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尽是酷寒和阴霾,那里才有温暖和光亮 | 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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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如果你被困在机场一周内不许离开,要求思考机场对于城市及人意义,你会怎么想怎么做?这个近乎疯狂的想法确实有人付诸实施,那就是哲学家阿兰德波顿。也许,不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我们很难有耐心有精力去思考这个看似遥远的话题,因为机场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背景”的一部分。来自伦敦政经的封砚亭受到阿兰的启发,对于地铁产生了好奇,开始了一段全球漂流,观察地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思考它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

外面尽是酷寒和阴霾,那里才有温暖和光亮

封砚亭

我家这个小城市终于装了地铁,拖拖拉拉建了三四年,尽管只有两条线,终于可以坐了。

其实我对地铁这件事是异常兴奋的,兴奋点并不是在地铁本身。地铁是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标志,它是城市的血脉、驱动的心脏,也是城市文化的注脚、权力深层分割的网络。试图接近和了解一座城市,地铁是一个丰富的实验地——它再现和复刻了城市生活的体验和地域文化,在细枝末节中,闻的到碰撞、融合或者分裂的气息。

夜晚我坐在地铁上,周遭的乘客大同小异的或专注于手机,独自沉默,或两两低语——这景象普通到你在任何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都可以见到。然而这种对比却突然让我思考,为什么一座城市的刚刚拥有新地铁,会整齐的呈现出和世界其他城市同一样的地铁习惯?

这是一个看起来特别无厘头的问题。

2015年,我第一次坐上这个城市崭新的地铁;而150年前,1863年的伦敦建成了它的第一段地铁线,它连接起了帕丁顿到伦敦城,以北部的法林敦(Farrindon)为端。这条地铁线,在伦敦心脏的北部以短短几站构成了这座迅速人口扩张和城市化的资本都市的第一条地铁线。

我乘坐的城市地铁线穿越这座都市最繁华的两条线路,它们穿起灯火繁华的购物中心和诸多白鸽群飞的广场。铁轨一路指向大海,地铁勾连起了这座城市最中心的商业定点和政治坐标。而150多前,大工厂时代的伦敦兴建着越来越多的工厂和商店,城市人口在50年间增加150万达到250万,原本属于中上阶层的宽敞街道变的无从承载这些突然多出来的新伦敦人。这条地铁线与今天明显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如线穿珠般串联中心,以形成一种更为稳定的辐射效应;它并不立足于穿越西伦敦和泰晤士等一区中心地标来搭建第一条城市地铁隧道——因为遍地的四轮马车挤满人口激增的伦敦时,被陆上交通拥堵急破头的绅士淑女们,需要的是一条可以在地下通车的隧道来消化资本扩张的城市负载的交通压力。据记载,“面对这个难题,一位叫查尔斯.皮尔森的英国律师灵光一现,提议在地下管道中开通列车,连结起整个城市中心与周边乡村的交通枢纽。这可以大大方便城市中的打工仔们下班后迅速回到郊外的住所”城市交通的变迁总是城市扩张、人口迁移的结果。19世纪伦敦的城市新移民们风火火、朝气蓬勃的穿越在伦敦城中心和乡村的边界上、穿越在北部热闹喧天的法林敦市场中,乘坐着令人担心会塌陷的地铁,拓展着新兴阶层在这个城市里的疆域。

当我坐在飞驰的现代地铁上时,忍不住试图想象150多年前那一段从法林敦出发的蒸汽地铁(地下火车)的情景。法林敦地铁站在1863年时挨着1826年兴建的法林敦市场,它占地0.01平方公里,“组成了一块突出而美观的方地,这些土地和其上的店铺,被估计价值20多万英镑,市场建筑的本身,包括铺路的成本,共计80万英镑。被商铺和摊位簇拥着的市场主道一直延伸至建筑的三边,在其中间是一座突出的塔顶,悬挂着时钟。市场主要入口在两侧的大门,每一侧都被改建成原来的两倍,同时配有两个给路人行走的校门,从早到晚的都敞开,直到每天市场买卖结束才关上。”然而遗憾的是法林敦市场却并没有给这巨大的投入相应的经济回报:由于他地处陡峭的Fleet河附近,偏僻的位置使得它的交易量少的可怜,面对来自伦敦市中心考文特花园市场等的竞争,最终它不可避免的衰落了。但这至少说明了,在十九世纪的伦敦版图中,法林敦地区是一块亟待开发的、边界明显的城乡分界线。

