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香港2016立法會選后短評 | 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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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嘉和 | 英國約克大學社會政策博士候選人

2016年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可寫之事實在太多,包括參選資格爭議 (你懂的), 境外勢力威嚇候選人退選,以及黃毓民等政治明星落選、多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入局。但既然早前未能及時交稿,筆者也就不趕這次熱鬧,反而按選後一個月的情況,向香港以外的朋友解釋這次換屆選舉的長遠意義,及並嘗試簡述一下梳理立法會年輕化及碎片化的前因後果。

誰是贏家?

9月4號晚,無疑是激勵人心的一夜:香港選民通宵排隊投票,創出回歸以來最高的六成投票率,保住了民主派在在直選的多數、及整體立法會三分之一的議席(直選:19/35;功能組別:11/35),令多數的民意仍可否決當權者對《立法會議事規則》或《基本法》的修訂。民意繼續授權議會抗爭,梁振英至14年亂局後向市民呼籲「vote them out」,至此可謂完敗,這甚至可解讀為反梁民意的大反彈。梁振英本人所出身的測量及建築專業界別,竟然今次也給民主派偷襲成功, 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話說回歸以來,「民主派」與「建制派」(親北京政團) 在地區直選得票大約維持六:四之比,但近一兩屆立法會選舉已拉近至五點五:四點五。另外過去四年,香港卻正逐步轉向新加坡式警察國家,是故零三年「非典」、23條立法下社會自救的氣氛再現,令今屆有危急存亡之感。問題是民主派事前未能協調,在各選區派出了太多名單(香港回歸之後採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全港分成五大選區,每區選出六至九席,當選的門檻約為一至兩成選票),引起了選票分散下俱敗的風險。結果反而是選民運用了自己的智慧,集中票源把心儀的新面孔送入議會,放棄了一些戀棧的老民主派,如已在議會超過20年的民協馮檢基及工黨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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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婚姻要和谐,配偶干了坏事不能说?——加拿大证据法的保密特权

★本文经作者独家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注明:转自微思客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凯西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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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要和谐,配偶干了坏事不能说?

——加拿大证据法的配偶间保密特权

凯西在加拿大

话说加拿大的《证据法》有一条规定,不得强迫配偶就婚姻存续期间双方交流的内容进行作证。这种情形,叫做配偶(保密)特权。这条法律规定来自由古老的普通法,大概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这条规定的理论基础有这么几个:它能保存配偶关系和谐,鼓励配偶间分享秘密,并体现法律对私密的配偶关系不予惩罚。但事实上,这些个所谓的依据都是不靠谱的,因此,英国已经废除了这条规定。但是加拿大在刑事诉讼中目前还承认这一配偶保密特权 [ 参见David M. Paciocco, Lee Stuesser的《证据法》(The Law of Evidence)第246页 ]。 Continue reading “特稿| 婚姻要和谐,配偶干了坏事不能说?——加拿大证据法的保密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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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国家和我—— 一篇没有发表的答某报记者问| 微思客访谈

一、我和国

问:国家的进退,影响着个人命运,今天可能有很多人懵懵懂懂,生活其中而不自知。印象中,您是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西南政法学院首届法学院学生,个人奋斗史和国家命运的走向相互交织。

结合个人经历,请您谈谈,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有什么样的关联?

贺卫方:我的儿童时代经历着国家的灾难期,是典型的“文革少年”。那个时代,自己觉得所谓国家离自己很遥远,但是身边所发生的种种却都来自北京的最高层的决策。家庭和自己的命运都像一只波涛汹涌的海浪中的小船,自身完全无法左右,任由风吹浪打,不知前程何在?

当然,那个时代倒不怎么强调爱国主义,反而意识形态上有一种国际主义的倾向——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例如我们被教导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去解放他们。伟大领袖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最高领导,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追求普遍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激烈批判的。我记得不断地要破“四旧”,立“四新”,古老的道德与风俗都在消灭之列。对于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严厉抨击把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拒绝推向了高潮。我虽然只是个中学生,但还是积极地参加各种批判“孔老二”的活动。 Continue reading “贺卫方:国家和我—— 一篇没有发表的答某报记者问| 微思客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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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极权主义的“奇迹”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经作者授权由微思客发布。转载请事先联系作者或《上海书评》编辑。

