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试点”万能论看中国“实验主义”的兴起和危机|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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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点”万能论看中国“实验主义”的兴起和危机

杨松林

纵览共和国史60余年,从宏大的改革开放、运动革命到微观的条例颁布、政策执行,“试点”总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话题。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均会强调全面推行前的小范围试点,以确定政策推行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Continue reading “从“试点”万能论看中国“实验主义”的兴起和危机|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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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记张国荣逝世13周年|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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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张国荣去世13周年的祭日。作为他的资深歌迷,我很想为哥哥写点东西,但总不知道从哪里切入。

因为他有太多可以写了。香港音乐的代表?同性结合的先锋?太多太多的符号和标签,对于充斥着碎片新闻表达和浮躁阅读习惯的社会来说,张国荣就像一个巨大的素材宝库,无论如何,都能发掘出所谓的“热点”话题。只是,这个存活在人们标签化记忆里的张国荣,真的就是那个张国荣吗?

我们似乎都能找到张国荣,但我们却从未真正找到张国荣。如瞎子摸象,大多数人都在对张国荣的触碰中获取足够的自得其乐,但却只有那些极少数的人,愿意去面对那个真正的,理想到极致,以致于有些可怕,有些奇怪的张国荣。因为,面对本真的张国荣,那些期望依托对张国荣的传播获取自己主体认同的人们会失望,他们不敢面对他的真实,就像他们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一样。可,当他们把自己的认同感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时,他们变成了张国荣的反面,却同样会走上如张国荣般自杀的道路。

所以,我今天就谈谈张国荣的自杀。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当我们面对张国荣的自杀时,也许我们就会真的明白,无论是杀人,自杀还是其他各种暴力,都存在你我每一个个体当中。当面对这个日益变质的资本社会时,哪一个可发育正常?

于我,张国荣是一个怪人,一个在世俗定义里不同于正常人的怪人。可正是通过这个怪人,这个世界的种种荒谬才能被展现。正是他的坦诚,才反衬社会的虚伪;也正是他自杀的异常,才反衬这个社会自杀的正常。

“谁能承受这好奇,你有没有爱我的准备。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若你喜欢张国荣这个怪人,就请看下去吧。               Continue reading ““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记张国荣逝世13周年|微思客”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小皇帝”们,你们真的无药可救了吗?|海外汉学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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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8月,一场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读书会,意外掀起了一次关于“80后是否失败”的社会大讨论。那次以人民大学杨庆祥副教授的新书《80后,怎么办?》展开的80后群体反思,经过媒体发酵后迅速成为社会热点,在网上引发激烈的争辩。笔者当时曾有幸参与,亦少不经事地撰文指责80后为“垮掉的一代”。当时有回应称“90后对社会的思想贡献甚至不及80后”时,我也不大在意:毕竟立场和身份认同总是能蒙蔽自己所属群体的客观评价;自然而然地,我也不可能会将90后,或者说90后的男性,自我贬低为“垮掉的一代”。
直到看到了华尔街日报记者方凤美(Mei Fong)出版的新书《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的试验的过去与未来》(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Continue reading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小皇帝”们,你们真的无药可救了吗?|海外汉学与反思”

民国传奇女杀人犯施剑翘:她为何能被舆论洗白?|海外汉学与反思

写在前面的话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摩擦不断,因社会问题引发的舆论讨论与反思更是从未间断。前几日夜跑美女教师被拾荒汉杀害的案件,还未定案,在网络上便开始了关于社会象征、地域、性别、阶级等多个层次的争执,迅速变成一次公共事件;而早期的“药家鑫案”、“马加爵案”,更已被定性为中国公共议题讨论的“标志性事件”。

身处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每天都要接受不同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这样的快节奏让我们迷茫、无所适从而麻木恣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无法做到相对抽离时,我们就只能“瞎子摸象”,既无法系统而全面地把握这些纷繁复杂之思潮背后的权力逻辑,更谈不上遗世独立,心焉如晦。

如何跳出表象看本质?也许历史能做点什么?