在这其中,让我觉得更有趣的并仅仅不是我乘坐的这趟地铁和第一条伦敦地铁在相对位置上的差异,一个中心辐射、一个勾连边界,而是地铁溯源的背后的故事,达到其他历史悠久的地标建筑物都有一些异曲同工的逻辑,结果却因为情境差异而不尽相同。作为地下交通的城市地铁,作为城市空间里时常被人忽略的组成部分,伦敦地铁对城市文化和对时间空间的呈现、重构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从平面的世界来看,也许更好入手。如今全世界的地铁图沿用的都是一名叫哈利贝克的电子图绘制员所设计的样式,在伦敦地铁图上,如今依然可以清晰的看见这位设计师的名字。我在伦敦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靠着手机里的地铁图,或是地铁站随处可见的纸质地铁图,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鲜明地铁标识,迅速进入这套发达的地下交通系统,安全、快速,毫无阻塞的到达城市的主要地区。依靠着这种平面化的设计,城市被呈现成一种游客也易懂的视觉语言,空间在地铁空间里变的扁平和一致:维多利亚到东区的距离是可以被地铁站准确描述的,而这其中的横亘的物理空间和斑驳历史都是可以被消解。你从泰晤士河畔的地铁站进入地下系统,没有人知道你的目的地是西敏寺还是诺丁山。这大概就是乘坐地铁的人常说的“方便快捷”的一种:他为你消解了某种看不见的边界,在地铁看来,空间均质平等的。列斐弗尔在《生产空间》里认为,资本对空间的生产被均质化和序列化——他认为当下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商品,更将空间变成了生产对象,空间变成了生产和消费的一环参与到资本运作中,通过将统治者、专家、工人都编入都市规划,建造和居住,资本主义消灭了场所,而生产了空间。生产意味着控制和权力介入,比如福柯认为始于18世纪的城市规划即是对人的管理和监视过程。从这一点来上,地铁也一定属于他认为通过空间进行的操控的范围。
伦敦的地铁文化,如果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文化的话,曾经是稳固而踏实保守的,它和伦敦城市发展交织在一起,有着鲜明的进化历史。在地处考文特花园的伦敦交通博物馆里,我驻足饶有趣味的欣赏着1863年以后各式各样的伦敦地铁海报。这些海报不管展现了美妙的设计,更令人惊叹的是媒介是可以如此精确而微妙与历史某一时刻充盈的生活形态互动,并在保存中为后人留下探寻的痕迹。到二十世纪,伦敦地铁早已经走出了法林顿地带,跨越了泰晤士,变得四通发达,它逐渐呈现出“明亮”的中心——夜伦敦最灯火通明得地段,并且告诉乘坐地铁的上班族,地铁连接着你个商业、资本、城市生活的中心。
这些颜色明亮温暖的海报将伦敦地铁生产为城市文化符号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地铁再现着一种发展中的、蓬勃的大资本都市中上流阶级的生活方式,满足了既有的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和需求,沿袭了地上空间的规则,生产和重复生产着伦敦作为一个媒介视野下的城市。对比着观察19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的地铁符号呈现,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从城乡局部走向整体再走向多面相的城市景观、散乱走向秩序,黑白的凌乱走向色彩斑斓个性突出的整齐划一。在这些明亮的色块组成的现代生活图景中,城市如自然、科技、工业发展、现代生活的呈现如此富有人性化的意味,充满了创造性,朝气和希望,对现代生活的想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地铁海报的呈现中可见一斑。
画符号的地铁的是都市文化中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不仅限于伦敦地铁。但是地铁空间是否可以当作文化场域来看待呢,如果承认地铁代表着某种文化含义存在在主流甚至流行文化之外,在这一场景中,是否有,什么样的群体或者个体身份被构建,又是如何和场景相接合的呢?
回到这幅创作于1924年名为where it is warm and bright巧妙的展现了地铁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含义:相比于空气污染、烟雾缭绕,在一战中蒙受创伤的地上城市,地下的地铁系统才是光明的温暖的;这幅画中,伦敦地铁的红色圆圈成为了太阳,资本的巨手将人们从地上的城市景观推向了地下新空间。毫无疑问,伦敦地铁交通系统是镶嵌在城市空间中的特殊产物,具有和周遭景观的差异性的;但同时它的均等、标准化也可看做现代大众社会兴起的产物,背后壮大的城市化新阶成为住在交通的主力军。 “只要上了地铁,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如果马车是贵族的、精英的符号,那么地铁就是现代的、大众的。但同时,将地铁作为单纯的空间来说本身是存疑的,虽然,地铁在于地面世界的互动中恰恰打破了隔阂和边界、那些四处蜿蜒的管道和发达的通路在打破边界的同时构建着自己的身份和权力含义。那么,除了物理意义上的地铁,还有贯穿着地铁的历史变迁到今天?第一条地铁线在经历了150年的发展后,早已变的错综复杂。而相伴而来地铁的含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第一条地铁先沟通了城市和边界之间的隔阂,地铁的诞生消弭了来自前工业社会的社会边界,那么当边界消失后,地铁是否有可能成为社会时间空间区域(institutional time and space zone)的意外?情况可能不是这样。随着地铁越来越普及和被社会容乃,它演变成社会时间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深化了现代生活的时间刻度——地铁除了是一种空间,同样具有时间性;甚至地铁时间很大程度上参与重构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活结构,逐渐成为组织现代生活结构的本身,从这一点上来讲,它超越了简单的空间纬度。这幅名字为“回家的路”的海报,描绘的是地铁城市在傍晚十分最常见的景象之一,时钟指向十点三十分,在温暖的橘色灯光映衬下的夜幕依然是蓝色,城市里的人们纷纷涌向地铁站乘地铁回家,柔和明亮的色调传达出一种家作为港湾式的意向代表的私密、放松和温暖;而地铁是家的延伸,是分隔社会机构和家庭(宗教/学校)的界线,地铁时刻作为社会时间将现代生活周期进行切割。