作者:周濂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场刺杀,德国人将会如何评价他?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希特勒传》中设想了这么一种可能,他的结论是:“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这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判断,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事实。

希特勒上台之前,由于他显而易见的混乱、癫狂和可笑,以至于多数知识人对他轻蔑有加,图霍尔斯基就曾经说过:“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希特勒上台之后,人们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清洗充满了恐惧,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重点打击、定点清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多数人并没有真的受到波及,他们只是被雨点打湿了衣服,被大风吹翻了帽子,但并没有受到真正意义的伤害。于是,预想中的绝望,以及绝望中的反抗,都没有出现。相反的,人们暗自松了一口气,相互举杯,竟有了劫后余生的欢欣。

更加致命的是,劫后余生的德国人发现他们正在“追随”希特勒经历一场极权主义“奇迹”:

在经济上,“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

在军事上,“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

在外交上,成功扩军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

面对此情此景,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中干脆利落地做了总结:“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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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法背后的观念:亲密关系并非包庇不正义的借口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由作者刘满新授权发于微思客,原文修改版首发于《澎湃·思想市场》。0 (1)

刘满新

【编者按】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至今两月有余。反家暴法的立法意味着代表正义、公平等的法律将要插手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将家庭排除在公共领域与公共原则之外,认为家庭是最私人最特殊的领域,这是一个互相以爱作为行动动机的地方。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在理想条件中被简化的家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在家庭中看到利益的纠纷,看到在爱名义下的争执、压迫、伤害。我们当然认可爱在亲密关系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赞赏家庭成员之间不计利益的保护行为,然而也不能忽视这种以情感为导向的家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将“正义”引入亲密关系中,并非疏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是将亲密关系引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最近关于反家暴法的讨论在网络上变得热烈,许多以往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悲剧性事件也被重新提起讨论。媒体上越来越多对家庭暴力的报道,也让我们看得到反家暴法颁布的重要性。不过事实上,尽管得益于许多人士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已经逐渐了解家庭暴力所带来的伤害以及防止家庭暴力的重要,但反家暴法的确立和颁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期间经历各种曲折。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回顾《反家庭暴力法》颁布的艰辛历程,而是希望探讨一下曲折背后难解的观念。

与这个相关的,是前些时候发生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观看过网上曝光的视频,相信大家都会惊讶于事件发生时,当女事主弯弯在酒店走廊被拖曳时,数名路过的顾客以及酒店的员工都表现得无动于衷。他们给出的解释是:以为他们是两口子,不方便插手。没错,我们长期以来坚信着这么一条不行动指南:别人的家事,不管是打是闹,我们都不要插手。古代的智慧是,清官难审家庭事,所以不要审。这种观念背后认为,家庭应该是最私人的领域,所以家庭成员之间的问题,不应该由公共领域的原则、公共领域的人来插手和处理。所以,公共领域里的人,是外人;公共领域的原则,比如正义、公平,在家庭中没有位置。反家暴法的立法意味着代表正义、公平等的法律将要插手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或许因此,立法过程才这么艰难。

为什么家庭关系应该是公共正义之外的私人领域呢?因为我们普遍认为,家庭关系其实是亲密关系的重要体现,家庭成员之间由于亲密的个人关系组成了很特别的整体。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至少理想状态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比如家人之间出于爱而互相关心和互相照顾,并将对方的利益当做自己的利益的一部分。同时,流行的家庭模式共享着一个重要的特性,那就是居住的共同。由于居住的共同,在家的环境下,住所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包括了家庭成员,自然我们会产生这样的观念,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事务也截然隔绝在公共领域之外。也就是说,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个人关系不同于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家庭的组织形式要求家人同住于私人住所,所以,家庭关系成为了公共正义不应该插足的私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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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评雷洋事件:关于“消费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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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把公众对一个普通人非正常死亡的追问说成是“消费死者”,没有比这更混乱的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追问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猜测,而这些猜测很可能被后者更多资料的涌现推翻,把这种猜测过程中的错误称为“妄想”,继而把一些猜测的被推翻称为“打脸”,也没有比这更“贱民”的心态了。

