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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案不起诉是个啥 ? 潜台词又是啥 ?各方会采取哪些行动? | 微思客

王禄生|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就在傍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对雷洋案涉案人员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则新闻迅速席卷了朋友圈。

然而,它只是给长达数月的雷洋案画上一个逗号。可以预见,关于本案的争议还将继续存在。对于雷洋家属而言,无论在刑事亦或是民事方面的“维权”都可能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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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法

贾敬龙是不该杀的|微思客


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不认识贾敬龙和他的亲属,也没有人跟我讲起贾敬龙的案子。我是从微信里看到“刀下留人”的呼吁。我看到时,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下达数天,贾敬龙的生命只怕是以钟头来计了。

我隐约感到,这个判决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而几位为贾敬龙呼呼的学者没有指出。我上网搜索了相关材料,又从朋友那里获得了贾案的一、二审裁判文书。

看了裁判文书,我更加确信,贾敬龙不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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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设计:一场勇敢的宪法实验 | 微思客

作者按: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对方大多会对我的专业,所谓的“constitutional design”表示疑惑。“宪法设计”是个什么鬼?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好像真是个无用的东西,当众人都还在争取宪法中明列的却未能享有的权利,没被宪法设计了就已经很好了,竟还妄想去设计宪法。可在我身边有群人,整日在谈论这些,在实践这些,他们长期在做不知哪天才能实现的事情,很久才做成了一点。作为在他们身边唯一说中文的人,向大家来介绍这群实践理想的人,我觉得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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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法律角度,如何评价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微思客

作者:  郭力尼安|穿西装的说唱歌手,背古典吉他的古罗马法学家
双方代表:菲律宾共和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摘自本次仲裁裁决)
我从2015年6月常设仲裁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以下简称 PCA)举行关于管辖权和可接受性的听证(Hearing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起至今,陆续追踪南海仲裁案一年。仲裁所依据的《国际海洋法公约》(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简称”UNCLOS”或「《公约》」)、附件中的相关条文以及案件的其他几份重要文件,我都在联合国海洋事务与海洋法总署网站下载的英文版PDF和国内外的几篇报道上阅读过。 Continue reading “单纯从法律角度,如何评价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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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怎么看政治?从一封上访信说起

农民怎么看政治?从一封上访信说起

三木

上访人是一对年轻夫妇。男人木讷,在旁干笑。妻子拎着透明塑料袋,里面放着一套被子,几件衣物。他们来自某农垦区,以采摘棉花为业,许是常年卖力气为生,干黑、健硕。与农垦区领导有隙,来京上访,自己写了“检举信”,一笔一画抄录多份。
写这封信,用上了他俩自认“严重”,可以引起重视的政治话语。(除对部分可能引发不当联想的词汇进行处理,全文抄录如下,语病和错字为原文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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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风雨:决断是不可避免的吗? | 微思客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微思客首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微思客团队授权。

编者按:
回顾三年前那场惊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山城大案,本文作者既未加入对“民粹政治”的批判大潮,亦未轻易地以“阴谋论”为其作结。相反,他提醒读者们更审慎地观察那场被前任总理暗示为“文革复辟”的山城风雨。他要求我们不要满足于了解这场风雨本身的残酷与野蛮,而要深究这场风雨的源起与养成的“逻辑”。在将风雨背后的问题归结为一个宪法与治理问题后,作者却并未试图给出一个明确而整全的答复。不过,留在全文最后(多半是反问)的追问,到底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于一场政治“决断”无可避免的预测。读者们,你们也这么看吗? 