作为物理空间和时间不能完全解释地铁之于城市和生活,但是“加速”和“时空分离”却是对现代生活至关重要的两个概念。我们的经验是,只有在某一刻某一地出现才能顺利达成去往目的地的地铁,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地铁作为一种现代交通工具,即是社会时间,又是对社会时间的切断抽离,即是资本生产的同质化均匀的超空间,也是都市文化被复制和被挑战的空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客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显得是内在的朝着我们崩溃了。” 现代交通工具的诞生,即是以时间压缩空间,从而创造出现代社会的新空间,如哈维所言,“空间上的各种障碍只有通过创造特殊的空间(铁路、公路、机场、远程运输)才能减少。” 加速论和时空压缩——粗略的看是延伸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探讨的方法——即时间对空间的消解,这诚然可以解释现代交通工具服务于资本社会的本质。可是,却仍然让我觉得并不能解释全部。
直到偶然读到阿兰·德波顿的A Heathrow Dairy,中文译作《机场里的小旅行》(似乎是受英航所托的创作),书旁征博引的有机场展开介绍了人类的历史、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的团聚离别、小到礼仪大到生死;反思科技的发展、嘲弄商业文化等等。这本薄薄的小书让我对资本空间和现代生活的关联有了一点新的想法。希思罗机场作为伦敦为地标,是文艺作品视野里的常客,恐怖分子们谋划过阴谋,爱情喜剧呈现过它承载的相聚和离别,游荡者在这里滞留度过妙趣恒生的意外时光。而在作家笔下,恰恰是这样的空间,成为了承载现代生活的容器,但是以一种非常丰富的想象和慰借的形式。德波顿认为,机场是人类当代文化的想象中心——这必然是一方之词,但是德波顿提供给我的是“资本空间”对另一种认知:想象力是否可以复活,现代人是否可以有对日常、真实的生活的回归。比如,作者说,“我想要一本以友善语气写成的书,内容表达了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感受到却从未真正理解的情感;这种情感传达了社会宁可不予承认的日常事物。”

同样的逻辑是否可以移植到地铁呢?我想到08年被伦敦市长下了禁令的环线狂欢。 “通过脸书和推特召集,一群陌生人在约定的时间聚集在某列环线地铁上。开酒瓶的开酒瓶,带杯子的带杯子,甚至还会邀请脱衣舞女郎,伴着摇滚乐绕着地铁扶手大跳钢管热舞。为了避免被官方管制,派对常常是毫无预警地在车厢中就开始了,而撞上的普通旅客会被热情地邀请加入。”看到网上这段介绍时,我想如果列斐伏尔同意的话,这大概也算是伦敦特色的“瞬间迸发的、超越单调秩序的激情和解放”吧。

