻在网络发酵后,本没有求助意愿的主人公,也会收到大量捐款,有好心的受援者甚至只能原路退钱。以至于混杂其中的许多诈骗诱饵,吃瓜群众们也是奋不顾身、一拥而上咬钩。仅从这个现象来看,这个社会似乎真的是到爱心泛滥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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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足越踢越烂,球迷却越来越爱?|微思客

许英杰| 微思客WeThinker传媒撰稿人

毫无意外,国足又一次输了,而且是输给了内忧外患的叙利亚和鸟不拉屎的乌兹别克斯坦。网络段子手不忘揶揄,称“叙利亚各派为此停火48小时进行庆祝,授予国足诺贝尔和平奖也不过分”。

自从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以后,这个国家早已远离了“国穷民弱”的历史,似乎一直沉浸在“快速进步、实现奇迹、创造辉煌”的激情中。但至少在足球这个领域,近70年来,我们却一直未能站起来,还屡屡感到一种东亚病夫式的屈辱。曾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还是一个催人奋进的目标,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悲壮的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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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有边界?从鲍勃·迪伦获诺奖谈起|微思客

重木|微思客传媒撰稿人

北京时间2016年10月13晚7时(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1时),美国著名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消息公布之前,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获奖的假消息在网上疯传,结果一些主流媒体也误以为是真的。最终当诺贝尔官网放出鲍勃迪伦的信息和相片时,人们才在一头雾水和迷惑中渐渐确定获奖者并非诗人,而是一个民谣歌手。舆论哗然,我想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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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费“村上”、惊叹鲍勃·迪伦,文学奖对局外人还有什么用?|微思客

宗城 | 微思客撰稿人,706青年空间专栏作者,凤凰文化、文汇APP外约作者

鲍勃·迪伦把歌唱到了瑞典文学院。

昨天傍晚,从朋友圈得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新得主。不是此前疯传的阿多尼斯,不是提安哥,也不是罗斯,而是鲍勃·迪伦!一位常人眼中的民谣艺术家。

此前波澜不惊的“诺奖”话题,一下子炸开了锅。诺奖的评委们再次告诉世人——这从来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奖。莫言、莫迪亚诺、阿列克谢耶维奇,今年的鲍勃·迪伦,诺奖评委们自己就像叛逆的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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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种忠诚?——对吕正惠先生《新中国统治下的寻常百姓》的一点评论|微思客

林猛|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并担任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理论与制度、公民社会与社会组织、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亦较多从事学术翻译工作。

《历史缝隙中的寻常百姓——父亲母亲的一生一世》

作者:么书仪

台湾人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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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税与累进税,哪个更可取?|微思客

封面图片:曹一(来自南方周末)

 

实行低税率的单一税更合适。
陈斌|南方周末评论员 

据报道,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工作的重点,包括“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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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的“种族主义”风波与伦敦的治安事实

孙金昱|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理论博士在读,一个努力与拖延症斗争的微思客编辑

敲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从伦敦一班早高峰人满为患的地铁上下车,转往另一班去往东郊、相对清闲的地铁。

车上的乘客集齐了各式着装和各样面孔,小心翼翼地给每一站新上车的乘客挪腾出位置,同时也尽可能地保持着和他人微小的距离。车厢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的,除了进站前后几声“对不起”和“谢谢”。

在伦敦,地铁是最能领略其多样性的场所之一,地铁也是最能领略其“不列颠”一面的场所之一。

多样的伦敦因为国航机上杂志《空中之翼》的一则旅游安全提示成为国人这几日关注的焦点。这则提示提到伦敦整体比较安全,但是游客要避开那些印巴裔和黑人聚居的地区。如果希望提醒游客注意安全,更有效率的方式显然是告诉游客治安较差的地区名称,而非标记居民的族裔背景。伦敦犯罪地图一直属于公开信息,并不难查询。遗憾的是,作者不愿意多做一点功课,任由自己被刻板印象与偏见支配,草草将治安问题引向印巴裔和黑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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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源于伊斯兰教?|微思客

@Araby阿拉比|微思客特约作者,现居美国华盛顿

法国杂志《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的事情在微博微信上都有了热烈的讨论,我看到不少关于伊斯兰教如何本质上是一种野蛮暴力的宗教的文字后,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反驳。于是,有几个热心网友发我链接、给我看视频,以说服我相信伊斯兰教的“不可救药性”。更有位网友不停地警告我若不对抗绿教,我的末日就要到了。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得不拉黑了他(对不起了,这位兄弟!) 当然,也有人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不可救药,只是急需现代化,即,宗教改革(这个问题此文将不涉及,下次再讲)。