重庆——一次被延迟的决断

蔡翔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桃花扇》

时隔数年,薄熙来主政重庆及其下马的这出拍案惊奇大概已暂时告一段落。这出不同于其它的传统官场戏文的剧目,用“政治斗争”或许都难以准确点明这一事件的性质,甚至只有用一个名声不好于此却有很强理论概括力的词——“路线斗争”方能指称之。它从一开始便引来了当下左派、自由派等各家各派的评头论足,以至于等到现在大伙情绪稍稍沉淀下来后才是进行反思的比较好的时机。

要分析重庆事件,不妨将眼界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放宽到市场经济改革后的中国。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事实上创造了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经体制:政府及其官员在资源占有方面仍维持着前市场时代高度集中地垄断着大量、多种可用于变现的资源的状态,而市场化又为其成功地提供了一条将手中资源变现的便利渠道,进而大规模的权力寻租成为可能。像吴敬琏一样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大概也可以。早在1998年何清涟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警惕落入“意大利化”(“意大利化”一语指黑社会组织与政权深入勾结甚至形成准政府的现象,盖因意大利黑手党与意大利政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来)的陷阱。

看不到重庆在薄熙来主政前“意大利化”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其折射出的整个中国的现状,就可能会轻视薄打黑运动的民意基础。事实上在许许多多经济并不发达但市场化触角已及的地区(包括在东南沿海),所谓的“意大利化”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许多民众出于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自然而然地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打黑。在此无视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或一以概之地斥之为民粹主义,如果不是愚蠢,至少也是不明智的。

看不到重庆在薄熙来主政前“意大利化”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其折射出的整个中国的现状,就可能会轻视薄打黑运动的民意基础……无视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或一以概之地斥之为民粹主义,如果不是愚蠢,至少也是不明智的

薄主政重庆主要干的事有唱红、打黑和地票制度等社会福利工程。唱红在此且先按下不表。我们观察到,在打黑运动中,许多打击对象都是企业家(在此无涉价值评判,无意抹黑之或洗白之)。因此,一种可能的所谓重庆模式或许是这样的:通过打黑没收企业家财富将其国有化,而这些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又构成了各种福利工程的资金来源。说到底,这是一种再分配的政策类型。

这样一套方法当然给薄本人也带来了好处,因为打黑(不涉及黑打)与民生福利确实是一项得民心之举。也正因此,当局对这套模式尤其是其中的打黑渐渐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这一点童之伟说对了,打黑因为在其中起的作用而被定型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而非仅仅是治安手段。打黑的地位被提高带来的当然也就是警察权的上升,当其本身成为目的之后,其它原有的约束也或多或少需要出于服务于社会管理大局的缘故而被减弱,因此后来出现了“黑打”。

打黑因为在其中起的作用而被定型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而非仅仅是治安手段。打黑的地位被提高带来的当然也就是警察权的上升,当其本身成为目的之后,其它原有的约束也或多或少需要出于服务于社会管理大局的缘故而被减弱,因此后来出现了“黑打”

所以一味对重庆模式或者说薄的作为加以批评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正视人民心理需求、社会不公的土壤、意大利化的现状。薄客观上起到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揭示了这一事实。同时,无论其政治作为的对错,薄本人作为一个卡里斯玛型魅力领袖,其个性化的政治作为本身起到了打破当下固化的庸常政治的作用,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政权的否定性搅局力量。而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卡里斯玛型统治如果继续下去,为了其治理的长期化,它或许将演化成一种“社会法治国”式的实质化法理型统治。打黑和福利工程这两手留下的遗产,恰恰将会是当年韦伯所担忧的那个无微不至监护着人民的“治安国”铁笼。在那其中,人民如同温驯的绵羊躺卧着。假如铁笼外面是黑帮横行水深火热的“意大利”,你又怎能强求他们挣脱尽管空间受限但还是温暖舒适的铁笼呢?

假如铁笼外面是黑帮横行水深火热的“意大利”,你又怎能强求他们挣脱尽管空间受限但还是温暖舒适的铁笼呢

市场化路线与重庆模式这个矛盾在现行宪法中已经埋下了伏笔。以陈端洪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宪法学受到了许多批评,然而把它作为分析工具用在这个问题上却别有妙处。陈端洪曾经将现行1982年宪法分解为“五大根本法”: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二、社会主义制度;三、民主集中制;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公民基本权利。然而这五大根本法之间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使得宪法本身成为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法。这些矛盾总结起来可以归为两点:

