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权 | 凯勒:历史和被抹去的历史

莫惜墨·第二期】

编者按:

我们是否有被遗忘的权利?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幼稚。人的记忆能力有限,遗忘是人保护到大脑的本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遗臭万年,都会被时间洪流全部冲蚀。但是,提出来这样一种权利并非只是取乐。不得不说,我们的环境变了;准确来说,我们的隐私状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在互联网、数码产品、社交网络等现代科技诞生之前,我们的私人事实不为人所知。我们所看到的隐私泄露,大多数是狗仔队有意挖掘明星的私生活所致。但是,进入了社交网络时代,我们开始乐于分享我们自己的私人生活,其中不乏一些可以被视为是隐私的事实,不需要刻意挖掘,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在网络中轻易获取。可以说,我们的私生活已经从以前的私密状态转变成了公开状态。

我们所见证的转变不仅如此。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媒体小报所披露的明星隐私确实能够在当时吸引很多大众的眼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就不再关心,渐渐忘记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科技能够实现永久存储记忆。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会被遗忘的年代”。看到这里,你有没有想过,曾经上传到网上的一些幼稚的文字、过激的言语、大胆的照片、疯狂的视频,所有这些数据可能永远无法从网络上删除。而因为当时的一时冲动而悔恨,已经为时过晚。当这些敏感的数据给我们带来了侵扰或者不安时,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这些数据被删除掉呢?请您带着这样的担忧和好奇,来阅读下面的文章。如果感兴趣,不妨做一些思考和回馈,我们期待着与读者朋友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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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被抹去的历史

文/比尔•凯勒

在我最爱的咖啡桌图书中,有一本叫做《人民委员突然消失了》(The Commissar Vanishes)的怪书,这是一本照片集,里面有一些经过修改的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照片。当斯大林清洗了他一位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后,这位失去支持的党员在官方照片中的形象就会被及时地裁掉,或用气笔抹除。《人民委员突然消失了》一书把修改前后的照片放在一起。在前一张照片上,这名坚定的党员还在红场上与列宁(Lenin)一同微笑,而现在——嗖!——他竟然消失了。人与被抹去的人,历史与被抹去的历史。

如果从当代视角谈论被抹去的历史这一话题,我现在要带你看看将于下个月在一间康涅狄格州法庭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网络时代的美国,出于善意甚至是人道原因,历史有时候应该被抹去。这起案件挑战了这一观点。

根据康涅狄格州的一项法律,刑事案件被告可以在案件驳回后删除官方记录。美国大多数州都有某种形式的允许擦除犯罪记录的法律,有时候这些法律也被称作消除犯罪记录法。这些法律旨在使那些案件被撤销或指控被推翻的涉案人员能够继续他们的生活,而不受被捕污点的妨碍。所以,根据康涅狄格州的法律,任何犯罪记录被擦除掉的人都“会被认为从未受到过拘捕”,而且“在宣誓时也可以这么说”。

2010年,警察在搜查格林威治的护士洛林·马丁(Lorraine Martin)的住所时发现了少量的大麻、秤和塑料袋,随后便逮捕了她和她两个已成年的儿子。当她同意参加一些毒品知识课程后,有关部门便撤销了针对她的案件,官方的记录也自动清除了。好像被捕一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法律似乎为她提供了保障。

但是,马丁发现,她在应聘一些本应容易得到的职位时总是遭到冷遇。于是,她用谷歌(Google)搜索自己的名字,然后便发现了任何一位警惕性高的雇主可能已经看到的内容:网络新闻档案里仍然罗列着标题为“母子因涉毒而受到指控”之类的报道。

“这就是被刻上了红字,”她的律师马克·舍曼(Mark Sherman)告诉我。“虽然她没有任何因罪被捕的记录,但还是没人愿意雇用她。”

随后,马丁对当地新闻机构提起集体诉讼,称他们损害了她以及所有处境相似的人的名誉。诽谤即公开发布既有破坏性又不真实的信息。很明显,当新闻机构首次发表她被逮捕的报道时,报道是真实的。然而,康涅狄格州的消除犯罪记录法已经确定事实是可以被篡改的。她的起诉书说,马丁“应该被视作从未遭到逮捕”。所以,新闻报道就变成了假新闻。

法庭诉讼要点中的有些段落,会让你觉得律师被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鬼魂附了身。他们会对“历史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差异进行辩论。他们争论,是否一些事在发生时是真实的,事后却不仅会成为隐私而且会变成假的,它甚至能假到你可以发誓它从未发生过的地步,而且在法律面前,你所说的还的确属实。摘要中有好几页和大量脚注都是关于如何定义“发布”一词的。马丁的律师坚持认为,每当搜索引擎把旧报道呈现给一位新读者时,就相当于把这篇报道重新发布了一遍,也就构成了又一次诽谤。辩方的新闻机构称这种观点很荒谬。

原告的诉讼要点承认这起诉讼很“新颖”,而且我谈过话的大部分律师都推测这个案子可能会被驳回。它似乎与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直接冲突。我好不容易在新泽西最高法院找到了一起比较相似的案例,因为法院判决认为原告的逻辑是“奥威尔式的”,此案最终被驳回。

然而,这起案件背后的悖论真实存在而且并不简单。这起康涅狄格州的案件只是人们焦虑地抵抗网络攻击的一个事例。在这个拥有大数据(Big Data)和空前强大的搜索引擎的世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而且几乎任何人——潜在的雇主、房东、约会对象、侵略者——都可以接触到这些内容。在媒体自由不那么神圣、隐私权也被保护得更好的欧洲,个人拥有“被遗忘权”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那些希望能擦除他们在网上的详细信息的人往往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倘若是在德国或者西班牙,洛林·马丁可能就会打赢这场官司。

我感觉这个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消除犯罪记录法。各州感到更大压力,需要对公开记录加以限制。(在纽约一家报纸公开当地枪支许可证持有者的姓名和地址后,奥尔巴尼的立法机关立刻对上述信息加以限制。)谷歌最新的透明度报告显示,来自政府、法院的希望撤下可能具有损害性资料的请求骤增。编辑告诉我,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读者的骚扰,这些读者曾就敏感话题——裸体主义、厌食症、欺凌行为——配合记者的采访,多年之后,他们却发现以前的报道一再为他们带来痛苦。(被称为“悔恨源头”。)

负责处理《纽约时报》读者意见的格雷格·布罗克(Greg Brock)表示,他现在每周会收到大约四位读者要求删除一些内容的请求。大部分请求涉及警情通报提到的信息,尽管他也收到一些想要删除婚礼消息的请求——这些婚姻最终以令人不快的离婚收场。他听过的最令人悲伤的请求涉及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幼儿错把母亲刚生育的双胞胎当作娃娃从婴儿床上拽出玩耍,无意中导致双胞胎死亡。将近30年后,这名幼儿已经是一名老师。当她的学生在谷歌网站上输入她的名字时,第一个跳出来的便是将她与双胞胎之死联系在一起的新闻。

如果这还不够悲惨的话,还有越来越多贪婪的人以你的痛苦牟利。例如,Mugshots.com收集、公布各地的逮捕记录,并附上令人恐慌的面部照片,然后提供信息修改服务,费用为399美元(约合2457元人民币)。

尽管我们可以理解这种逃避痛苦回忆的渴望,但《纽约时报》的政策是绝不修改历史,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判无罪或案件被驳回,《纽约时报》将会更新相关新闻,完善但不是删除报道。

一些报纸已经做出让步,同意在一些情况下,在网络版的文章中插入一些代码,防止主要搜索引擎抓取这些文章。我们仍然能在报纸的数字档案中及当地图书馆的报纸合订本中找到这些文章,但它们不会出现在谷歌网站上。美国赫斯特国际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是上述康涅狄格州诽谤案的一名被告,该公司正在试用此类程序。《纽约时报》在几年前考虑过类似的政策,我们最后决定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谬论。但现在也许是再行讨论的时间了。

一些隐私保护公司利用另一种技术。他们准备了包含客户学业成绩、慈善工作等无害信息的数据包,并对其进行“优化”,使它们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位于那些令人难堪的信息之前。

上个月,Reputation.com网站的联合创始人欧文·特里普(Owen Tripp)在YouTube的一段视频上宣扬“被遗忘权”。该网站通过帮助客户管理数字资料赚钱。特里普表示,每个人都有一点成长、尝试及犯错的空间。

他问道,“我们怎么让人们有机会回到过去,去改变,去修整历史,或者至少在那些最为私密的事情上罩一层纱?”