我不是说现在的恐怖主义完全和伊斯兰教没有关系,毕竟,这些实施自杀性袭击的人,还有基地组织、ISIS这些恐怖组织都是以伊斯兰的名义开展的。我要质疑的是这样一些流行的观点:伊斯兰教文明本质是暴力的;这些恐怖组织的形成都是因为狂热地信仰伊斯兰教而导致的。 Continue reading “恐怖主义源于伊斯兰教?|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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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象牙塔内忌“三贪” | 微思客

在本该清净的校园内,上演一场场政治模仿秀,在普通学生的眼里,那些主任、主席们在一个特殊的权利圈内,互相支撑,固若金汤……
宗城 | 微思客撰稿人,706青年空间专栏作者
大学富有培养人才、传播知识、钻研学术、教化社会等职能,而大学生,显然是这座象牙塔人才培养的主体。蔡元培谈论起自己的教育观时说:“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然而,从今天来看,且不说“做学问”早已不是大学的唯一宗旨,即便大学生存在“做官发财思想”,也成为不必苛责之事,往好的说,一所优秀的大学不因培养政客和商人而羞愧。但大学有一股积聚已久的浊流却不得不让人警惕,那就是在大学生中日益弥漫的“贪财,贪权,贪名”的风气。
 

习主席拳打老虎,脚踩苍蝇,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皆因中国大陆贪腐成风,环境如此,象牙塔内亦不能幸免。大学生限于资产水平、所处年龄阶段,贪财的数额和严重性自然还比不上长辈,但也触目惊心。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既存在资本被疯狂抢掠、官商纠缠不清的时代问题,又徘徊着传统人治观念中重人情轻法度的幽灵,投射到大学生的成长道路上,就是青年在价值观培养中被更多注入对金钱的重视,却疏忽于强调追求金钱也要遵循法律公正。

比如:青年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尤其是长辈),不拒绝“意思意思”,甚至将主动送礼视为常态。由此,大学生的思想闸门逐渐松动,雪球越滚越大,从小利小惠到将来职场上、官场上的惊人数字,也就可以预见了。

大学生贪财的另一体现,是在社交中更注意攀附权贵子弟,并且在与他人交往中,往往会留心他人的财产状况和“钱途”,如果此人家境殷实,出手大方,那么他的身旁往往不缺乏校园同学的追随。同时,在追求金钱与钻研学问之间,大学生的天平倾向前者早已不是新鲜事,符合程序地追求金钱并不恶劣,但如果采用策略是歪门邪道,就免不得提个心眼。
 
比贪财明显的是贪权,学生会等组织团体是大学生贪权的重灾区。大学生在竞争这类组织团体的职位时究竟是出于为学生谋福祉,或者锻炼自身,还是“官瘾”作祟,看重了所争职位享有的权力和优惠,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也许兼而有之,但学生会等组织团体内部,早早形成的不健康的权力、辈分崇拜氛围不言自明,具体而言,大二、大三的会天然享有比后生更高的话语权,在各项赛事和评比中也会相对享有优先权。而有意在学院中竞争更高学生职位的,在平日生活会更注重经营关系网,学院内部也会形成小团体般的存在,这些小团体会成为竞争之人的中流砥柱和造势发源地。大学生对职位的定位不光是关心它在校园的实际地位、具体权力乃至校方对其的重视程度。在过足权力瘾的同时,他们借此丰富履历,将其充作未来跻身更高权力层的跳板。
 
有关大学生的“贪权”的原因, 12年9月,经济观察网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大学名利场》,当中有一段谈到:
 
据郑融的了解,绝大多数学校对于学生会主席都有照顾政策,比如保送研究生或者推荐工作等等,他认为这是很多人参与竞争的一个直接原因。至于其他的好处,李谊举例,“有时候入党竞争者太多,在班里申请往往需要等很久。但如果是学生会部长以上,大家都是政治素质过硬能力突出的同学,在学生会申请入党批下来的速度就会很快。”
 
某种程度上,大学生的“贪权”不过是社会权力崇拜氛围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即将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人才,不少大学生专业能力进步缓慢,但却早已在校园中经历组织锻炼,熟谙权力崇拜的规矩。即便是本意增进认识、联络感情的饭局,似乎也漫散着因权力不同而形成的地位之分——座次如何安排,发言顺序,谁负责点菜,敬酒顺序等,都成为了可以琢磨的门道。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在一次随机向460位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29.31%的受访者聚会频率达到每周两次以上,其中本科低年级占63.52%。所有受访者中,38.08%的大学生在聚会社交方面的开销占生活费的比例超过30%。
 