只不过当我坐在温暖明亮的地铁里时,对着电视闪烁的荧屏和手机里跳跃的消息,回想德波顿文字间希思罗的浪漫、柔情与趣味,与虚拟空间里世界另一端蹦出的信号交织,越发觉得地铁空间也许恰恰逼迫你处在此时此刻压抑的车厢,但也使你可以沉陷在任何时空、无处不在了。
编辑/李汶龙
作者封砚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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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子孙,为何义无反顾废除死刑?| 微思客

本文转载自“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网站。如需转载,请符合该网站要求。

编者按: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不过,这一天总会不经意地被我们忽视。今天,微思客希望带您关注我们的邻国蒙古国。
2015年12月3日,蒙古国国会正式通过新修正的刑法,“死刑”正式从蒙古国的法律当中废除。由此,最重的刑罚变成了“无期徒刑”。新刑法将于2016年9月生效。这标志着,蒙古国成为全球第102个废除死刑的国家。
蒙古国现任总统 Tsakhiagiin Elbegdorj 于2010年1月14日执政时,宣布暂停施行死刑。2012年1月5日,国会以九成的支持率,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二议定书,也就是“废除死刑”的法案后,蒙古国会于2015年12月3日通过新修正的刑法,死刑在法律上正式废除。
以下,我们转载的是吴豪人《二二八六十八周年谈蒙古废除死刑》的“节选”。如需阅读全文,还请各位读者,翻墙到“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网站阅读。

 

二二八六十八周年谈蒙古废除死刑

吴豪人

法国前司法部长Robert Badinter在『为废除死刑而战』中曾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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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述你的人生:少年派的移民故事 | 微思客

★本文原载于《书城》2013年第四期。现经作者授权,由微思客推送,以飨读者。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或微思客团队。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派和老虎在天地之间漂流)

如何讲述你的人生:少年派的移民故事

书玉 继续阅读“如何讲述你的人生:少年派的移民故事 | 微思客”

福山在多伦多大学讲了什么?|微思客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感谢张军教授对微思客的大力支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或微思客团队。

福山讲座摘要

张军

福山今天在多大商学院就政治秩序和政治衰退(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做了一个45分钟的发言,还有30分钟左右的问答。 继续阅读“福山在多伦多大学讲了什么?|微思客”

一篇几乎完美的议会演讲,一个祖传政客的犯上逆袭| 微思客

译者按:本文英文原文属于公有领域,中文翻译版权归译者所有,微思客WeThinker获得译者授权推送。非盈利转载需注明译者,用于盈利用途请与译者联系,微信wolfonisland

The Speech by the Shadow Foreign Secretary, Rt Hon Hilary Benn MP during the debate on ISIL in Syria
House of Commons, 2 December 2015

影子外相,尊敬的Hilary Benn议员在关于空袭在叙利亚的ISIL武装的议会辩论上的演讲

英国下议院,2015年12月2日

译/曲蕃夫

Thank you very much Mr Speaker. Before I respond to the debate, I would like to say this directly to the Prime Minister: Althoug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and I will walk into different division lobbies tonight, I am proud to speak from the same Despatch Box as him.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is not a terrorist sympathiser, he is an honest, a principled, a decent and a good man and I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must now regret what he said yesterday and his failure to do what he should have done today, which is simply to say ‘I am sorry’.

非常感谢,议长先生。在我针对本次辩论发言之前,我希望直言不讳地对首相先生说:虽然今晚,我和我尊敬的朋友——反对党领袖将步入不同的投票厅,但是我依然很骄傲可以与他站在同一边的讲台上演讲。我尊敬的朋友并不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他是一个诚实的、有原则的、正派的好人。我想,首相先生现在一定很后悔他昨天说过的话以及他今天应做却未做的事,那就是简单地说一句“抱歉”。

首相卡梅伦此前将反对空袭者称为“恐怖分子同情者”的言论在辩论当天饱受批评

Now Mr Speaker, we have had an intense and impassioned debate and rightly so, give the clear and present threat from Daesh, the gravity of the decision that rests upon the shoulders and the conscience of every single one of us and the lives we hold in our hands tonight. And whatever the decision we reach, I hope we will treat one another with respect.