只要参与讨论的人不是刻意造谣传谣,所有“恶猜公权”的行为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是“建设性行为”——它推动政府公布更多资料,并启动公正的调查程序。由于警察一开始垄断绝大多数相关信息,甚至不排除刻意隐瞒、操控信息,没有理由苛求民众所有的猜测都是准确无误的;由于权力机构垄断所有的合法暴力,公众舆论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在一个警察经常滥用权力,又缺乏具有公信力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国家,尤其如此。就算最后证明雷洋的确嫖娼了,的确死于心脏病,推动这一调查的大讨论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舆论压力是推动这一调查过程启动,敦促其公正性和透明性的重要条件。就像一个孩子在父母监督下做好了作业,你不能拿着做好的作业说“你看,我说了这个孩子会做好作业的吧,你还在旁边虎视眈眈什么!”做好作业是虎视眈眈的结果,不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过程。如果雷案从一开始大家都完全不发声,抱着“相信警察”、漠不关心的态度,相关机构会进行同样充分的调查、采用同样谦卑的姿态、做同样严谨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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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 男权视角下的职场女性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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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婷婷

【编者按】

最近一部电视剧《欢乐颂》挺火的,刻画了五个年龄、背景、性格各异的女人在大都市浮沉成长的故事,相对于国产现代剧里一水儿的玛丽苏脑残设定,小编认为该剧最大的优点无非是直接切中了当下的社会现实,五种人生,不一样的标签和资本背后充斥着偶然更有必然,每个人似乎都能从这几个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关于这部剧的讨论,有的从阶级差异角度分析,有的谈论该剧的金钱观,下面这篇文章作者从女性视角探讨女性在男权话语下的被动位置。大家若有什么想法,欢迎投稿。
投稿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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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播出之前是以都市职场女性剧来宣传的,从这个定位可以看出,这部剧的主体是女性,主题是都市职场。主题可以理解为对女性主体的颂歌。主体,从哲学角度而言,与“客体”相对,指对生活和未来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那么,《欢乐颂》中的女性真的是主体吗?以剧中处于较高阶层的两位女性曲筱绡和安迪为例,曲筱绡,精灵古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初入商海的小老板,古灵精怪,通晓人情世故。从她回国的第一天起,竞标成功,当上老板,顺风顺水。但是,她的所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的权威,运作本金来自于身家超群的父亲,人脉资源来自于一直喜欢着她的男性好朋友姚滨。如果剔除背后这些男性的支撑,曲筱绡的“成功”又会是怎样的另一番面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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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补贴乱象调查:地方“大跃进”拉响过热警报 |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由作者冯庆艳授权发于微思客,感谢冯老师支持。原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转载请事先联系微思客管理团队或作者本人。

冯庆艳

【按语】
在机器人产业化地方补贴里关键的一环是,负责补贴发放的地方政府部门很少进行实地验收,即便有,他们对设备技术的限定以及应用规范等也并不真正了解。

中国有多少家机器人企业?答案取决于如何给这些企业下定义。

4月23日,经济观察报从权威途径获悉,通过各地经信委摸底调研后报到工信部的行业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800家机器人企业,其中本体企业200家左右。此次统计已经将工商注册里写有机器人名称而目前没做机器人业务,以及仅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公司,或者实际机器人业务规模很小、与机器人业务关联性小等的诸多企业,排除在外。

而稍早些时候,由工信部主管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通信世界网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6年4月20日,全国带“机器人”三个字的企业约3400家,其中不包含涉足、但名称没有“机器人”字样的企业,比如众多的自动化、智能装备和无人机企业。

一些来自民间和地方政府的不完全统计,也是大致的判断,甚至更高。比如2015年1月,全球机器人产业研究专家、东莞市机器人技术协会副会长罗百辉在深圳举行的一个投资沙龙上称,截至2014年底,中国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数量超过了4000家。而当年7月,一份由深圳市经贸信息委牵头发布的白皮书显示,截至2014年底,仅深圳一地的专业机器人企业就达到200 家,通过拓展业务涉足机器人及智能产品领域的企业则超过3000家。

看上去,中国的机器人行业从未像现在这般拥挤不堪。中国机器人网CEO赵勇对经济观察报算了一笔账:2015年中国机器人销售量只有7万台,一台按20万元算,产值才140多亿元,除去外资产品占比的85%,国内产品仅21亿元的销售额。照此计算,工信部统计的800家机器人企业年销售额平均不足300万;而如果换成民间统计的大口径,大部分名为机器人的企业,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销量可言。