和贪财、贪权紧密联系的就是“贪名”,很多时候,大学生们甚至试图兼顾三者。官场政坛中贪名之徒屡见不鲜,《史记·商君列传》中描述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如今大学生也日益贪名,既有校园圈子内的名,也有社会层面上的名。在具体操作中,比如:学历造假,编织履历;代写论文,追求数量;积聚头衔,马褂加身;附庸风雅,阿谀上层……而这些现象,又往往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官场化紧紧缠绕。大学生对于自身形象、名声的重视,甚至更甚于提升自己的专业实力。古有郑人买椟还珠,今日大学校园,也处处可见郑人的身影。
 
但是,大学生贪名现象日益严重绝非大学生群体一者之过。如果细细深究,且不说上文提及的社会整体风气,我们是否还应考虑大学生成长路上教育策略的得失,以及整个大学环境的变化?高校在对外宣传上普遍通过名流校友(哪怕只有一点关联)为自己贴金,下至职员,上至领导,也加入积累头衔、攫取名望的热潮中,在对学生的教育中,也时时刻刻强调着“改变命运,出人头地”的论调,这些,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生的行为。
 
大学生的三贪——贪名、贪权、贪财,可转述为精神贪腐和物质贪腐。某种程度上,大学再不是什么精神净土,也不是保证封闭的象牙塔,贪腐无孔不入,于无声处污浊校园。这股贪腐之风,无论是本文主要提及的大学生,还是大学的另外人群,例如高校领导与老师,都无法置身事外。基建项目、物资采购、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等,都可以成为贪腐的发生地。而这些,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大操大办找原因。教育产业化,大学竞相拼速度,本科扩招俨然“大跃进”,博士研究生涌进大量水货,乃至假评估、学术造假、大学城风潮、大学圈地运动等,如此心急,问题自然繁多。
 
腐败不惟物质贪腐,精神上的同样可怕。如今,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舆论都强调反腐的重要性,但值得思考的是,中国的腐败往往无法根治,每一次运动式反腐后,仍然出现反弹。当下,中国全民间社会都在控诉腐败,政府和执政党也是每天讲反腐败,把腐败提升到亡党亡政的高度,那么谁在搞腐败呢?我们又在反对谁呢?我们难以揪出“那个人”,是因为那个人身边的人太多相似,在一大片泥淖的土壤中,站稳脚跟的反而成了少数。
 
龚克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说:“大学不是衙门,是师生融合在一起、大家有共同精神追求的和睦大家庭。学校是为学生存在的,校长、教师都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的。”但是,现状却让心怀憧憬者难以乐观。大学不是衙门,但衙门的很多问题,正在大学里滋长,像秋天的落叶,徘徊在师生的头顶。
编辑: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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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蜗藤:为什么中国有权取回库页岛?|微思客

黎蜗藤|历史学者,研究兴趣为中国边缘地区的历史。着有《钓鱼台是谁的——钓鱼台的历史与法理》、《被扭曲的南海史——二十世纪前的南中国海》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长达百年时间中,受尽屈辱。1999年,澳门回归,标志着除了和俄罗斯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外,中国把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后果都消除了(从领土上说)。现在中国正走在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如何消除帝国主义留给中国的最后痕迹,成为每一个爱国人民的所关心的事。

最近俄罗斯由于强夺邻国领土而陷入空前孤立和危机,全赖中国为其撑腰。中国废除最后一批不平等条约,恢复被帝国主义强夺的北方故土的机会千载难逢。中俄的东部边界应该以尼布楚条约为基准。此后所签订的条约,无不是在武力、武力威吓或者趁火打劫之下,不平等地夺取的,都理应在要废除的目标之内。 Continue reading “黎蜗藤:为什么中国有权取回库页岛?|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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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铁饭碗,天地更宽广|微思客

高校、公立医院取消事业编制,是打破铁饭碗,但天地会更宽广,必然会带来公平与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陈斌|南方周末评论员。

看风向知趋势,事业单位改革要动真格了。2016年7月下旬,人社部召开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在介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下一步工作安排时,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根据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为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为公益二类。“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由此可见,将取消事业编制的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一些地方已有试点改革了。日前,有媒体报道了深圳的一个案例:2012年开始投入使用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一家没有行政级别的公立医院,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就深圳而言,2015年5月深圳市通过的《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深入推进公立医院政事分开改革,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行政级别,促进不同级别医院按照专业化管理要求依法治理”。