议长先生,我们已经进行了紧张而又充满激情的辩论,确定无疑的是,因为Daesh清晰而现时的威胁,今晚,我们每个人在双肩和良心上都承载着这份决定的庄严,多少人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所以无论今晚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我都希望我们可以尊重彼此。

Now we have heard a number of outstanding speeches and sadly time will prevent me from acknowledging them all. But I would just like to single out the contributions both for and against the motion from my honourable and right honourable friends the members for Derby South, Kingston upon Hull West and Hessle, Normanton, Pontefract and Castleford, Barnsley Central, Wakefield, Wolverhampton South East, Brent North, Liverpool, West Derby, Wirral West, Stoke-on-Trent North, Birmingham Ladywood and the honourable members for Reigate, South West Wiltshire, Tonbridge and Malling, Chichester and Wells.

我们已经聆听了许多精彩的发言,但很遗憾,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不过,我愿意挑选出一些来自我尊敬的朋友们的贡献——无论他们支持或反对此动议——来自Derby South, Kingston upon Hull West and Hessle, Normanton, Pontefract and Castleford, Barnsley Central, Wakefield, Wolverhampton South East, Brent North, Liverpool, West Derby, Wirral West, Stoke-on-Trent North, Birmingham Ladywood的(工党)议员,以及来自Reigate, South West Wiltshire, Tonbridge and Malling, Chichester和Wells的尊敬的(保守党)议员。

The question which confronts us in a very, very complex conflict is at its heart very simple. What should we do with others to confront this threat to our citizens, our nation, other nations and the people who suffer under the yoke, the cruel yoke, of Daesh? The carnage in Paris brought home to us 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we face from them. It could have just as easily been London, or Glasgow, or Leeds or Birmingham and it could still be. And I believe that we have a moral and a practical duty to extend the action we are already taking in Iraq to Syria. And I am also clear, and I say this to my colleagues, tha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e emergency resolution passed at the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in September have been met.

尽管冲突十分复杂,我们面对的问题核心其实无比简单:当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国家以及其它国家面临威胁时,当人们在Daesh的枷锁、沉重的枷锁下痛苦呻吟时,我们应该怎样做?巴黎的大屠杀把这份来自它们的清晰而现时的危险带给我们。这原本可能轻易发生在伦敦、格拉斯哥、或者利兹、或者伯明翰,现在依旧有这种可能。因此,我认为我们在道德上和实质上都有责任进一步扩大我们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的军事行动。我很清楚,并且我要对我的工党同僚们说,我们在九月份工党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紧急状态决议的条件现已达成。

We now have a clear and unambiguous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49, paragraph 5 of which specifically calls on member states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double and co-ordinate their efforts to prevent and suppress terrorist acts committed specifically by Isil, and to eradicate the safe haven they have established over significant parts of Iraq and Syria.

我们现在有了清晰的、毫不含混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249号决议。尤其是决议第5条中,明确地促请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加倍做出努力并进行协调,防止和打击ISIL所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摧毁它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当多的地方建立的庇护所”。

So the United Nations is asking us to do something. It is asking us to do something now. It is asking us to act in Syria as well as in Iraq. And it was a Labour government that helped to found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why did we do so? Because we wanted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orking together, to deal with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 and Daesh is unquestionably that.

所以,联合国正在请求我们行动起来,它请求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它请求我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行动起来。当年,在二战结束时,正是工党政府帮助建立了联合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希望全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处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毫无疑问,Daesh就是这样的威胁。

So given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has passed this resolution, given that such action would be lawful under Article 51 of the UN Charter – because every state has the right to defend itself – why would we not uphold the settled will of the United Nations, particularly when there is such support from within the region including from Iraq. We are part of a coalition of over 60 countries, standing together shoulder-to-shoulder to oppose their ideology and their brutality.