现实是,仍有大量的外部资本和其他行业的企业试图通过更名、改变营业范围以及并购投资等方式,挤进这场竞赛当中。“全国现在估计平均一天注册几家机器人公司,按照这个速度很快会有上万家机器人企业,早已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了。”一位机器人行业人士表达了担忧: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动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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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争同婚平权,也能超越婚姻

作者:半爷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原刊于《端传媒》,作者半爷,微思客经授权转载,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02-opinion-banye-lgbt/;如需转载,请联系原网站。

【编者按】

4月13日,“中国同性恋婚姻登记第一案”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在3个多小时的审理后,当庭判决原告孙文麟和同性恋人胡明亮败诉。孙文麟表示会继续上诉。同性婚姻能够带来更好的亲密关系,还是变成另一种枷锁?公共讨论中,这一问题常常让人焦头烂额。然而也有人认为,追求婚姻权与超越婚姻关系,并不是矛盾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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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男性同性恋者在北京举办一个私人的结婚仪式。摄 : Jason Lee/REUTERS

孙文麟拿到的判决书,只有寥寥五页,比起美国加州围绕同性婚姻“八号提案”长达十二天的庭审和三千多页的卷宗,似乎略显苍白。

有人说“中国同性婚姻第一案”徒有虚名——各方都明知法院只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依照法律不得不走个过场,因此任何强行攀附的意义都可能是一厢情愿。然而我宁可认为,在鲜有同志权益大事件的荒漠的一滴甘霖,哪怕是大开脑洞地解读也并不为过。

况且,对细节的深描,或许能缓解空谈理论的傲慢与偏见。为此,我访谈了孙文麟和一位旁听律师,希望从他们对此案的叙述里捕捉一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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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孤独的自由并不美好

作者: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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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

这是2016年4月20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所做的一场哲学科普演讲的录音整理稿,有文字删减。为保持原貌,结构未做改动。张曦现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商业是这个世界的主要社会活动。在这个世界中,人要到社会之中,来满足他各种各样的需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又是我们恐惧的根源。因为我们感到与这个世界相处是不容易的。这个感觉很深,坐落于我们灵魂的深处。但除了恐惧,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有所期待。我们从个体自处的境地走到世界中,并不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告诉这个世界一些什么、也希望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所以,个体究竟如何和社会相处?个体究竟在社会中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之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我们被告知有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叫做“个性”。坊间有一种意识形态宣教告诉我们说,不用在乎别人的眼神,我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狄德罗在《自然之子》这部戏剧中,借剧中人物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好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坏人总是孤独自处。正是因为这本书,狄德罗和卢梭分道扬镳了。他们曾经是关系非常要好的一对好基友。因为卢梭采取了另外一种看法。卢梭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孤独的。所谓孤独的人,是说人的本性。自然人游荡在原始森林之中,处于wandering这样的一种状态中。自然人不会和他人有意识地坐下来。当自然人和他人有意识地坐下来的时候,人就已经离开了自然人的状态,进入到一个社会状态。人性的堕落就是从一个人愿意和另一个人坐下来过社会的生活开始的。

我们今天去思考个体如何与社会相处的问题时,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人性体验上来讲,都要格外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确实非常认可现代个人主义思想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认为存在一个本真的自我,而本真自我所构造的那种有个性的生活,被认为是我们个体生活意义的最终来源。但是当你在知识世界,或者真实的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地体验和经历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思想世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道理,迫使你不得不重新思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如何自处?我们到底能不能在社会中过一个孤独自处的生活?今天的这个讲座,总体上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展开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主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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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式的“娱乐至死”?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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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社会全面娱乐化的判断和批评,在最近几年很流行。这种判断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的影响。

大家知道,英国有两位作家,一个是乔治·奥威尔,一个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们分别写过两部预言性质的书,即《1984》和《美丽新世界》。前者描述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景象,后者则预言了另一种可怕景象:娱乐至死。前者是我们所熟悉的、以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所谓“老大哥”)为典型的极权专制,而后者则是我们以前不熟悉的“娱乐专制”,据说可能会出现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对这两种情形做了这样的比较:“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威胁的不是奥威尔的预言,而是赫胥黎的预言。也就是说,波兹曼赞成的,是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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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的“封建迷信”