那么,如何理解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

先看看什么是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吧。如果一个行业,没有企业准入门槛限制,企业是自由竞争的,对雇员的从业资格也没有设置很高的前置要求;该行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没有价格管制,其他各类管制也较少。这可以算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

说得再细一些。一个行业可以细分为两个市场: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如果这两个市场都是自由竞争的,那这个行业就是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例如手机行业,市面上有N种品牌与机型,手机价钱是随行就市的,所以产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英语老师也可以去开手机公司,代工产的大门是敞开的,欢迎你去当普工,所以生产要素市场也是自由竞争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教育与医疗行业。这两个行业的公益性或非营利性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是不收学费的,高等教育及医疗服务是有价格管制的,比实际市场价格要低;因为这个,公立学校与医院享受政府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当然,也有一些中小校通过收取借读费、赞助费将部分学位以市价卖出去,一些公立医院通过特需门诊将优质医疗服务以市价卖出去。不过,总体上,这两个行业的产品市场是受到政府高度补贴与高度管制的。

一直以来,高校与公立医院是有事业编制与行政级别的,意味着这两个行业的生产要素市场也是高度管制的。曾经某地招清洁工提供事业编制,大批大学生或硕士去应聘;某地招城管提供编制,连博士与海归都去应聘,这就是编制的魅力所在。编制是值钱的。某地有编制的清洁工花钱雇人替自己干活,这中间的差价就是编制的市场价值。

有无编制造成同工不同酬,那还是小事。编制还是护身符。在事业单位,总有一些能力与德性低下的人仗着有编制在身,对单位贡献甚小甚至为负,但单位往往拿这种人没办法。要辞退一个有编制的人太难了。

现在,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要取消事业编制与行政级别,公开招聘员工,与员工订立合同,让编制的市场价值归零,意味着这两个行业的生产要素市场得以松绑,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所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含意是,继续保持这两个行业的公益性与非营利性,政府继续对这两个行业的产品市场进行高度补贴与高度管制,但要取消这两个行业的事业编制与行政级别,让这两个行业的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这才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正确打开方式。

另外,“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亦饱含深意。管办分离对教育与医疗这两个行业实现“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是至为关键的。此话怎讲?

“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有的。现在,由国资委来行使出资人的职责,掌管一个地方的国企与国有资产;政府部门专门行使行政管理功能,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这运动员与裁判员各司其职,没有利益冲突问题。但在教育与医疗行业,各自的行政主管部门既掌管辖区内的公立学校与公立医院资产,又行使对行业的监管功能,这是集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角色与一体。

未来,在教育与医疗行业,也应该设立行业国资委,或者干脆划归同级别国资委,让各自的行政主管部门来专司监管之职。这样,这两个行业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没门”才能一一被拆除,这两个行业的生产要素市场才能进一步实现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总之,高校、公立医院取消事业编制,是打破铁饭碗,但天地会更宽广,必然会带来公平与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编辑/青蜂
原文载于2016年8月5日《南方周末》,系南方周末评论员陈斌作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及刊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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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在习以为常中丢掉自己的灵魂

牛道伟|重庆邮电大学通讯研究生

囚禁在这个以灌输知识为背景的社会环境久了,就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对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只按照习惯来做就可以了,从来没有考虑过它的对错,进而会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甚至极度扭曲这些事情的激情与正义,然而对此我们却丝毫没有觉察。

曾经自认为进入社会久了,会成熟起来,觉着有些事情合情合理,按照大家公认的逻辑去做,习以为常而已,然而殊不知自己正在滑向灵魂邪恶的深渊。以前的自己看到别人身体有缺陷和异样的面孔时,总是带着一股优越的姿态盯着别人,甚至流露出鄙视和憎恶的表情,对此却习以为常,可当知道不仅盯着别人看本身就是不礼貌的行为之外,而且表情流露出的喜悦恰恰是内心的肮脏与不堪;看到一个乞丐躺在地上乞讨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厌恶与躲避,还不停的咒怨:活该,谁让你不努力才导致这样的落魄的下场,理应该如此。而后来不仅发现我的浅薄,还窥测出我对弱者竟然也如此的麻木与不仁,更何况,我在某方面也是弱者,弱者竟有资格歧视弱者,内心又是何等的扭曲;在看到别人智障的孩子时,孩子出格的动作总是让我莫名地怀疑起他们的父母的智商,还给自己找个借口,都是这样的,孩子的智商是由父母决定的,后来我才发现我的不堪,竟是如此的邪恶和残忍,智障孩子的父母已经不幸,何况我又在他们的不幸上再补上一了刀。我自以为我受过教育,读过一些书,然而在这些习以为常面前,我的灵魂已堕落到了谷底。