现在联合国已经通过了这个决议,而且军事行动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每个国家都有权自卫。为什么我们不能支持联合国已决定的意向?尤其是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该地区的国家都表示支持的情况下。我们是超过60个国家的同盟的一员,我们肩并着肩,共同反击Daesh的价值观和血腥暴行。

Now Mr Speaker, all of u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bringing an end to the Syrian civil war and there is now some progress on a peace plan because of the Vienna talks. They are the best hope we have of achieving a cease-fire. That would bring an end to Assad’s bombing, leading to a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and elections. And why is that vital? Both because it will help in the defeat of Daesh, and because it would enable millions of Syrians, who have been forced to flee, to do what every refugee dreams of: they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go home.

议长先生,当下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结束叙利亚内战的重要性,而且在维也纳会谈之后,和平计划也有了一定进展。这是达成停火的最大希望所在。这个计划将结束阿萨德政权的轰炸,并带来过渡政府和民主选举。为什么这个计划如此重要?不仅因为它可以帮助击败Daesh,更因为它可以使数百万被迫逃离家园的叙利亚人都可以做到每个难民梦寐以求的事:他们只想回家。

Now Mr Speaker, no-one in this debate doubts the deadly serious threat we face from Daesh and what they do, although sometimes we find it hard to live with the reality. We know that in June four gay men were thrown off the fifth storey of a building in the Syrian city of Deirez-Zor. We know that in August the 82-year-old guardian of the antiquities of Palmyra, Professor Khaled al-Assad, was beheaded, and his headless body was hung from a traffic light. And we know that in recent weeks there has been the discovery of mass graves in Sinjar, one said to contain the bodies of older Yazidi women murdered by Daesh because they were judged too old to be sold for sex.

议长先生,在座没有人会质疑Daesh以及它们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严重致命威胁,尽管有时我们依然会觉得直面现实太过残酷。我们知道,今年六月,在叙利亚的Deirez-Zor,四名男同性恋被从五楼扔下来摔死;我们知道,今年八月,帕尔迈拉古迹的保护者,82岁的卡勒德-阿萨德教授被斩首,无头尸体被悬挂于交通灯上;我们知道,几周前,在辛贾尔,多处集体屠杀坑被发现,其中一个坑中有年老的雅兹迪派妇女的尸体,她们惨遭屠戮的原因仅仅是她们被认定年纪太大,无法被贩为性奴。

We know they have killed 30 British tourists in Tunisia, 224 Russian holidaymakers on a plane, 178 people in suicide bombings in Beirut, Ankara and Suruc. 130 people in Paris including those young people in the Bataclan whom Daesh – in trying to justify their bloody slaughter – called ‘apostates engaged in prostitution and vice’. If it had happened here, they could have been our children.

我们知道,30名英国游客在突尼斯被杀;224名俄罗斯度假者在飞机上受难;178人在贝鲁特、安卡拉、苏鲁奇被自杀炸弹炸死;130人在巴黎遇害,包括巴塔克兰剧院里的年轻人——Daesh竟还在试图为他们的血腥兽行诡辩,把这些年轻人称为“淫乱堕落的叛徒”……假如这些事发生在英国,受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And we know that they are plotting more attacks.So the question for each of us – and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 is this: given that we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can we really stand aside and refuse to act fully in our self-defence against those who are planning these attacks? Can we really leave to othe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w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if we do not act, what message would that send about our solidarity with those countries that have suffered so much – including Iraq and our ally, France.

我们知道它们正在策划更多袭击,所以各位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正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它们在做什么,但我们真的可以视若无睹,眼看它们策划袭击,却不全面自卫吗?我们真的可以袖手旁观,让别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安全,而推卸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责任吗?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对那些遭受那么多苦难的国家发出了什么样“团结”的信息?包括伊拉克,还有我们的盟友——法国。

Now, France wants us to stand with them and President Hollande – the leader of our sister socialist party – has asked for our assistance and help. And as we are undertaking airstrikes in Iraq where Daesh’s hold has been reduced and we are already doing everything but engage in airstrikes in Syria – should we not play our full part?

现在,法国需要我们与他们并肩作战。奥朗德总统——也是我们的姐妹党:法国社会党的党首——正请求我们的帮助。而且,我们正在伊拉克进行空袭,Daesh的地盘已被缩小。除了没在叙利亚发动空袭,我们已经做了一切,那么为什么不能干脆全面参与呢?