一、以公有制、福利分配为特点的社会平等性质的经济道路与以私有制、自由放任为特点的市场经济的经济道路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第四根本法而所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免会与其它几个根本法,尤其是第二根本法之间存在着矛盾。例如第六条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与1993年后的各部修正案中各项市场经济条款。正是因为宪法中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使得重庆模式福利工程部分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能为自己的主张找到合法性基础。

二、党国体制与自由主义法治国取向之间的矛盾。第五根本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难以避免会跟其它几大根本法,尤其是第一、第四根本法可能发生冲突。例如在网络上针砭党政,这是在破坏第一根本法从而违宪,还是在行使宪法言论自由权利?更何况,为实现第四根本法需要公权的强力介入,这又出现了强势政府乃至警察政府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这一冲突在打黑沦为黑打的过程中集中爆发。另说一句,主张法律不受政治干涉的法治主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主张,直面这一点逻辑方能自洽。

这些矛盾得以存在于宪法中,是因为1982年宪法是一部改革宪法,某种程度上是不断妥协的结果,借用一位朋友形容80年代的话来说,“仿佛一个想蹚水又怕湿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本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不预设具体标准,不试图以唯理主义的自负一劳永逸地达致目标,从而避免了骤然大规模转型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然而施米特说过,一部妥协达成的宪法只不过是一个被延迟的政治决断。妥协宪法的结果是,当对立双方冲突时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法理依据而无法依法理裁断,只能决断。而总决断可能一次次被延迟,但总有一天会被做出,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到时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做出,由谁来做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但总而言之,许多人想通过诉诸依宪治国解决问题的方法难以解决问题,且不论其它,只因宪法本身有问题。

重庆事件只不过给我们重现了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一个经典两难:弱权治理下产生了黑社会等意大利化问题,而且社会严重不公、贫富悬殊,这难道是一个可欲的社会吗?然而,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我们要呼唤强权政府乃至强人,从而使我们的自由面临风险吗?就拿意大利来说,意大利史上将黑手党扫除得最彻底的恰恰是墨索里尼政权;意大利史上将黑手党扫除得最彻底的却不幸是墨索里尼政权。

意大利史上将黑手党扫除得最彻底的恰恰是墨索里尼政权;意大利史上将黑手党扫除得最彻底的却不幸是墨索里尼政权

有人可能会提出通过建设法治规避上述的两难,然而,建立程序主义取向的形式理性法又是足够的吗?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生

对同一主题如另有赐稿,欢迎联系“微思客”法律版块编辑 善泽 zhizhou.wang@wisc.edu

编辑:善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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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近乎道: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眼前这部宪法?| 微思客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2年第12期,经作者授权转载。因篇幅限制转载时有所删节,转载标题为另拟。感谢张翔教授对于微思客的大力支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授权。

编者按
国家宪法日的焦点,自然是1982年颁行、适用至今的这部宪法。虽然已经若干次修改,我们却始终能感到人们的期待与宪法实际样貌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不少人归咎于宪法文本,不惮“毁宪另立”。问题是,难道非要等到“更好”的宪法,才能走向宪政吗?至少在张翔教授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宪法文本下的价值冲突与技术调和

张翔

宪法具有“价值包容性”,这是为人赞美的品质,但有时是出于无奈。因为即使秉持最大的善意和忍耐,人们也无法接受完全异己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最终,只是出于“共同体秩序”这一底线需求,人们才会勉强用“宪法中也有我想要的东西”来说服自己接受一部宪法。可以说,宪法从来都是一个分裂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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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与宪法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微思客

★本文首发于微思客,感谢翟晗博士赐稿。如需转载,请联系微思客团队授权。

编者按
对于“国家宪法日”,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主流的反应多是围绕官话,热闹有余。然而,热闹本身并不掩盖宪法在公众生活中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似已牢不可破,在官话中屡屡被推上神坛;但另一方面,节制公权力的宪政生活却似乎始终遥不可及,宪法效力亦甚少亲近于公民个体之生活细节。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借由梳理中国宪法学人之间看似“书生之辩”的论争,我们得更加接近学说与方法之外的意义;也更能明白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之后,真正的问题或许是如何选择关于生活的信念。