“这不仅仅是隐私问题,”牛津互联网学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教授、《删除:数字时代的遗忘功效》(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作者维克托·迈尔-舍内贝格尔(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说,“如果我们不断地被提醒别人曾经犯过的错,我们就无法根据他们目前的情况来评价他们。我们需要一些手段来限制历史的无所不在。”

他表示,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种限制到底会是什么。他对立法持谨慎态度,但他愿意看到搜索引擎公司——从信息积累中获利最多的一方——提供某种保护名誉的工具,目前只有支付得起Reputation.com等有偿服务的人才能使用这样的工具。他指出,由于谷歌被控侵犯版权,谷歌现在每周撤下500万条信息。我们为什么不能期待谷歌为用户提供一种选择,一个简单的程序,使有关他们的新闻报道排名靠后,或者在未来的搜索结果中省略这些报道?这是一个好问题。反正搜索算法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毕竟,也从没人说谷歌上的信息是呈现历史的初稿。

(本文最初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网比尔·凯勒专栏,2013年5月8日期)

作者简介:比尔·凯勒(Bill Keller)是《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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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去哪儿了?

★经作者同意,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按下述要求进行: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系微思客清木远。

 

时间都去哪儿了?

 思验田/清木远

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得大江南北心有戚戚焉,不光是旋律好,主要是问题提得好。

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是很多人当下的心声,我们整日忙于各种事情,每个人都觉得时间不够,都抱怨自己的时间花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市场上有各种教你如何时间管理的书籍,好像读了它们就不会遇到deadline(英语太委婉,其实就是“死期”)的压力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时间的误解。

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研究资源的稀缺性,归根结底,这世上大多东西都是有限的,东西因为有限而珍贵,比如火车票,比如球赛门票,比如金银珠宝;反过来说,有一些东西则好像是无限供应的,也就被我们认为不珍贵,比如空气,比如爸妈对你的爱。因为轻易地获得,我们就不珍惜。但是我想来想去,这世上有一样东西,你既不能说他是有限的,也不能说他是无限的,这个东西就是时间。

说时间有限,这很容易理解。有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极好地描述了这一点,叫“机会成本”,你干了这,就干不了那,走了一条路,就错过了其他千万条路。这是生命的终极困惑,哲学家、诗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人永远不能同时把时间同时用在两处。 所以,时间的确像是稀缺品,一个人一生或短或长,但总归是有限的,你一辈子能干多少事,到老总有个最终的盘算。我每天都在为时间的稀缺痛苦,因为我每作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我得放弃其他同时可能的选择,这种痛苦很多人都体会。米兰昆德拉有个书叫《生活在别处》,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困扰很贴切,人总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你永远在想着自己另一种生活,想着自己的机会成本。

但是,生命就如此悲剧,时间就真的稀缺到不够么?我其实很怀疑。

时间不是个抽象的计量单位,不是冷冰冰的计时器,不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走表,一刻也不能停。其实时间就是生活本身,它关乎精神体验。不少人都经历过一些特别的时刻,突然忘我,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在那一刻,全神贯注于某事,灵感突发,情绪激荡,电光火石,仿佛时间停止。这样的时刻,时间是无限的。

时间是取之不尽的矿藏,若不解风情地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说,时间是边际效用递增的东西。多吃一个包子,你会舒服,再吃一个,你会少一点快乐,但是时间不一样,在适宜的情景下,你发现时间带给你的体验是效用递增的。投入时间越多,快乐不断累积,这叫沉迷,若一件事情带给你这样的体验,你一定是爱上它了。爱一个姑娘三年,和刚好上,你觉得哪个爱更深?

所有时间管理的秘籍和长辈们都在教我们,时间是稀缺的,是有限的,要充分利用,结果呢?我们有真的利用好么?我觉得对时间的态度,不妨选第二种,相信时间是无限的,如此会少很多“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困扰,多几分活在当下的坦然。你更不会时时想着what if,而是懂得放下一下东西,全身心地投入另一些带给你充实精神体验的东西。这样的境界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是我们应该努力。

一句话,专注是时间的解药。

在远方写作:谁走出谁的围城?

不得不说,我们的时代变了!

至少,在我看来,它呈现了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专业与分工越来越细;第二,媒体空前活跃、传播方式花样迭出。

这样的时代特点,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专业与分工的愈加精细,带给每个人的是更加专业化、精密化的学科训练。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在每个人都越来越专业的当代,对大家而言,理性的选择是,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成为某个领域专家的同时,我们可能是另外一个领域彻底的“无知者”。但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我们又往往会求助于具有专业素养的行家,寻求“理论权威”的引导,这同样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然而,对于公众来说,理解专家或学者的“论述”并非易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捕捉到了大众的需求,它们尝试着将一些学者的专业见解进行通俗化处理。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者被媒体推向了大众,另一方面,大众也在最短的时间、付出最小的成本,亲近那些他们需要但本身晦涩难懂的领域。

商业需要的是满足需求、实现需求。在商业化的媒体时代,媒体人似乎最具有敏锐的嗅觉,会在第一时间发现、探索、追逐。

大众则希望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找到他们可信赖的媒体,并通过他们接触到他们希望了解的讯息。

在媒体传播的效应之下,一些学者“脱颖而出”,为公众所熟知。他们的成名与言论,给原本处于学者社群的其他成员以刺激和影响,不少学者也在审视自己的角色与作为。

许多学者因此不再愿意“留守”在象牙塔之中,不再心甘情愿地专注于科学的探索与思想的挖掘,而是希望尝试在不同的角色中切换,追求更丰富的生活,或者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其实,古往今来,学者都是位于学术生产最前端。他们的研究,无论是“经世致用”的实践,还是最为根本的探索与反省,都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时点,影响着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进程。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深邃的思想或一个伟大的发明,会在喧嚣的市集顿时产生。相反,正是象牙塔的枯燥、冷清以及与世俗保持的距离,为学者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环境。

与此同时,被外人看来是“陈腐、生涩、难懂”的术语,或者是需要媒体人“破译”的密码,正是同领域学者之间互动与交流的基础。换句话说,这一套又一套的学术语言,根本不是为了一般人的理解而准备的、

究竟有多少教授真的从象牙塔出走,又有多少教授愿意在自己的学术群体当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或许需要实证的数据作为支持,才显得更有说服力。

但是,面对上述现象,正是处于当代的我们需要直面的。无论对于你来说,这是一场机遇,还是一场挑战。

在一个信息爆炸且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受到了媒体时代怎样的影响?这利于学术生产、知识积累吗?

作为公众,我们对于学者的“角色”是否具有新的期待?在公共领域发言,是否应该被认为是“学者”不再恪守本职?

或许,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至少我们需要开启思考,迎难而上,来看看究竟谁走出了谁的围城?

 

(作者系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居蒙特利尔,关注法律、哲学、艺术与公共生活。)

 

亨利·詹金斯:为什么学者应该blog?