Continue reading “不想在习以为常中丢掉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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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评| 周濂: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

★本文原载于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27期),经作者周濂授权,由微思客推送,以飨读者。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周濂|北京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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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爱因斯坦,和罗素一样“不务正业”。他品评时政指点江山四面出击,他写牛顿写开普勒写居里夫人写圣雄甘地,他探讨黑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他反对核武器主张世界政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过公共知识分子最爱谈论的那个话题——批判资本主义。

在1949年发表的《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抨击资本主义过度的竞争意识及其对掠夺性成功的顶礼膜拜,认为若想消除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就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

这篇短文引来了各种非议,根据理查德·A·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的说法,直到1970年仍有经济学家撰文痛批“该文质量低下”。波斯纳更是因此把爱因斯坦当成专业化时代里“既聪明又愚蠢”的学者典范:聪明自不待言,拜托,他可是爱因斯坦!至于愚蠢,波斯纳的意思是说,即便伟大如爱因斯坦,对经济问题也可能不甚了了,一旦由于过度自信而贸然越界发言,往往就成了“砖家”,而不是专家。 Continue reading “酷评| 周濂: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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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极端主义的心理学

An Islamic State training camp for children in Syria’s Raqqa province

编者按:6月12日凌晨,美国奥兰多同志夜店Pulse的大规模枪击案造成了50人死亡、53人受伤,枪击者为29岁的美国阿富汗裔公民Omar Mateen。6月13日晚,在法国巴黎郊区,一名警察及其女伴被杀,凶手为25岁的法国公民Larossi Abballa。这两位凶手均声称效忠伊斯兰国。为何宗教极端主义对年轻人有如此吸引力?我们应该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看待自杀式恐怖袭击现象?在去年11月13日的巴黎恐袭前,法国《世界报》曾就这一问题采访巴黎七大精神分析系主任Fethi Benslama教授,他与记者的谈话或许可为我们解惑。

Fethi Ben­slama|巴黎七大精神病理学教授,精神分析学系主任,从80年代开始,便热衷研究宗教心理,曾出版编纂《伊斯兰主体性的战争》(La Guerre des subjectivités en islam)、《理想与残酷,极端主义的主体性与政治》(L’Idéal et la Cruauté. Subjectivité et politique de laradicalisation)等著作。

该访谈做于去年11月13日的巴黎恐袭之前。

精神分析学如何帮助我们思考伊斯兰主义[1]在一部分年轻人群体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极端主义现象涉及诸多面向,我们有必要从政治、历史和临床心理三者交汇处,对其进行阐释。根据目前的数据,法国被清点的极端主义者中(内政部于2014年年4月启动了反圣战运动的热线举报电话,现已有3100人被登记在案),三分之二的年龄在15至25岁之间,四分之一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位于紧邻着青春期的、向着成年人过渡的延伸期间内。这一年龄段的特点,便是对理想(idéal)的强烈渴望,这一渴望建筑在身份痛苦的重构之上。我们今日所称的“极端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理想的错乱所表现出的一种形态。精神分析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的:在主体的形成过程中,透过理想,个体与集体被联系在一起。

圣战运动抓住的是陷入身份断裂不得自拔的年青人。它向他们提供一种完满的理想,填补这些断裂,使得自我得以修复,甚至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即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的假体。因此,这些青年便处于待机的状态,且不一定会露出明显的征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经受没有症状的、隐蔽的痛苦,这是最无法预料、也是最危险的,在暴力行为之后,很多证人反而会说:“他是一个善良的小孩,没有问题,热心助人,等等”。在另一些情况下,身份的紊乱已经透过犯罪和吸毒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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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评

深度解读: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昨晚正式公布,是否预示中央政府执政思路理念的“新转变”?|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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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目的,仅在于尝试通过政策阅读和新闻挖掘,对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相关宏观政策予以分析解读,并不会做任何引导投资的尝试。但是,若足够聪明,你应能在阅读后有所启发。

2016年最新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有什么新亮点?

杨松林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昨晚正式发布,和惯例一致,该文件基本以前一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成果为框架。
从本次政策发布的内容上看,中央在坚持“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下,面对不断变化的国情和经济状况,加入了许多新的理念和内容,稳定而创新地推动农村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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