 

宪法规范性的困境——“两派之争”以及分裂的政治宪法学

翟晗

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之争(以下简称“两派之争”)可称为当下中国宪法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景观。政治宪法学自发轫至今十年未逾,方兴未艾,基于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持续挑战着作为在先主流的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的出现揭示了规范宪法学托付宪法规范性的单一方法论之于中国当下党国现实的困境;尤为特别的是,该困境在其内部二次显现,造就了其左右的裂变。超越具体议题,两派之争正在将更为深远、普遍的命题带入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视野。

政治宪法学的出现揭示了规范宪法学托付宪法规范性的单一方法论之于中国当下党国现实的困境;尤为特别的是,该困境在其内部二次显现,造就了其左右的裂变

规范宪法学继承并发展了以下的学科共识:宪法学及其研究以人权价值为核心,通过违宪审查机制来直接制约国家公权力,并由此生发出作为整套宪制安排 (constitutionalarrangement) 的现代国家运行机制。宪法的规范性集中体现于政治权力对宪法规范的服从和适应,凡与宪法有关的主体,均得遵守宪法。宪法的规范性决定了宪法之所以为一国根本之法,也是宪法学研究主体性和独立性之根基。大体说来,其理论来源主要是基于德日实践的规范主义法学以及探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判例宪法学”,该立场强调宪法作为国内法秩序的最高规范,着重宪法文本解释及其内在逻辑,在中文研究和教学中构建出现代宪政主义的理想图景,即宪法规范“升华”到规范宪法。[1]如是经典的立宪主义进路持续介绍域外宪政实践并积累了相关比较研究,警惕社会科学方法论可能导致的以社会事实替代规范价值的危险,也立场鲜明地反对用八二宪法文本中尚存的马列阶级本质替代宪法规范性。

规范宪法学的理论困境在于,其无力将这样的经验和理论和中国近代艰辛的宪政历程相连,更勿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党国体制提供理论解释以及评价

然而,规范宪法学的理论困境在于,其无力将这样的经验和理论和中国近代艰辛的宪政历程相连,更勿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党国体制提供理论解释以及评价。在追探中国“根本的和真实的宪法问题”之意义上,仅围绕宪法规范性展开的宪法研究“既拒绝向下,也害怕向上,而停留在语义、逻辑、故事的温柔之乡。 [2] 于更广泛的语境中,这样的理论困境也长期遮蔽了中国在世界宪法学研究全景拼图中本来应该嵌入的实际位置。

政治宪法学的兴起可视为中国宪法学界对上述研究困境理论尝试。政治宪法学认为宪法乃“政治法”,通过“人民”、“革命”和“制宪”三个关键词来回答政治和宪法之间的关系。其自始主张正视中国近代乃至现下的党国体制,通过历史和现实构建中国本土的宪法学。[3] 两派之争自政治宪法学检讨规范宪法学近乎单一的方法论而起,并由前者实际上的研究发展不断推动。但一个有趣的甚至看似奇怪的现象时,这样的理论目标容纳了政治宪法学内在近乎对立的左右分裂。换句话说,当前的政治宪法学内部共存政治宪政主义与激进国家主义两个立场对立的分支。

当前的政治宪法学内部共存政治宪政主义与激进国家主义两个立场对立的分支

政治宪政分支基本立场依旧为立宪主义,理论努力包含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和及其规范性评价。前者探究百年中国宪制的发生学原理,中国当下的党国体制就此成为一种历史选择后的惯性存在。其通过“革命的反革命”(revolutionarycounter-revolution)概念努力剥离现代中国宪政历程中的“革命”话语,将其划定为前宪法事实,并认为中国正处于从党治国家到“日常司法宪政主义”的转型时期,政治立宪任务尚未完成。[4] 与此同时,政治宪政主义也关注中国宪法是否可以行之有效地限制国家暴力并保障个人权利,即宪法作为根本意义上的一国公器,其代表了“谁之正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宪政主义与激进国家主义研究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政治宪法学的国家主义分支坚持认为富强是中国宪法最基本的价值关怀,在鲜明的国家主义立场上,其筛选和借力了卢梭、施密特等人对当下中国政治现实具有解释力的国家政法理论,通过对中国主权架构的现实性阐述——尤其是党如何能领导和代表中国人民——来辩护当下中国体制的合理性。[5] 依然是在根本法意义上,其排斥以规制、协调国家公权力分配和保障基本权利实施为核心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国宪法的实施在此可等同于党国政治运作。