【译者按:Henry Jenkins教授作为新媒体领域研究的先驱之一,在运用新媒体推进学术研究方面亦不乏探索。近日他在自己blog里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学者应该BLOG”(Why Academics Should Blog…)的文章,颇值得从事学术研究者借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繁荣,ICT技术并不落后,各高校、院系、研究团体也都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在应用ICT建构学术共同体、真正促进学术研究与公共利益的良性循环方面,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Oh My Media 能尝试着为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做些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继在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文章后,我将和我blog的读者分享,如何应用新媒体技术来拓展我们的研究项目在公众中的影响,这些技术使我们有机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给研究带来诸多助益。

在“9·11”之后的一周,MIT比较媒介研究项目(comparative-media-studiesprogram)的师生、员工、校友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网站(re:constructions),初衷是促使公众思考媒体在塑造我们对全国性悲剧的反思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个紧张的周末,学生们拍电影短片,找引语,写文章,联系遍布世界的朋友与家人。网站上线时,我们有了超过100个条目,涵盖30多个国家的媒体对此袭击的报道。

re:constructions这个网站代表了我们的新的研究生项目的转折点,如果将我们所研究的新技术运用于开启关于媒介变迁的大规模公共对话,会发生什么呢?这个网站是个好榜样。今天,thecomparative-media-studies的主页(http://cms.mit.edu)放置了七个不同blog的feeds,分别对应于某个研究团体或教师。我们的网站也定期提供在MIT举行的学术会议与讨论的podcast(如 Futuresof Entertainment , Media in Transition)。我自己的blog, Confessions of an Aca-Fan, 每天吸引着几千名读者。最近我们也决定把硕士论文放到网上来( masters’ theses online )供全世界的研究者阅读。这些努力确实产生了效果,对于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在读学生、未来的学生、毕业生、教师、新闻媒体、公众、其他读者。

在读学生。我们的学生来自许多学科与职业背景,毕业后去向也形形色色。早先,几个学生开始开设与其学位论文相关的blog——既是为了促使他们经常写作,也是为了得到针对其观点的反馈。例如IlyaVedrashko, 的blog,Future of Advertising,很快就成为业内人士和记者的宠儿。该blog带来了可观的新的联系与资源,支持了他的研究。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公司的工作要约,甚至有个大公司还特别为他创造了一个职位。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后来的学生blogger身上。他们获益良多,从写作关于 “serious games”, hip hop culture, music distribution, data visualization,media policy的相关blog之中。他们的工作带来的是和重要的思想家和专家的联系。过去,学者们在成为其所在领域的高级专家后才渐渐拥有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如今越来越常见的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使用blog作为建构声誉的资源,特别是在那些权威尚待树立的跨学科领域中。

当我自己开始写blog之后,我得以广泛展示学生们的写作,从而鼓励他们完善课堂作业,使之成为可与普通读者分享的东西。一些学生因此收到出版他们著作的邀约。很多教学项目会促使其学生致力于学术出版,但我们也看到了帮助学生培育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技能、并设法将其观点转化为可以面向多元受众、跨领域传播的公众话语的价值所在。

当我的blog上线之际,有个读者拿它和MIT’sOpen Courseware Project来比较。后者将大学的课程材料向公众开放。Open Courseware允许公众访问MIT的教育内容,blog则提供了见证教育过程的机会。Blog上的日日进展,令人有机会一瞥研究文化,以及我们如何思考领域内当下的话题。

在主页上运行这些blog的feed,意味着无需项目管理者有意识地努力工作,站点也能持续更新。学生们将习惯于每日浏览我们的网站,也因此更容易看到我们张贴的通知,使得信息更通畅。

未来的学生。我们招收的学生中,越来越多人将这些blog列为他们了解“比较媒介研究项目”的最主要途径。随之而来的新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项目,以及对于他们的兴趣如何与我们的研究相结合。这些blog提升了申请人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被录取的候选人的注册率。在新生九月份来校之前,他们已经更好地整合在我们的项目之中了。

毕业生。当许多大学开始思考终生学习的价值之时,我们的毕业生已经持续地保持与在校师生的联系,即使已毕业多时。我们的这些blog会报道学生们的工作,日志文章也与毕业生们工作所在的产业的信息相关联。

教职员。 Blog的文章代表了所谓的”just-in-timescholarship”,对相关领域的当下发展提供了深入思考。因为它们是为大众而非专业读者所写,这些短文对本科教学非常有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同事使用blog文章或podcast作为课堂讨论和其他教学活动的跳板。因为这些内容有了广泛固定的读者,得以用我们的blog展示来自全球的同事们的创新观点与研究成果。通过我的blog,我时常提供与其他触及我感兴趣领域的学者的访谈。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自己的blog生涯,并为通过我的网站得到的公众反响而欣喜。

去年夏天,我对在“迷研究”(fanstudies,对于电视、电影、漫画、游戏的粉丝们的草根创造性表达的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性别冲突作出了反应。我主持了一系列在此领域的男性和女性研究者之间成对进行的对话。这样的“二重唱”运用了一些写作工具,例如GoogleDocs,来共同建构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会话。在六个月内,总共有超过30名学者对此论坛做出贡献。大多数人都因其blog对话,而在学术会议上呈递了panel讨论的计划,或者有了合作写书的计划。

新闻媒体。我们的blog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将我们的研究发现和学术会议公诸于众,而且让新闻媒体也对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和思考的议题产生了兴趣。学者曾经被置于被动地位,只是去回答记者的问题。但blog行为把学者放在了更积极的地位上,围绕他们的研究主题更积极地参与流行的争论。

在一次访谈之后,追加一篇blog文章,可以让我们向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多信息或者纠正一些错误信息。如今一部分读者在媒体上看到来自某学者的有趣的引语时,会上网寻找更多的信息。

普通公众。我们的社会正处于深远的媒介变迁之中,此变迁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人们极其渴求对变化中的媒介图景的洞察。作为忠实的“信息经纪人”,学者们应当成为更为专业的对话的桥梁。我们的blog的读者,远远超出学术界的范围——试图培育新媒介素养(new-medialiteracy)的公立学校老师,试图理解消费者行为转变的媒介产业人士,寻找参与和聚集新模式的广告执行者,想要理解他们热爱的对象的粉丝和玩家们。因为我们的项目有许多blog,我们可以获得并保持多元的读者群体。

读者。我开始自己的blog是在出版我的新书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Collid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前的几个月。随时间推移,该blog成为那本书成功的关键。许多努力校订自己著作的作者们,常会因为有价值的细节最终被编辑砍掉而感到郁闷。拥有一个blog,让我可以发布那些正式出版的书中被拿掉的内容,那些本来很有趣但却有碍于辩论流畅的东西。对于以当代文化为写作题材的人,另一点让人丧气的是,世界变化太快,以至于一些细节在书出版前就已经过时了。拥有一个blog,允许我回溯一些案例的历史,解释这样那样的变化,处理最新的发展。我可以针对不同类型读者强调此书的不同方面,从而拓展了书的潜在市场。Blog可在全球范围内阅读的特点,也有助于提升那些翻译出版该书的兴趣。

你会怎么做?关键在于,运转一个blog是一项承诺和义务,应该被视为你职业的一大堆义务的一部分。当我最初以学者身份开始blog之时,曾向其他blogger寻求建议。他们强调的是,重要之处在于设置发表你blog的日程表并且坚持它。至于你到底是每周写一次还是每天写一次,这倒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得坚持添加内容。否则,在任何一天不去写一篇blog文章都是非常容易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偷懒的诱惑的积累会让你最终远离blog。在你的“困难时期”,设置截止日期和有策略地生产内容非常重要,某种程度的“纪律”会让你一直保持动力。

作为一个学科的媒介研究,本就包含了作为分享我们学术研究的渠道的新媒体平台的潜在可能。我们领域内越来越多年轻和年长的教职员成为blogger。同时,媒介学者们也携手共建大的项目,像每周网络杂志 Flow, 它的内容相关于当代电视与数字文化,以及 In MediaRes,每天提供一名媒介学者的短视频和评论。

相同的方法也可被运用到各种学科领域,学者们履行着更大的承诺和义务,将其发现更广泛地传播,并以深刻和及时的方式回应当下的议题。

作者简介:亨利·詹金斯(三世),生于1958年6月4日,美国媒体学者,教授,研究传播学、新闻学及电影艺术等领域。现在美国南加州大学Annenberg传播学院和电影艺术学院教书。

清木远:学者该如何写作?