It has been argued in the debate that airstrikes achieve nothing. Not so. Look at how Daesh’s forward march has been halted in Iraq. The House will remember that, 14 months ago, people were saying: ‘they are almost at the gates of Baghdad’. And that is why we voted to respond to the Iraqi government’s request for help to defeat them. Look at how their military capacity and their freedom of movement has been put under pressure. Ask the Kurds about Sinjarand Kobani. Now of course, air strikes alone will not defeat Daesh – but they make a difference. Because they are giving them a hard time – and it is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expand their territory. Now, I share the concerns that have been expressed this evening about potential civilian casualties. However, unlike Daesh, none of us today act with the intent to harm civilians. Rather, we act to protect civilians from Daesh – who target innocent people.

刚刚辩论中有人提到:空袭没有作用。我认为并不尽然。我们来看看Daesh在伊拉克的前进势头是怎样被阻挡的。本院应该还记得,14个月前,人们惊呼:“它们已经逼近巴格达了!”于是,我们投票决定答应伊拉克政府的请求,帮助击败它们。想知道它们的军事实力和移动自由受到了多大打击吗?去问问辛贾尔和科瓦尼的库尔德人吧!当然当然,仅靠空袭当然不能摧毁Daesh,但是这比袖手旁观要好得多!因为空袭会让它们难过,会让它们更难以扩张地盘。我也同意今晚诸位对于平民伤亡所表达出的担心。但是,除了Daesh,我们没有人希望伤害平民!相反,我们的行动正是在保护无辜平民免受Daesh的伤害!

Now on the subject of ground troops to defeat Daesh, there’s been much debate about the figure of 70,000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I think, better explain that. But we know that most of them are currently engaged in fighting President Assad. But I’ll tell you what else we know, is whatever the number – 70,000, 40,000, 80,000 – the current size of the opposition forces mean the longer we leave taking action, the longer Daesh will have to decrease that number. And so to suggest, Mr Speaker, that airstrikes should not take place until the Syrian civil war has come to an end is, I think, to miss the urgency of the terrorist threat that Daesh poses to us and others, and I think misunderstands the nature and objectives of the extension to airstrikes that is being proposed. And of course we should take action. It is not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to cut off Daesh’s support in the form of money and fighters and weapons, and of course we should give humanitarian aid, and of course we should offer shelter to more refugees including in this country and yes we should commit to play our full part in helping to rebuild Syria when the war is over.

关于出动地面部队击溃Daesh的问题,辩论焦点集中在“7万人”的数字上,我认为,政府需要作出更明确的解释。我们清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正在和阿萨德总统作战。然而,我想提醒诸位的是,无论这个数字是7万,4万还是8万,现在的反对派武装人数意味着,我们越晚采取行动,Daesh就会把这个人数减到越低。所以,议长先生,我认为那些表示“在叙利亚内战结束之前不应进行空袭”的意见罔顾了Daesh给我们和他人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紧迫性,并且误解了计划中空袭的实质和目的。我们当然应该采取行动,以斩断Daesh获得金钱、战士以及武器的渠道。与此同时,我们当然应该给予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当然应该为包括在英国的叙利亚难民在内的所有难民提供庇护,这与军事行动并不矛盾。而且,没错,我们当然应该承诺在战后对叙利亚的重建给予全面帮助。

Now I accept that there are legitimate arguments, and we have heard them in the debate, for not taking this form of action now. And it is also clear that many members have wrestled, and who knows, in the time that is left, may still be wrestling, with what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But I say the threat is now, and there are rarely, if ever, perfect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o deploy military forces. Now we heard very powerful testimony from the honorable member for Eddisbury earlier when she quoted that passage, and I just want to read what Karwan Jamal Tahir, the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high representative in London, said last week and I quote: ‘Last June, Daesh captured one third of Iraq over night and a few months later attacked the Kurdistan region. Swift airstrikes by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and the actions of our own Peshmerga, saved us. We now have a border of 650 miles with Daesh. We’ve pushed them back, and recently captured Sinjar. Again, Western airstrikes were vital. But the old border between Iraq and Syria does not exist. Daesh fighters come and go across this fictional boundary.’ And that is the argument Mr Speaker, for treating the two countries as one,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defeating Daesh.