政治宪法学近乎两极的分裂,特别是国家主义分支为其招致了来自学派内外的诸多批评。在相当程度上,规范宪法学对于政治宪法学的攻讦其实针对的恰恰是该国家主义分支。在政治立宪分支这一脉,宪法的规范性不仅并未被放弃,而且还成为了进行宪法叙事和历史评价的底线。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出于“规范性”立场,政治立宪分支目前的研究动向主要徘徊在现代宪政发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宪制改革的未来这两处,根本上难以容纳对于当下执政党宪法地位的检讨,进而在其理论脉络中造成了对党国体制之于改革宪法的缺位。无论是革命之后如何“守护”宪法以迈向日常政治,还是当下八二改革宪法如何在“保守改良主义”动机下逐步迈向宪政,都需要在政治现实中托付能够担当的政治主体。政治立宪分支对此问题有意无意的回避,为国家主义分支辩护党国体制留下了相当大的论证空间这样实则错开的理论脉络、看似对立的研究分支却客观上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思考,以及“我们时代的国家理论”的创造,进而在政治宪法学内部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镶嵌式共存。[6]

两派之争本身,连同政治宪法学内部的对立分裂其实是同一困境的二重显现:宪法规范性之于中国政治现实的几近失效。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努力恰恰是在不同的立场上尝试回答着现代中国的宪政之路何以至此

两派之争本身,连同政治宪法学内部的对立分裂其实是同一困境的二重显现:宪法规范性之于中国政治现实的几近失效。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努力恰恰是在不同的立场上尝试回答着现代中国的宪政之路何以至此。政治立宪分支认为在中国百年立宪进程阶段性划分的背景下,82宪法四次修正背后蕴含的改良动机实际上已经部分完成了对人民共和国的重新理解和定位。[7] 而凭借立宪权概念,国家主义分支与其说是划定了政治现实与宪法学之间的界碑,不如说是实现了宪法学对党国体制的证成。

然而归根结底,宪法的规范性承载了宪法学的理想,也是学科共识的凝结之处。这样的理想实则已根植并繁茂于人类政治文明至今的实践。宪法和宪政本身无需任何定语,宪法就是宪法,其内含的规范性也决定了也只能有一个宪政,那就是政治权力按照宪制安排运行,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宪法以及违宪审查机制宣示并实际限制国家暴力、同时要求国家积极作为来增进人民福祉。在这个意义上,再激烈的争论,也不能放弃作为底线的宪法和宪政概念;也正因如此

关于任何尝试改造这一对根本概念的做法,例如社会主义乃至儒家宪法/宪政的主张,最多能营造出的只是向现实妥协的空中楼阁。

社会主义乃至儒家宪法/宪政的主张,最多能营造出的只是向现实妥协的空中楼阁

如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以及两派之争真的代表了中国宪法学本土问题意识成熟之始和学科独立品格扬立之时,那么超越对政治现实的立场之辩,中国宪法学也许更应该尝试回答:在现代中国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语境中,国家富强之后必然会给人民带来自由吗?不仅如此,无论基于宪法规范性的来源、历史叙事的重建还是主权结构的展开,即使面对可以成为政治神学概念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将“人民”重新带回人民共和国及其宪法文本之中。[8]

[1] 林来梵:“什么是规范宪法学?”,载“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155.html,2012年。另见氏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绪论一章。

[2] 陈端洪:“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见氏著《制宪权与根本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4页。

[3] 对于政治立宪主义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纲要,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72-80页。更系统的论述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此外,英语文献中对政治立宪主义的介绍和点评见Albert H. Y. Chen (陈弘毅)‘TheDiscourse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Gao Quanxi’sStudies on China’s Political Constitution’ 14 [2014] China Review 183.