学术脱离大众,其实不只是知识生产专业化的问题,还与写作和表达有关。各学科建立了各自独立的语言体系,随之将大众与外行排除在外。但学术不应该是晦涩和枯燥的同义词,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学者针对大众的写作,明白、通俗、有趣都应是指导原则。

Deirdre Nansen McCloskey的《经济写作》(Economic Writing)一书不过一百多页,却是探讨学术写作的经典,本书中谈到的写作哲学和原则,不只适用于经济学,也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学者如何通过文字与大众对话?这本书对我很有启发。

继续阅读“清木远:学者该如何写作?”

郑庆杰: 教授的进与退

 

近期关于大学教师是深度介入社会、还是坚守教育本职角色的讨论,意见纷呈。但这不是一场最新近的关于这个话题展开的观点碰撞了。早在近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就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提出价值中立和价值关涉的讨论,并在其著名的《学术与政治》两篇演讲中,再度提出学者的本位和天职问题。费希教授的这篇文章其中的不少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呼应了百年前韦伯的追问。

我认为让教授坚守教育者的本职角色和让他们积极的走出象牙塔坚守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来源,不在于教授的社会角色如何扮演,而在于知识与社会之间的紧张。

首先,费希教授真诚的主张,教授就应该坚守教育者的岗位,按照大学对于教师角色的要求,以课堂为阵地,以学生为对象,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以教授分析辩论的技能、统计模型和试验程序的实施方法为教育行为,以实现让学生实现独立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及其能力的培养。至于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教师不是要在声明自己价值立场和政治观点的前提下,向学生展开一种灌输和宣教,更不应该是一种自我价值观的宣泄和传播,而是要在师生的互动种,理性的分析各种观点形成的基础、论证的逻辑、经验材料和理论提升之间的推演,这是一种科学、中立、理性的竞争性分析。

费希教授描绘了一个美丽的场景。他声称到,教授不是没有“先在”的“前见”性的观点和价值立场,但是他们能够冷静、理性的实现现象学的“悬置”,并把自身变得客观和中立。但是解释学的研究告诉告我们,如果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前见而坚定的声称自己的中立、客观的主张和立场,那么,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指的怀疑的。福柯通过对知识的谱系学考察,重新追问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历史性共谋问题,并再度追问主体的解放路径何在。

费希教授认为,教师和学生在大学空间里的互动关系,只能限定在追寻真理的可能性条件、策略和方法的教授,而何为人生的意义、终极的关怀、人世的善恶,都不是需要把教师自己所认为的这些定论和主张传授给学生的,因为学生的未来是做个好人还是恶人,影响的因素还有很多,这是教师所不能把握的。

但是上论不能把握学生的未来,并不意味着真理的立场是始终漂移而不确定的。如果说不存在超越历史的的绝对真理,但是因真理的历史性否弃真理本身并把真理变成一种相对主义,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历史主义。

在一个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结构始终存在的今天,教授作为知识人的角色,如何坚持启蒙理性的召唤,让人类的头脑变得独立和清明起来,至少在当下的今天,资本、市场和国家的联手,那些底层的、无助的、没有权力、权利和资源的弱势群体,在生存线挣扎的时候,课堂中与学生互动的教授,面对追寻真理的任务,又如何在竞争性描述种只沉溺于方法和论辩逻辑以及试验程序的描述和分析而无动于衷呢?社会结构的外部性约束使弱势群体失去机会和资源,他们的主体性被压制了,被消弭了,他们失去了发声的机会。继而需要赋权。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社会性结构需要行动者的归来,这个行动者究竟是课堂中的教授和学生,还是跨出象牙塔走向社会的教授和学生。进一步说,大学教育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参与改变社会的行动?所以简单的以教授的职业角色分类和职业场所的职业伦理要求教授的中立,而无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存在的事实。这是需要追问的。

弱势群体有没机会和资源,他们需要代言,此时教授作为知识人以精英主义的代言者身份出现在启蒙的舞台上,那么他们又如何保证自己的代言、发声和主张准确无误的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声音,反映了他们所遭遇的屈辱和不公正呢?

福柯对知识背后的权力维度之追问是双刃剑。一方面。他解构了费希教授所主张的价值中立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警醒着人们,时刻对知识人作为启蒙的担当者以一种精英主义的姿态所进行的代言行为保持怀疑和反思,也就是说,知识人的代言人精英角色,同样有可能再生产一种新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在摆脱了资本和国家的控制之后,又陷入了知识精英的主体性取代,这样的结局就是不平等依然存在、主体性依然未能获得解放,而只是压迫的支配主体换了一副新的面孔。

 

写到这里,笔者记起鲁迅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荷戟的战士,勇猛在战场,却如入无人之境,找不到敌人的影子。是坚守象牙塔中教育者的职分不得僭越,还是投身社会关注人间的疾苦冷暖,这是现代知识人所必须面对的充满张力的两难性选择,其中或许存在分裂,但这首先是社会和历史分裂,其次才是人的行动选择的困境。面对这样的困境,与其徘徊和彷徨,不如反思,然后行动起来,同时接受开放性的批判。就像那个战士,到底是解放者,还是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敌人的影子,这需要直面现实的勇气。

所以教授如何进退,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作者郑庆杰,社会学博士、高校教师。)

 

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

 

谈论新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因其知识背景、学术立场以及利益驱动不同,很难再“异口同声”了。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令人尴尬的局面:经济学家指责人文学者只会高谈阔论,无益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学者则反唇相讥,嘲笑经济学家之缺乏道德关怀。诸如此类基于各自学科视野的“傲慢与偏见”,恐怕一时无法化解。与其不着边际地强调科际整合,不如退一步自扫门前雪,理解各自所面临的具体而细微的困境,并寻求真实且可行的超越途径。

对于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学者来说,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大至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重建与价值系统调整,小到个人在这大变动的时代里如何安身立命。本文讨论的,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小事:人文学者如何处理与大众传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立足于笔者有切肤之痛的“人文研究”,题目却僭称“现代学术”,并非以偏概全,而是希望以小见大——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同样面临如何协调与大众传媒关系的难题,只不过处理危机的方法略有不同而已。

学者在电视上露脸能否得分

2001年初夏,《中华读书报》发表该报记者赵晋华撰写的《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的文章,讨论在中国高校和学界相当敏感的一个话题: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能否“量化管理”?在其披露的三份原始文件——《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南京大学晋升教授、副教授职务的申报条件》(试行)和《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奖励试行办法》——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第一份[1]。此前学界已就人文学术的“量化管理”发表了很多意见。大致而言,教授与管理者的立场明显对立。本文代表的是学者的立场。被采访者普遍认为,量化管理“不但不会反映出论文的学术价值,而且只能鼓励浮夸的学风”“它鼓励数量而不是鼓励学术质量,鼓励数量其实就是鼓励急功近利”。这些意见早就见诸各类报刊,这回的焦点集中在清华大学的如下规定:“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学界之所以一片哗然,主要针对的是“学者在电视上露脸得分”。为什么?因为“学者不是公众人物,不能以上电视为标准”[2]。

事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蔡曙山专门撰文,称2001年7月18日发表的《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一文没有使用7月5日的新材料,而是用了3月上旬的旧规定,可见提供材料者“居心叵测、别有用心”,而撰文者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文章逐条批驳“社会科学特殊”“十年磨一剑”“要培养学术大师”“要尊重学术自由”“研究生发表文章使刊物水准下降,并带来不正之风”“非核心期刊并非不重要”等六种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此文颇能代表管理者的立场,值得一读。针对学者上电视得分的讥评,蔡文做了如下辩解:“清华大学的文科还包括美术学、新闻传播学等特殊的学科领域,美术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作品、展品,新闻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报道、评论,传播学的科研成果有的表现为电视节目,等等。”[3]将俗称的“学者上电视”限制在“传播学的科研成果”,虽有助于澄清事实,却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看待人文学者日渐频繁的“触电”,以及作为整体的现代学术能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结盟。