作者:阮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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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有这种看法,即古希腊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民族,一个为知识而知识的民族,甚至为了真理不惜牺牲宝贵生命 ——就像苏格拉底那样。这 里存在很大的误解。事实表明,希腊人固然有理性的一面,但求神问卜即“封建迷信”的习惯与其他古代民族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国思想家库朗热在《古代城邦》一书中说,斯巴达人“绝对不会在月圆前出征,他们不厌其烦地杀牲祭祀,以观可否开战。若出现不祥之兆,会马上取消制订完善的计划。”那么雅典人怎样呢?要知道,雅典在希腊世界工商业最发达,人们的思想最开明,产生或活跃过很多“哲学家”。可库朗热却这样评论雅典人,说他们“无论在性格和思想方面,都与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相去甚远,但在畏惧诸神方面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雅典军队在每月初七之前不出战。每当海军出征时,他们必要重新给帕拉斯神像贴金。”事实上,整个雅典城遍布庙宇。其中有城邦神祗的神庙,有部落或城区神祗的神庙,还有属于家庭的神庙。每个家庭都会拜灶神,同时还祭拜其他只属于自家的神。雅典各类神祗的香火如此旺盛,以至于古典世界的头号哲学家,非常开明、非常理性的柏拉图也骄傲地宣称:要说祭神次数之多,迎神赛会之瞩目神圣,当推我们雅典”!

对于死者,雅典人是要祭祀和崇拜的。他们的每块田里都有“神圣的坟”。雅典的法律规定,雅典人每年都得向祖先献上新谷。这是因为凡是古人的定制都是神圣的;记载古礼的书,是不能有背离的。如果祭司们在祭祀过程中自以为是,发挥过度,会被处以死刑。让人无法理解的礼节,辈辈代代遵循并相传下去而不忙乱。比方说一年中的某一天,雅典人为阿里昂举行祭祀,只因她死于难产,所以祭拜时人们必须仿效产妇的挣扎和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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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最热心的宗教,莫过于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希腊人的传说或神话中,有许多半人半神,他们也被叫作“hero”。在整个希腊世界,有点名堂的部族和家族,祖先一定是神;不仅如此,人是可以变成神的,不是象征意义上的神化,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成神。某人因他的英勇和机智而打败了敌人,挽救了城邦,或要人在奥林匹克赛会上得了冠军,他所在的城邦就会立即宣布他是是神!不仅要给他塑一尊大理石像,还要给他提供够吃一辈子的物资奖励,如粮食和橄榄油。人而神的转变随时可能发生,且人变神的例子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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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负心汉”

一提到“负心汉”,您的眼前会浮现出谁的形象?是负了秦香莲的陈世美,负了杜十娘的李甲,还是《聊斋》里负了狐仙的书生?

所谓“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没错,在传统文化里的“负心汉”,往往是读书人。

故事的模式往往比较相似:贫寒书生,初时落魄潦倒、郁郁不得志,一旦时来运转,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立刻背情负义、攀附权贵,抛弃原有的发妻或情人。还有一种书生,家境富裕,抑或父亲是省部级高干,然而脱离不开封建礼教的俗套,也抛弃了当初的情人。这种书生往往被痛斥为“负心汉”,纵观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这种“富贵易妻”或者“薄幸无情”的故事模式,绝不在少数,每个朝代都有发生。

从《诗经·氓》中那个貌似憨厚实,实则“二三其德”的男人,就可以看出,负心汉的形象,早在《诗经》出现年代就已经有了。明末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王娇鸾百年长恨》等故事,负心汉的形象,更是真实反映了元明年间的世态炎凉。在蒲松龄笔下的《聊斋》爱情百花园中,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也占有狐仙灵异故事的相当篇幅。故事的开始往外类似,然而故事的结局并不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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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香港百万大道上的年轻人为何要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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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图,在港中大的百万大道上,那些年轻人黑压压的脑袋一片,成为社交媒体上得到最广泛传播的图片。百万大道上的年轻人们,他们为何举行罢课?很多人可能还不明就里;罢课的意义在哪里?却很可能是见仁见智的。

“有人称是权利,有人喊为暴民”。我们知道,多元社会中存在着不同意见,微思客无意选边站队,因而也不打算去代表任何一种价值观。作为多元交流的平台,我们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圆桌话题、激荡意见交锋,在这里,我们希望给您提供别样的声音。您有何高见,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为何要罢课

陈凯文

在昨晚一场饭局中,有朋友反对大学生今日举行罢课。
可是有些人在反对之前,似乎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何香港搞到要罢课﹖

  • 本来?现实本来很荒谬!