[4] 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第23-44页。

[5] 陈端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及其格式化修辞”,载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382.html,2011年。

[6] “我们处于什么时代”语出较早一篇对两派之争的进行检讨的论文,见郑磊:“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简析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根本分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5-88页。“我们时代的国家理论需求”及其纲目,见陈端洪著《宪治与主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第45页以

[7] 同注[4]。

[8] “作为政治神学概念的中国”乃最近一次政治宪法学派讲座的主题,该讲座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截止本稿写作完毕,尚未见任何公开的讲座内容整理,在此则不便评析。

作者系荷兰蒂尔堡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专业博士候选人

*读者如有任何批评、建议或者商榷,欢迎联系作者:hzhai@outlook.com

若对同一主题另有赐稿,敬请联系微思客法律版块编辑 善泽:zhizhou.wang@wisc.edu
编辑 善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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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法| 教义学的觉醒:宪法界之音

★本文为作者近著《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之自序,感谢作者授权转载。标题为小编另拟。

编者按
在反思与延伸我国宪法学研究的轨道上,“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争辩正酣。前有政治宪法话语的回潮,后有规范宪法话语的反击。本文可视作“规范”阵营中的代表作之一。尽管小编也讶异于张翔老师对于“近年来政治话语在宪法学中的强势回潮”的“讶异”,但这不妨碍小编向诸位读者推荐一位中国宪法学翘楚的思考与主张。 Continue reading “思法| 教义学的觉醒:宪法界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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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法| 打虎之中话“双规”

 

★本文原载于《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经刘忠教授授权转载。转载文本为原文上半部分,出于篇幅限制与阅读方便考虑,删去了引注。

编者按
小编相信,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双规”已经难言神秘。只不过在日渐“寻常”的概念之外,公共领域中充斥的“双规”话语,或是八卦式的好奇,或是居高临下式的批判。摒弃先验的价值立场,亦不满足于对“双规”政治意涵的挖掘,刘忠教授的作品可视为一种“接地气”的分析尝试。暗循功能主义的路径,该文剖析了在反贪侦查领域内“双规”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解释了在“刑诉修法”大背景下检察机关仰赖双规的原因所在。这种有机勾连“大历史”与“相关行动者日常策略”的分析,跳出了“上面就是这么要求的”与“下面就是这么乱来的”的二元径路,在条分缕析、庖丁解牛般的过程中呈现了法律制度演进的逻辑与法律体系运行中的张力。这为我们反思现存问题与推荐改革方案,提供了难得的基础。 Continue reading “思法| 打虎之中话“双规””
思·法, 思法

法学家们的尝试与挑战:自何童两位教授争论所想

编者按

微思客

从视角转换到规范性结论剧变的跃迁,在法学家们看来或许稀松平常而且并不困难。但尝试转换视角的法学家们或许应该意识到,等待他们的绝不仅仅是来自法律圈“熟人”之间“不要不务正业”的规劝,而毋宁更多是来自社会科学界的检验与挑战。

法学家们的尝试与挑战:自何童两位教授争论所想

善泽

粗看何兵、童之伟两位教授在认识美国司法体制问题上的争论,似乎围绕着“懂不懂/更懂美国”这一问题展开。这固然是焦点之一。童教授在《法律学者为文应不辜负社会期待》一文中的批评,已经指出了本土学者在认识、理解美国司法体制上很可能面临的门槛与障碍。这一批评自然针对豪迈放言的何教授,但显然不只适用于何教授:对所有从事比较法研究——尤其是有“借镜”或“汲取”异国经验指导本土实践习惯的人士,童教授的批评是极有益的提醒。 但这场争论的启示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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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法

思法| 当你被限制自由时,警察该告诉你什么?

★本文首发于微思客,如需转载,请与微思客联系。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编者按
司法实践中,法律规范可能有着不同的样貌,衍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枝节,被曲解,被规避,需要我们不断审视,发现问题,适时调整。

美国有米兰达规则,中国有什么?