换句话说,如果讲授的课程不是传媒学,清华大学的教师参与制作20分钟的“专题节目”,能否以科研成果计分?假如可以的话,所谓的“参与者”指的是制作人、策划人、撰稿人、主持人还是特约嘉宾?论文及著作均有第一、二、三作者之分,学界明白其中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及贡献率,那么专题节目呢?还有,专题节目的评价标准何在,到底偏于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收视率还是社会影响?之所以追问这些,因近年来大学教师参与教育文化或经济法律类专题节目制作的越来越多;而大学科研机构出面组织系列专题片,如北京大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中华文明之光》,也都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所有这些,有属于补贴家用的“业余打工”,也有作为专业延伸的“学术普及”。二者似乎不能等量齐观,但如何区分高低贵贱、能否将其纳入学术评估的考察范围,这才是清华大学方案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从批评者的嬉笑怒骂以及当事人的曲为辩解,不难推想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一方面是传媒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尤其“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更是“无远弗届”,从政府官员到大学教授,无论雅俗,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可另一方面,“电视基本上是一种娱乐的媒介”[4],假如只是作为“特约嘉宾”,走进演播厅接受各式或深或浅的提问,甚至参与其智力游戏,不管是前些年的“正大综艺”,还是近年流行的“实话实说”“非常男女”“锵锵三人行”,都不可能是“学者本色”。被编织到晚会或访谈中的学者形象,只能随编导所设计的节奏起舞,偶尔表达一点自家的学术见解,也都很可能在后期制作中牺牲在剪刀下。如此“耍嘴皮”式的“上电视”,与传统学者的博学深思、正襟危坐相差甚远,以至令人怀疑其是否曲学阿世。可电视里播放的不全是娱乐节目,也有相当高雅的专题片;学者之介入传媒,也不限于在电视上“抛头露脸”。

确实有学者将“上电视”作为成名的终南捷径,所谓“十载寒窗无人识、一夜电视天下知”啊!可社会名声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转变为学术评价,在很多大学里,学者的“上电视”,即便不是“学术毒药”,也无济于其晋升职称。同样属于学术普及工作,人们会用景仰的语气,来褒扬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或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但一谈到学者的“触电”,高明之士大都表示鄙夷不屑。如此决绝的态度,虽表明学界之清高,可也包含某种偏见。就我所知,北大教授之为《中华文明之光》系列专题片撰稿,可谓殚精竭虑,一点不比写论文省力。虽然播出的效果不太理想,但毕竟代表了一种方向,即学术普及工作正从书本向电视延伸,而且这种尝试大有生长的空间。

至于怀疑这种尝试有无学术上的意义,我想举以下三种译成中文的书籍为例[5]。《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Landmarks ofAmerican Writing)集合众多专家学者,讨论32部代表美国历史及精神价值的重要作品,书中各文原是为美国之音对外广播而作。《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The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Human Science)则是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台谈话部的系列谈话,分别请专家撰稿,讨论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阿尔杜塞、年鉴学派等话题,这组广播谈话的问题意识很明显,那便是“大理论的复归”。《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Mensof Ideas)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系列节目的记录整理稿,该节目分别邀请十几位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柏林、马尔库塞、奎因等,进行哲学对话和辩难,不难想象这15集电视系列节目的学术含量。这些二三十年前基于广播或电视文稿而编纂的旧书,在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中至今仍很有人缘,可见学术普及工作的巨大潜力。

一句不太恰当的“学者在电视上露脸得分”的话之所以会引起公愤,问题不在学术普及工作值不值得做,而是因电视成了第一媒体,利益所在,众人趋之若鹜。比起“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人文研究来,讲求“轻轻松松学习”的电视节目[6],其制作过程明显要轻松得多;更何况,后者比前者更容易获得掌声与金钱。如此“多快好省”的建设、“投入少见效快”的营生,何乐而不为?可也正因此,洁身自好者多不愿涉足此等“俗务”。所谓上电视得分,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这样的艰难选择:到底是固守书斋、专心治学?还是走出校园,与大众传媒结盟?

而后者所可能导致的学者明星化以及学术传媒化,目前已初露端倪。难怪清华方案“一石激起千重浪”。

人文学者如何面对大众传媒

相对于讲求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普遍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超越,因其“格外爱惜羽毛”,对大众传媒的诱惑及其可能设下的陷阱,也就更为敏感。只要稍作观察,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学者,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厉以宁)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发表一些惊世高论或老生常谈,无论对错均能博得一片掌声,毕竟天有不测风云,即便说错了,也还算是好心办坏事;但如果是哲学家或史学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此做派,必定招来诸多非议。也就是说,在学界和公众心目中,人文学者应该更为持重、清高、超然些才是。让人文学者高居云端,不食人间烟火,如此“抬举”,使得人文学者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合作,很难拿捏得好——要不太冷,要不太热。

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文化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定义也在不断变迁。今天之热衷于观看电视肥皂剧,与100年前的痴迷于报纸上的连载小说,虽有电子媒体与印刷文字之别,作为受众,其心理状态与欣赏趣味却大致相同。至于文人学者,晚清的利用新兴报刊,与今日的频繁出入电视,其运作方式与社会功能也不无相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别擅长利用传媒的“当代英雄”。比如,晚清时主持《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的梁启超,便创造出一套“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且“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情感的”的“新文体”[7];至于“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的李伯元[8],除以《官场现形记》闻名天下,还创办了小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等。按照今日中国的职业划分,梁、李二位大概只能归入“传媒人”行列。此后,现代中国史上的学界名流,像陈独秀、胡适、顾颉刚等,也都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20世纪90年代,最擅长利用大众传媒的中国文人、作家当推王朔,学者则非余秋雨莫属。差别仅仅在于,王朔作为成功的小说家及编剧,其借助传媒造势以及偶尔的“装疯卖傻”,一般读者都能谅解;余秋雨则没那么幸运,其学者身份既是其最初进入传媒的通行证,也为日后的备受攻击留下后患。可是,指责余先生表述夸张、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批评家,大概忘了,进入大众传媒且如鱼得水的余先生,已经不再是原先的戏剧史专家了。

作为凤凰卫视欧洲之旅的嘉宾主持,余秋雨用半年时间走过26个国家96座城市,并出版了记录这一旅程全部感受的《行者无疆》。书甫上市,即大为畅销;可文化界反弹之声亦立起。如2001年底《文学故事报》摘录《北京青年报》的《余秋雨又做思想秀》,还配发两则批评性的短文,其一为《学学钱钟书先生吧》[9]:将相信学问是荒山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因而坚决拒绝接受任何电视采访的钱钟书先生,与余秋雨之在镜头前顾盼自如相比照,希望余能见贤思齐。此类扬钱抑余的议论,三年前也曾有过。这是一段有趣的逸事,值得稍为花费些笔墨 。

先是1998年第1期《文友》杂志上发表余秋雨的访谈录,其中有一段话激起公愤:“我完全不拒绝现代传媒,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介质不同。鲁迅当年写小说、白话文上《晨报》副刊。真正有文化良知的人不吝于把自己的声音送到每一个平民的耳朵里,为什么要在象牙塔、小庭院里孤芳自赏、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充当文化贵族?我的体验、感悟是与生活的土地生息与共的,上电视其实是在走向通俗,走向大众。在这点上我不赞同钱钟书的观点。杨绛曾经说,他们就像红木家具一样,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事实上,很多时候媒体很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看法,而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上电视就跟慈禧当年与大臣商议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可笑。”[10]孤立地看,这段话并没有什么太离谱的,不外表达了余先生近年来的一贯见解,而且不无真知灼见,比如“媒体很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以及中国学者中“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可因牵涉到与之风格迥异的著名学者钱钟书,再加上春风得意的余先生口无遮拦,不免招来一片讥讽。