中国公共社会和现代性社会思潮的形成,与新文化运动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国家政权建设,市民阶层的快速崛起及文化现代性的启蒙冲动密切相关。尤其在“黄金十年”中,中华民国的现代化国家雏型基本形成后,各种阶层间的流动与固化,群体间的利益矛盾与价值冲突,以及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中国的二元对立,几乎都能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找到蛛丝马迹。不同群体的发声,不同价值观间的互动与互搏,即使相隔80年,仍似曾相识。

换句话说,从民国的某一公共事件切入,我们就能看到民国时期的舆论众生相;而对这种舆论众生相及其背后权力逻辑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众多思潮背后的文化脉络及更为深刻的政治博弈。

今天我们聊的民国传奇人物施剑翘刺杀军阀孙传芳一案,也许就是最佳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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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既正确又装逼地喝心灵鸡汤?

最近笔者“女权主义”文章在编辑团队里争议不断,在“墙外看中国”的马由游小朋友戏谑性地给我戴了“高产小王子”的高帽后,一时间身边的朋友都开始以此揶揄我,这“严重”影响到了我的日常生活。要知道之前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称呼,相反,因写了几篇软文,编辑团队对我的评价,本该还是那响亮的“鸡汤小能手”。

比起前者,我当然更喜欢后者,因为它更体现我“不学无术”的本质。不过,既然这个社会充斥着各种并没有什么卵用的软文鸡汤,而我又“不怀好意”地烹饪了其中几碗,怂恿大家继续喝心灵鸡汤自然而然就是我应尽的责任。这篇文章里,给大家详细讨论一下,市面上的心灵鸡汤如何良莠不齐,为何我们还得接着喝鸡汤,以及最后我们该如何正确而优雅地喝鸡汤这几个“重大”问题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并不批评心灵鸡汤本身和心灵鸡汤背后的烹饪大师们,更不会指责读者们阅读时的浮于表面。我想反思的,是为何我们读者在当代社会,无法深入领会读诗、写信、看展览哪怕是喝鸡汤等“抒情”行为背后蕴含的文化逻辑?这些被矮化为“小资”、“小清新”的行为是否有更为深刻的意义?这种对于抒情行为的忽视,是否反映了个体某种内在自省(introspective)能力的缺失?以及,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理解抒情并在其体验和感悟中有真正收获?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体会。

如何既正确又装逼地喝心灵鸡汤?

杨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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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叫自己“女性主义者”是一件很傻的事?|海外汉学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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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很多人,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其他性别者,都对“女性主义者”这一称呼避而不见。显然,这是一种“女性主义”被“妖魔化”的行为。然而 ,在反思其被“妖魔化”的现象时,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1. 除了归因为“直男癌”的冥顽不灵外,我们是否有考虑过,“女性主义者”这一标签本身,就暗含了某种男性的话语霸权以及父权制的话语逻辑?
  2. 我们是否不应该再拿“女性主义”充满父权特色的词汇,来称呼自己?(比如说,很多男性断然不会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因为这个词在生理上就已经标志了男人和女人存在对立和本质差异,并假设了男人必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即使在很多情况下,真正的女性主义思维方式对男性同样受用)
  3. 除此之外,我们又该以何种方式实现属于女性的个体解放呢?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吗?

伴随着这几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文章吧。 Continue reading “为什么现在叫自己“女性主义者”是一件很傻的事?|海外汉学与反思”

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正在崩塌:我们该何去何从?

导读

目前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更在全球范围内,经历着某种话语的崩塌现象。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席,以及民众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恐慌,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极端化民族主义,试图追寻过去的理想价值;二、坚持资本逻辑和现世理念,企图依托资本的某种传承来实现人类的延续;三、历史虚无和社会虚无,使得个体在社会中缺乏方向感,一切行为的意义变得多元而无常。

有人说,不存在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唯一具备崇高客体的意识形态(齐泽克语)便是其多元性;但意识形态本质排他,多元性的表象下,仍需要某种一元基础予以支撑;否则就会沦为相对主义,成为了另一种情况下的反意识形态。

本文由意识形态的演变出发,分析目前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建立、发展的背景和崩塌的根源,并思考这一主流话语的合法基础受到质疑下,意识形态的缺位和“后形而上”趋势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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