杨林毅 Continue reading “思法| 当你被限制自由时,警察该告诉你什么?”

思·法

思法| 中国立法官僚的兴起与封闭

★本文经《文化纵横》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与该刊物联系。图片来自新华社。

编者按: 人们往往更关注“法是什么”,少有追问“谁来立法”。不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如本文所说,立法的专业化、技术化,正使得这项活动走向封闭。本文以历史的眼光,白描立法官僚群体,为读者开启了解中国立法活动的一扇窗。

立法官僚的兴起与封闭——

以1979年至2010年全国人大立法为中心的考察

白龙 周林刚 Continue reading “思法| 中国立法官僚的兴起与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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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法|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

★本文原载洪范法律与经济,微思客经作者王涌教授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

2015年5月24日,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主题为“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主讲,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进行了评议。研究所所长梁治平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Continue reading “思法|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

思·法

思法| 黑猫警长在1984

★本文原载十五言,微思客经作者陈夷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与微思客联系。

编者按:8月7日,《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上映。这部电影接续1984年出品的电视动画《黑猫警长》,唤起很多人的儿时回忆。五集国产动画,与其他很多事物一起,建构着人们各自的80年代,甚至,对很多70、80后形成某些观念(比如法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陷入童年温情回忆,固然幸福,但仍需反思,那些我们以为美好的,是否可能蕴藏“恶”。一部作品,即便附加“国产”、“童年”、“英雄主义”等情怀标签,也不能阻碍对内涵是否得当的反思。

你磨快了尖齿利爪到处巡行——黑猫警长在1984

文\陈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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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法

思法|法治道路、政党政治与群众路线 ——一个回应

本文感谢凌斌教授授权微思客推送。原文网络版由北大法治研究中心(微信号:PKUNOMOS)独家首发。转载请联系作者(http://www.aisixiang.com/data/83224.html)。

 

法治道路、政党政治与群众路线 ——一个回应

凌斌

法治的中国道路,因此必然具有时间维度和政治维度,必然在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并且必然离不开党的领导。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混合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政治的变化规律。 Continue reading “思法|法治道路、政党政治与群众路线 ——一个回应”

思·法

思法| 美国联邦最高院的判决给我婚姻生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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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最高院的判决给我婚姻生活的启示

楊林毅
作为法律人,面对联邦最高院103页有关同性婚姻的判决,本该秉持法律思维,概览全文,并观察大众的反应。但许是所处情境改变,这次反思更多的,竟是我该如何过好必将到来的婚姻生活。

因为,此番判决和相关争论,让我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之前关于婚姻的成见中,一直习惯以“男女结合”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判决提醒我,这个前提必须更往前置——以“两个独立的人的结合”为出发点,反思一些习以为常的婚姻观念。 Continue reading “思法| 美国联邦最高院的判决给我婚姻生活的启示”

留学改变了我, 思·法

思法| 刘思达:方庭的窗口——芝大留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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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达教授的这篇忆旧小文,在网上已有传播,但不算特别广。用一位我熟悉的老师的评语来讲,就是“思达老师不仅学问做的好,文笔也极佳”。相较之前徐轶青博士的那篇《美国高校如何培养博士生》,思达教授的这篇文字更富人情味儿,让人读来颇有共鸣,掩卷难眠。同在麦城校园,思达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学术与生活上不吝指导与关照。如今看到他的个人经历与感悟,总算明白他那份热心肠与谦恭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何而来。推荐给诸位读者。

方庭的窗口——芝大留学往事

 刘思达

和许多美国名校比起来,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读的社会学系就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虽然毕业只有几年时间,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了,除了几位老师的办公室之外,能想起来的只有一扇扇从里向外开的木质门,被无数双脚踩得凹下去的石质楼梯,还有一间只有在开题和答辩时才能出入的博士论文室。说来奇怪,那间狭小的屋子我只进过两次,却对里面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排书架和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放着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社会学系1892年建系以来的全部博士论文,桌子上坐着我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我的导师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至于窗外的风景,我从没来得及看清过。 Continue reading “思法| 刘思达:方庭的窗口——芝大留学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