我承认有人提出了合法性上的担忧,正如我们在辩论中听到的,认为不应该采取军事行动。很明显,很多议员争论的是“究竟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而且在剩余的时间里,可能还会继续为此争论。但是我想说,威胁就在眼前,但出动军事力量这种事几乎不存在什么完美的前提。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来自Eddisbury的尊敬的议员的有力证词,她引用了这段话。我也愿意为大家朗读一段来自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驻伦敦高级专员Karwan Jamal Tahir上周所说的话,如下:“去年六月,Daesh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伊拉克三分之一的土地,数月后就开始进攻库尔德斯坦。是英国、美国和法国及时的空袭,以及我们库尔德自由民兵的战斗拯救了我们。我们现在与Daesh之间有650英里的边界。我们将它们击退,重新夺回了辛贾尔城,西方的空袭又一次帮助良多。但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原来的边境线早已不复存在,Daesh的武装人员可以轻易越过这条虚拟的边境,来去自如。”议长先生,这就是我的论断: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击溃Daesh,我们必须将伊叙两国视同为一。

Now Mr Speaker, I hope the house will bear with me if I direct my closing remarks to my Lab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n this side of the House. As a party we have always been defined by our internationalism. We believe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one to another. We never have – and we never should – walk b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现在,议长先生,我希望各位可以允许我将我的结语说给我这一侧工党的朋友和同僚。作为一个政党,我们一直被我们所坚守着的国际主义信念所定义。我们坚信,我们相互承载着对于彼此的责任,我们未曾,也绝不应该事不关己地绕行他路。

And we are here faced by fascists. Not just their calculated brutality, but their belief that they are superior to every single one of us in this chamber tonight,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represent. They hold us in contempt. They hold our values in contempt. They hold our belief in tolerance and decency in contempt. They hold our democracy, the means by which we will make our decision tonight, in contempt. And what we know about fascists is that they need to be defeated. And it is why, as we have heard tonight, socialists and trade unionists and others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 in the 1930s to fight against Franco. It’s why this entire House stood up against Hitler and Mussolini. It is why our party has always stood up against the denial of human rights and for justice. And my view, Mr Speaker, is that we must now confront this evil. It is now time for us to do our bit in Syria. And that is why I ask my colleagues to vote for the motion tonight.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法西斯。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有计划的残暴行径,还有它们自命的高贵。它们自认为比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个人都高贵,比我们所代表的所有人民都高贵。它们对我们只有蔑视。对我们的价值观,它们蔑视;对我们宽容和高尚的信念,它们蔑视;对我们今晚做出决定的方式——民主制度,它们蔑视!而对于法西斯,我们清楚知道的是,它们必须被击溃!正如我们今晚听到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在1930年代,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以及更多的人加入国际纵队,并肩对抗佛朗哥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整个议会奋起反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党会永远与对人权价值的否定相抗争,永远为正义而战!议长先生,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必须直面这群恶魔,我们现在就要尽到我们在叙利亚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促请我的同僚们,为这一动议投下赞成的一票。

(译者:曲蕃夫,本科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政治、经济与哲学(PPE)专业,现居伦敦。热爱英国历史与文化,长期关注英国政治及在英华人参政,英国保守党华人之友成员。)

“雾霾”中的新政治——评柴静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 微思客

“雾霾”中的新政治

——评柴静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

林猛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把世界连为一体,我们也越来越毫无延时地加入到各种国际热点之中,从鸟叔到冰桶挑战到蓝黑白金裙子,都是如此。突然有一天,一个像公民一样、也把我们当成公民一样,一起切实探讨我们生活中存在的难题的视频,席卷了网络,很短的时间内上千万次的点击量,微信圈、微博很快都被刷屏,人们都在转发它、谈论它,进而加入它所激起的讨论中。这在本土作品的网络传播史上,可能是一个空前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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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严控人口可行吗?|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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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严控人口可行吗?

黄英政

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有一个政策,就是严控特大城市的人口,北京是最为积极的。这背后的理由是北京人口规模确实是太大了,人口太多。我们看数据是不是真的这样?这是美国宇航局卫星的所谓城市灯光图,实际上不是真实照片,而是根据遥感数据编辑而成的。左上角是北京和天津,有两团。从图中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根本不是太大,它在国内是比不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亚洲比不过首尔和东京,甚至跟曼谷相比也差不多,在欧洲也是和巴黎、伦敦、莫斯科差不多,在美洲比不过纽约、墨西哥城和圣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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