面对“钱老闭门钻研为何遭余先生抨击”这样的严厉责问[11],素来对批判文章不予理睬的余先生,“这次终于作第一次回应,因为事情关及读者无法作出判断的原始真实,又关及我素来敬仰的钱钟书先生”。余秋雨的三点说明,最关键的当属希望“澄清事实”的第二点:“去年到西安开会,我确实对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过一次书面总答复,一共好几页。我没有留底稿,西安新闻界的朋友应该能够找到这份答卷,我愿意对这份答卷负责。一翻答卷便知,记者问及‘回归学问’的问题时指的是陈平原先生而不是钱钟书先生。”[12]读到相关报道,我深感荣幸,能让一场酝酿中的风波很快平息,即便当一回替罪羔羊也值得。在学者有无必要“上镜”以及如何与大众传媒合作这个问题上,我与余先生确实有过交谈,且意见不太一致。可我不觉得有拿钱钟书来打压余秋雨的必要,因二人的路子明显很不一样,谁也学不了谁。我的问题是,既然这两条路不可通约,是否可以并存或者说相互尊重?

10年前撰写《学者的人间情怀》[13],我曾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过于单调,颇有基于自家学术及道德立场排斥异己的倾向,尤其提到应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10年后,我想反过来,为另一种倾向辩护:即走出安静的书斋,搁置专深的研究,投身到目前还略嫌粗俗但明显生机勃勃的传媒事业中。与麦克卢汉40年前不遗余力地讴歌电视的意义以至被后来者讥讽为“很容易滑到为控制传播媒介的公司利益进行辩解的立场上去”[14]迥异,我只是认同其技术进步必定“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15],因而有必要尊重、理解乃至利用新媒介的说法。就好像民营企业“戴红顶子”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一样,随着高校体制的改革以及传媒人自信的迅速增加,会有越来越多原先脚踩两只船的学者义无反顾地走出校园。在我看来,这不是坏事,与其身在曹营心在汉,还不如“学学”余秋雨,干脆步出书斋,用全身心拥抱大众传媒。

当然,在我看来,最为艰难的选择,属于既想固守书斋、又不希望放弃面对公众发言的权利与机遇。这一选择,并非没有任何可能性,但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弄不好两头都落空。既保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书生意气,又不失为现代意义上“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如何处置方能左右逢源(而不是狗熊掰棒子),确实需要花费一番心思。为了替这些做出如此“艰难选择”的学者壮胆,我提出两个假设:第一,大众传媒曾经而且仍将赞助现代学术;第二,学者介入大众传媒不妨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

在具体论述前,有必要略为介绍传媒研究的基本状态。借用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的说法,西方研究传播媒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30年代后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将传媒看作具有影响传播对象行为和信仰的巨大力量,着力批评其使具有独立思考的“个人”变成随声附和的“群众”;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中出现传播媒介无害论,称真正影响传播对象的不是媒介,而是社会群体,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必须通过这些群体的“过滤”方才发生作用;70年代以后,学界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大众传媒的内容以及传媒生产的过程上来[16]。

受制于传媒事业的自身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现有格局,当代中国的传媒研究少有上乘表现,其成果不大被看好。精细的技术分析基本局限于行内,引不起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兴趣;而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人文学者,接受的又多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影响,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一时间成为时尚话题。但此类纠合着言论自由与政治参与,一方面鼓励和保障民众参与公共生活与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对国家机器行使批判和监督的巨大命题,如何落实在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中,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倒是后现代学者之挑战精英趣味,表彰大众文化,使得传媒人原先备受诟病的“媚俗”与“表演”,如今成了颇为前卫的“反讽”与“叛逆”。尽管此类“过度阐释”不大被看好,但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偏见与道德压力已明显减弱。借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书名,当代中国学界对于“媒介”的态度,已经从“批判”转向“理解”。

“理解媒介”,可以像麦克卢汉那样强调“媒介即是信息”[17],也可以像戴安娜·克兰那样侧重媒介与都市艺术亚文化的关系[18],更可以延续利维斯、阿多诺等人的思路,将其与大众文化相钩连。这些都是朝天的大路,值得专门家认真经营;我这里只想拾遗补阙,谈谈相对来说比较隐晦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的关系——有历史的回顾,有现实的刺激,也包含若干很可能是无法落实的预测。

大众传媒能否赞助现代学术

20世纪的中国,大众传媒“应运而生”并逐渐“引领风骚”,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因而构成一种新关系,其间双方的生活方式、政治表达以及审美趣味等,一直处于不断的对话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描述并阐释大众传媒的兴衰,乃理解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特定角度。

谈论大众传媒,一般看重其与大众文化或都市文化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进去,很容易关注市场因素、“看不见的手”、肤浅与享乐、程式化与金钱至上等弊病。但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传媒事业主要受意识形态而非商业利益的驱动,起主导作用的是“精英”而非“大众”。套用郭沫若谈论“大众文艺”的名言,大众媒介“不是大众的媒介”,而应该“是教导大众的媒介”[19]。稍做梳理,我们可以显现出一个不断变迁的“大众传媒”形象: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传播文明之利器”;30~40年代——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力;50~80年代——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90年代起——越来越多地代表大众的欣赏趣味。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大众传媒功能及重心转移的描述,采取的是叠加而非取代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此起彼伏”。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视,每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传媒形式及实体,更容易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牵制;处于边缘地位者,其辐射及影响力固然有限,可自由活动的空间更大些。所谓的思想革命或文化创新,往往是由这些非主流的、同人性质的媒体发起或完成的。

在现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实在无法回避[20]。如果一定要在文化领域找一个指标,说明20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差别,我宁愿选择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并独领风骚。读书人的写作,从预想中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转变成“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21],不只是生产及传播速度加快,更包括阅读趣味与写作心态的变异。面对这一魅力无穷的新兴媒介,文化人罕有不动心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曾专业或业余从事过报刊或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也都是先在报刊发表或连载,而后才结集出版的。至于文学风气的养成、文学潮流的推进、文学社团的诞生等,更是无一不与报刊紧密相连。

学界的情况略有不同,学者们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不妨以讲台为中心;而一旦谋求走出校园面向公众,便不免与报刊这一新兴媒介挂钩。尤其是那些有志于学术革新或文化建设者,往往不满足于出版个人著作,而更希望改变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此时,借报刊提出命题、组织讨论、凝聚力量、形成潮流,有效地推动学术发展,便成了不二法门。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以后,记者/编辑与作家/学者分属不同职业,前者偶有坚持创作或研究的,后者则很少再涉足传媒事业。直到进入90年代,情况才有所变化,不少或学有余力、或心有旁骛的学者,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报刊、出版、电视等事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布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学者介入大众传媒的热情,还会有所提升。

讨论学者之介入大众传媒,不是指邓实主编《国粹学报》或胡适编辑《国学季刊》,此乃学术工作的自然延伸。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文人学者的介入,新文化运动时期《晨报副镌》和《时事新报·学灯》如何南北呼应,30年代《申报》和《大公报》的文学及文史副刊又怎样纷呈异彩。从戈公振撰《中国报学史》起,新闻史家一般都会提到文学副刊的意义;至于大众传媒如何赞助现代学术,则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学术成果的发表面临很大压力。当时的报纸纷纷开辟文史方面的专刊,邀请著名学者担纲主持。如胡适为《大公报》编“文史周刊”,顾颉刚为《益世报》编“史苑”,谭其骧为《东南日报》编“历史与传记”,赵景深为《中央日报》编“俗文学”等。除钱南扬文所列举的[22],其时“讲考据的报纸副刊”,还有朱自清为北平《新生报》所编“语言与文学”周刊。朱先生率众弟子王瑶、季镇淮、范宁等,纷纷在此周刊上发表文章。这种师生共同经营某一学术园地,形成小小的学术共同体,在30年代的中国已经很普遍。这不算是“小圈子”,因其同样收录外稿;但有稳定的作者队伍,而且往往以师生关系为纽带。这是大学教授突破校园限制、面向社会所开设的一扇窗口。