朋友说,大学生的本份应该是专心读书。
对,他们本来应该专注于学业,而这世界还有很多本来…

人类乃至众生本来应该平等,我的个人和政治权利﹐本来应该跟所有人一样。

中国现在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本来应该是人民的共和国﹔全国人大全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本来应该是人民的代表,由人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北京自称作中央人民政府,她的权力还本来应该来自人民授权。

香港可以有双普选,本来就是北京自己写在《基本法》内的宪制承诺,她本来应该守信。

根据《基本法》第45条,香港本来在07和08年便可以有双普选,不用等到2017年才有特首普选,建制派在04年前曾多次这样说,「争取07/08双普选」本来还写在民建联的党纲里。

香港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其提名机制本来便是「公民提名」,香港的特首选举本来也应该使用「公民提名」制度。

解释宪制性文件,本来应该用「解释从宽」(broad construction)原则,公民提名跟第45条「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本来便不相悖,即使要斟酌「公民提名」的字眼,其诉求也可以缩窄成「中国籍已登记选民将自动成为提委会委员」,而不是一棍打死,将「公民提名」视作违宪。

即使我们退一步,不追求直接等值提名权,提名委员会也可以由地区直选产生,或由全体民选区议员自动兼任,这些方法都不违宪,港人的间接等值提名权本来便不应该被扼杀。

现时的特首选举,选委兼具提委功能,提名门槛也不过是1/8的选委提名支持。即使退一万步,将来的提委会以现时选委会的组成方式产生,提名门槛本来也应该跟现时的选委会提名机制一样,而不是需要提委过半支持的所谓「机构提名」。

北京宣称「机构提名」体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过提委会的组成本来也应该体现「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由几十万人选出来的提名委员会,将几百万选民的民意拒诸门外,本来就是一种「多数服从少数」。一个不能体现港人集体意志的提委会,竟然讲起打着「民主程序」的旗号筛走候选人,本来便是荒天下的大谬。

  • 是谁在逼学生出来罢课?

这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现实依着本来应该出现的情况走,学生本来便不会出来罢课。是谁令这一切变成这样﹖是我们的特区政府,是那个自称人民政府,却漠视人民权利的中央。

她本来可以兑现《基本法》的承诺落实真普选,而完全民选的提委会本来也不违宪,她甚至没办法从《基本法》条文中﹐找到扼杀群众等值提名权的任何籍口,所以要假借所谓「国家安全」这种鬼话,来解释自己要出尔反尔、乱搬龙门。

至于北京干这一切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担心自己扶植的建制派会输。北京信不过建制派在真普选能打赢泛民主派,却要全港选民陪葬。堂堂正正怕打不过,便玩起猫腻来,却要扼杀我们普罗大众的等值提名权,以及平等的被选举权。

《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官府失德之时,士子不奋袂而起、力陈己见、痛斥时弊,然则读书穷学有何用哉?

  • 学生在罢课,你在干甚么﹖

说到罢课,有些人总爱说罢课实效不大,对,单是罢课未必能够憾动建制,不过学生已经做了他们能力上最大的抗争。真正能够憾动建制的行为,是罢工和罢市,这么爱谈现实和实效的我们,现在又不行动起来﹖我们为了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未来,又尽力干过些甚么﹖

其实,我们成年人如果还有一点血性,面对北京现在出尔反尔,失信于民之时,本来走出来发声应该是我们﹗本来走出来抗争应该是我们﹗本来要组织起来罢工罢市的,也应该是我们﹗我们本来便不应由这群学生孤身奋战、充当马前卒﹗

可惜的是,我们不少成年人早被生活磨平了羚角,我们总爱用「现实」来美化自己的怯懦,我们担心罢工会被炒鱿鱼,我们总以生计作为自己向强权屈服的籍口,我们为了维持自己物质上的生活水平,甘愿被社会的种种规范束缚,我们不敢罢工罢市,却倒过来谴责奋起反抗的罢课学生…

原因可能只是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已被物质生活腐蚀了心智,慢慢变成了维持着这建制内的一个齿轮而已。

  • 结语﹕这是最后的抗争

大家或许会问﹕我究竟是否支持罢课﹖我至今仍会答﹕我不想支持。
因为抗争的大旗本来应该由我们担,我们已经让学生们背负了太多。
如果说这场罢课有甚么实质意义,我会说,他们的奋力抗争,其实正在重燃我们的是非之心。
我们应像那些学生一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捍卫我们本应拥有的政治权利。

鲁迅曾经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是最后的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以下为罢课现场照片,来自于南华早报中文网:

 

 

 

 

 

 

 

 

 

 

 

 

 

 

特稿, 思·法

思法|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

★本文原载洪范法律与经济,微思客经作者王涌教授授权推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

2015年5月24日,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主题为“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主讲,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进行了评议。研究所所长梁治平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Continue reading “思法|民法典编纂的若干思考”

特稿

刘擎:证书主义文化的疯狂与反讽

本文原载于《外滩画报》,现经作者授权推送,以飨读者

证书主义文化的疯狂与反讽

刘擎
“亮出我年轻的护照”是十多年前“红孩儿”的一首流行歌曲,颂扬年少不羁的自由精神。那时的孩子今天已经长大,在每一个人生关口,“青春”不是什么通行无阻的护照,而是要“亮出你考级的证书”!你的英语不错吗?那么亮出你的“六级证书”或者“中级口译证书”;你很会电脑吗?那么请出示“微软认证书”或者“IBM认证书”。甚至,说你会弹钢琴,那一定考过了八级吧?或者能玩围棋,那你有业余六段的证书吗? Continue reading “刘擎:证书主义文化的疯狂与反讽”
特稿

要闻| 大选之际看土耳其

本文由盘古智库首发,微思客获得授权转载。知识产权由盘古智库所有,如有转载需求,请注明出处。

历史遗产、地缘政治及与中国的相关性

——大选之际看土耳其

盘古智库课题组

课题组组长昝涛(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

导读

近年来,土耳其这个国家似乎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一点不光是在一般意义上的中东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关注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人,他们因为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了对土耳其的某种特殊的知识性需求。
土耳其是地处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东大国,作为穆斯林国家却是北约成员;十几年来土耳其经济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是非西方国家中较早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序列的,现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近年来,中东地区出现复杂的剧变和动荡,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6月7日,土耳其即将举行议会大选,势必会对当下和未来土内政与外交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今年11月,G20峰会也将在土耳其举行。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来看一看土耳其这个国家,尤其是从人们更为关注的历史遗产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角度,考察一下土耳其的多重角色、变迁与定位,并揭示其与中国的特殊相关性,或许有助于当前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和了解,对于制定有关土耳其的战略对策提供一点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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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稿| 陈澄波与消失在台湾历史中的人们

 

★感谢《故事》授权微思客推送该文章。本文作者涂丰恩(哈佛大学读博士班)。如果需要转载,请联系该网站 http://gushi.tw/archives/3513。

盘古客|编者按
当禁忌不再是禁忌,当时代氛围容许人们自由地谈论这些禁忌,这样的时代是来之不易。然而,可以自由谈论的时刻,唯有透过反省,透过沟通,透过谈论,才能摆脱过去的桎梏,正如德国人不断地去反省与思考为何集体意志容许纳粹的崛起。《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本书则是去理解政治极端主义为何会兴起的原因,在今天特别的日子,推荐阅读这本书。

陈澄波与消失在台湾历史中的人们

涂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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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今日特稿| 许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推送许志永老师的这篇文章,希望给大家以启迪。很可惜,我们无法联系到狱中的许志永老师,取得他的授权。不过,我们相信,许老师可以理解我们的做法。

堂堂正正做公民

许志永

在一个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就会被捕入狱的国家,在一个遍地屈膝的臣民社会,勇敢做一个站立的公民是危险的,可这个国家必须改变,必须有人率先站起来。

中国宪政文明转型不仅意味着政治制度变革——彻底告别家族或政党专制,确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等现代文明制度,还包括政治文化变革——彻底告别“枪杆子政权”、“打江山坐江山”、“成王败寇”的野蛮政治逻辑,确立公平竞争、公共服务、自由、公义、爱的美好政治信仰。必须改变土壤,宪政秩序才能良好运行,从个体做公民开始的新公民运动,在推动民主宪政制度建设的同时,奠基宪政文化土壤。 Continue reading “今日特稿| 许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