报纸之所以开设学术性的“文史周刊”,很可能基于以下三种考虑:第一,那时的读者修养及趣味较高,愿意欣赏此类简短的述学之文;第二,札记体流行,文史学者的考据趣味,促使其撰写此等解决小问题的短文。如王瑶发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上的,便是《魏晋诗人的隐逸思想》《读司马相如传》《谈古文辞的研读》《颜谢诗之比较》等;第三,办报者注意到这种供需关系,更希望借学者大名以壮门面。那时讲考据的副刊,编者都是一时之选,而且专业分工明确。至于学者为何愿与传媒结盟,有学术出版物很不景气、学者需要补贴家用等外在因素,也与主持其事者相信“文化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希望借此营造“读书俱乐部”,抵制假大空的论述有关[23]。因副刊篇幅有限,边界明确,必须论题集中,文笔简洁。此类文章虽有趣,但不可能吸引大量目光,毕竟还是小众文化,一旦报纸需要核实成本考虑销路时,很容易夭折。故此类副刊存在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能延续三年两载就很不错了。

提供发表园地,这只是传媒赞助学术最表面的成绩。我关注的是,传媒之帮助引领学术潮流。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胡适的创办《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原先的设想是办成刊登文学、译作、新书评介等的文史专刊,但因主持人追慕“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学者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两个人合办了一种不朽的杂志,叫做《读书杂志》”[24],自然而然地,此专刊最后以讨论国学为中心。1923年5月6日出版的第9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钱玄同、刘黎期《读书杂志》上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已经在总结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了[25]。而实际上,由《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发起的古史讨论,确实也是民国学术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另一学界与传媒结盟的佳话,同样与顾颉刚有关。1924年11月出版的《歌谣周刊》第69期上,发表顾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此文的基本框架来自顾炎武的《日知录》,但材料大为扩张,且突出故事中心的几次转移,顾氏着力于解释何以有如此变革,而不是简单地嘲笑传说之无稽。文章发表后,引起各地学者的广泛兴趣,纷纷参与资料的收集与考订。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其“历史演进”思路明显来自胡适;而同一故事横向的分布、交流、演变,因涉及地域、风俗、阶层、文体等,有赖于各地文史学者的热心参与,否则,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在这方面,《歌谣周刊》的鼓吹、联络、刊发、总结,不只有效地推进了具体课题的研究,同时诱使整个学界关注传说,对于“俗文学”作为一学科之迅速崛起起了很大作用。

倘若不是《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以及《歌谣周刊》提供发表的便利,而顾颉刚又初生牛犊不怕虎,愿意将尚未成熟的假设公之于众,在激烈的争辩中逐步自我完善,而是像清人那样追求“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26],那么,许多新颖但不成熟的观点很可能胎死腹中。从《新青年》开始,新文化人就很喜欢借“通信”或“随感录”等形式,公开发表属于“大胆假设”而尚未“小心求证”的“思想草稿”。如此不避讳尚未成熟、不惧怕引起争论,这种学术心态,不只催生了《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等具体著述,更重要的是活跃了学界的思维与气氛,刺激了学术潮流的形成。而所有这些,与传媒的介入与鼓励密不可分。

从晚清开始,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文人学者,都曾自觉分辨“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27]。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28],很快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谈“文学革命”的发生,还是着眼于“述学文体”的迁移,甚至落实到某位文人学者撰述之是否“平易畅达”,都可以从其拒斥或拥抱大众传媒的角度入手。在我看来,单谈文章风格还不够,大众传媒对于现代学术的“赞助”,还包括学者发言的姿态、引发潮流的过程、理论嬗变的契机以及学术生产与传播的途径等。如此“赞助”,效果明显,但不见得全是正面的。这取决于学者介入传媒的时机,更取决于学者个人的趣味与定力。与大众传媒结盟后,逐渐放弃自家立场,为名利所诱而随波逐流,或故作惊人语以欺世盗名,等而下之甚至混水摸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者来说,所谓与大众传媒结盟,主要是指在某种程度上介入报刊及出版事业。最近20年,随着电视霸主地位的迅速确立,对于学者的主要诱惑,一转而成为是否“触电”。过去以“浅俗”著称的报纸上的专栏文章,而今比起电视来,明显地小巫见大巫。一般来说,越是新兴、越是活跃、越是受众多的媒体,越可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而且因缺乏必要的文化积累而显得粗俗不堪。电子媒体的春风得意,使得不少纸质媒体调整方向,有可能因希望做深做细而进一步谋求与学界结盟。也就是戴安娜·克兰所说的:“电视出现之前,广播网和杂志在全国范围内服务于几乎毫无差别的大量受众。一旦电视开始被广泛接受,其他类型的媒体被迫使它们的活动面向专门化受众。”[29]面向专门化的受众这一传媒发展的大趋势,意味着有的媒体会越来越俗,有的则反其道而行之,变得日渐高雅起来。就连电视本身也不例外,像日本的NHK、香港的阳光卫视,或者像《失落的文明》《神奇的地球》那样的专题片,都因锁定某个特定阶层,为适应其学识与趣味而强化文化色彩、淡化娱乐功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便是中国的电视事业,也已经走出只求温饱的“初级阶段”,正努力寻求与学界合作,以便在“文化品味”方面“更上一层楼”——这也是近年不少学界朋友纷纷“触电”的缘故。

拒绝同化之间

我所接触到的不少电视人,都表示愿与学界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可同时又都承认,这种合作十分艰难。拍摄《失落的文明》那样的专题片,或者制作《思想家》那样高水平而又能吸引观众的谈话节目,在目前的中国,还是可望而不可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学术资源,对于中国的电视人来说,仍属有待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的状态是,除了长官意志,再就是镜头的权力太大了。电视人过于迷恋技术,以至作为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相对萎缩。镜头后面,缺乏必要的知识、思想与文化情怀,此乃当代中国电视的通病。近年总算引进了不少学者的声影,不过或为名誉顾问,或只限于镜头前的表演,而很少真正影响其整体叙述。更可怕的是,编导为附庸风雅,开始滥用专家。所谓“专家”者,即在某一点上有自己的专长,脱离了特定语境,专家真的是“一无是处”。电视人为了节约开支,再加上不是所有专家都愿意上电视,于是出现一种很不应该的局面——电视上的“专家”大都变成了“通人”,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一直说到“快餐文化”。如此浅入浅出,打着专家的招牌,说着任何头脑正常的普通观众都懂得的常识,对“专家”的声誉是个打击。

我相信,像“失落的文明”或“神奇的地球”那样的专题节目,背后一定有不少名副其实的专家介入,否则,单靠电视人,没有那样的学识和眼光。加入WTO后,大量涌进中国的,不仅仅是娱乐性的大片,也包括此类科学、艺术、教育的专题片。而这些专题片里隐含着的文化理想与价值取向,对于塑造21世纪中国人的形象与趣味,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努力提高中国电视制作水平,真的是时不我待。在这方面,学者其实是有责任的——单责骂中国电视浅薄,或者引用闻一多的《死水》解气[30],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倒过来思考并追问:人文学者能为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贡献什么?如何利用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人类知识及最新科研成果——后者既牵涉知识普及,也影响到学术发展的方向。

主张学者有条件地介入大众传媒,我的思路主要来自五四新文化人的成功实践,即希望通过这一所谓的“雅俗对话”,造就更多胡适所设想的“舆论家”。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除专业目标以外,往往喜欢借介入教育改革或报刊出版来体现其人间情怀。因这两者比较容易转化自家的专业知识,而且便于沟通象牙塔与公众生活。我曾举胡适之创办《独立评论》为例,认定此等工作“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31],说明传统中国文人的自我期待——超越专家,关注天下兴亡,服务公众事业。

在一片“与世界接轨”声中,朝野上下,颇多从经济实力着眼,希望组建庞大的传媒集团,以抗衡外国资本的进入。我却更看好或者说是怀念“小而美”者。在我看来,传媒越大,越容易被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左右,反而是同人性质的报刊、出版、演出、电影制作等,更有可能体现一代人的精神突围与文化创造。后者由于不符合规模经营的大趋势,如今普遍不被看好。想象着将文化经营与建设的大权全部交给政府和商人,学者应该安坐书斋从事高深的专业研究,这一思路我以为不无问题。即便自己分身乏术,我也愿意为那些以理想主义情怀介入传媒事业的学界朋友摇旗呐喊。

不是所有“介入传媒事业的学界朋友”都有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情怀”,我之所以不避拗口,在这陈述句中加了个决定性的状语,是深知其中的陷阱的。作为中国学者,与传媒结盟,难;与传媒结盟而不影响自家的主业,更难;与传媒结盟还希望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无疑是难上加难。

在这方面,我有的只是失败的教训。最近几年,我与传媒有过几次约会,可都是无疾而终,惟一的好处是明白了学者介入传媒的艰难。在《文汇读书周报》所开专栏“掬水集”,以及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所开专栏“看图说书”,都算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前者谈论小说家所撰小说史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者研究小说插图,一度中断便难以为继。这还都只是属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转移的缘故,并没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只是因安静而随意的书斋生活,确实与报纸的定期供稿之间存在矛盾。

三年前曾应某电视台之约,策划关于世界著名大学的介绍。当时的设想是,接着“老北大的故事”的思路,以小见大,以事写情,以景物烘托精神,上则传播文化理想,中则介绍大学体制,下则渲染大学风光——起码也能做到好看、好玩。先是认真斟酌,征求不少见多识广的学界朋友的意见,确定哪些大学历史悠久且有自家品格,值得向中国观众推荐。而后又约请好些出身各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帮助规划,再分头寻找最佳撰稿人,要求兼及大学历史、文化理想以及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为每个专题寻找既懂历史又晓现实,还得对这所大学有感情、对电视有兴趣的撰稿人,真不容易。被约请者也真当回事,开始查阅大学档案,收集素材,编写底本,还征求行政负责人的意见。忙碌了大半年,忽然发现节目制作人不见了——不是节目搁浅,而是嫌这么弄费时费力,不值得。

有了这个教训,回过头来看余秋雨的“千里走单骑”,便有另外一番体味。想象余先生临急抱佛脚地乱翻书,或者看着他在如此漫长的征途上定期推出格言,感觉有点可惜。在专业分工如此细密的今天,要求戏剧史家余秋雨先生极目远眺,纵览整个人类文明,实在是勉为其难。有可能是余先生过高估计自己的学习能力与抒情才华,但也可能是电视台厉行节约的缘故。此事放在欧美或日本的电视台,非动员诸多专业的学者介入不可;只有在中国,才可能由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包打天下。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用论战的笔调,狠狠嘲弄那些希望改造电视的骄狂的文化精英。为该书麻省理工学院版作序的拉潘姆,对麦克卢汉的此类刻薄语言十分欣赏,认定后人的反批评“都是多余的废话”[32]。我却不这么看,心比天高的文人雅士可能对大众传媒缺乏必要的理解,但也可能深知大众传媒的弊病,对其骄横与傲慢不以为然,希望补弊纠偏。除非你以为中国的大众传媒已经尽善尽美,否则,就应该允许部分梦想家“精益求精”。所谓学有余力出而经世,学者之介入大众传媒,确实含有改造与提升这样的精英立场。

陈独秀曾说过,“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这才有必要且有可能办好报刊[33];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则坚持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集资创办《独立评论》,“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34]。这种特立独行的气质以及“铁肩担道义”的理想主义情怀,至今还很让人怀念。介入大众传媒的学者,如果不见风转舵,不说过头话,拒绝将“激进”或“守旧”做成可以取悦大众的“卖点”,而是以平常心以及丰富的学理立说,如此境界实在难得。

人文学者之于大众传媒,难处不在“拒绝”或“同化”,而在介入但保持自家特色,兼及批判的眼光与建设的立场,不只是追求“合作愉快”,更希望对传媒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或借助传媒实现自家的学术理想。相对来说,学者介入纸质媒介,保持独立思考的可能性较大;电视制作的机制更为复杂,自由发挥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小些。即便如此,也不是毫无可为。当客卿而不是雇员,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我以为是学者介入大众传媒时宜采取的姿态。大众传媒之追求最大受众与最大利润,决定了其面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必然为金钱而牺牲趣味。对于传媒人来说,这或许可以理解;而作为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则很难接受。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同路人”不妨分道扬镳,反正中国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种灵活机动的姿态,对于学者与传媒双方都有好处,起码不至于闹到鱼死网破。

谁都希望日渐紧迫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应该导致文化价值的单一;可所谓的“文化多元”,是否成为镜花水月,端看文化人的努力。看看近期哈利·波特系列产品的成功开发以及媒体的由衷赞叹[35],我很担心文化生产中经济因素的考量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好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中,不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介入大众传媒——包括电视制作。随着制播的分离,电脑以及摄制技术的日渐普及,镜头的神秘色彩逐渐消退,文字与影像的距离不像以前设想的那么遥远。除了在书斋或现场接受访谈,或模拟课堂演讲,学者还可以更多地介入到整个节目制作过程中。

只有改变目前中国学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互相敌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才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作者简介:陈平原,男,汉族,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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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规定:SSCI和A&HCI收录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每篇40分;《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不包括摘要),ISSHP收录论文,每篇30分;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每篇20分;国内重点学术期刊论文,每篇10分;其他核心期刊论文,每篇5分;非核心期刊论文及一般性报刊文章,每篇2分。一个责任教授三年科研量为:SSCI、A&HCI收录论文一次或《中国社会科学》论文一篇,40分;权威学术期刊论文2篇,40分;重点学术期刊论文3篇,30分;其他核心期刊论文6篇,30分;非核心期刊论文15篇,30分;学术专著一部,或译著、教材、古籍校注、工具书2部,80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个,或省部级一般项目2个,60分;10万元横向课题1个,10分;获省部级二等奖一次,60分;国际性学术会议一次,10分;国内学术会议4次,20分;地区性学术会议5次,20分;共390分,平均每年133分,超过最低标准13分。见赵晋华《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

[2]参见赵晋华《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

[3]蔡曙山:《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兼析〈中华读书报〉的不实报道及其错误观点》,《学术界》2001年第6期。

[4]参见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第27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柯恩编、朱立民等译:《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三联书店1988年版;昆廷·斯金纳编、王绍光、张京媛等译:《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年版和布莱恩·麦基编、周穗明等译:《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版。

[6]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称:“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第261页)而对于接受者来说,电视上的“教育”之不同于教科书或课堂讲授,很大程度在于其受教育的过程相对来说“轻松愉悦”。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8]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1906年12月。

[9]见《文学故事报》2001年12月3日第3版所刊诸文。

[10]林子、秦西:《余秋雨回答》,《文友》1998年第1期。

[11]参见刘策《钱老闭门钻研为何遭余先生抨击》,《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25日。文中有这么一段严厉的责问:“浮躁的人大抵上总是比屁股整天坐冷板凳的学人们的生活浪漫、风光得多。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朝低处流。谁人不希望生活很浪漫、风光呢?从这一点上讲,我能够理解余先生。但浪漫风光者没必要对书生学士那么‘不赞同’,并且溢于言表。余先生尽可以‘通俗’、‘大众’,尽可以做文化平民,但不必伤及‘贵族’,或者说用批评‘贵族’给自己找个台阶。”

[12]《余秋雨针对上文作出我的说明》,《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25日。

[13]参见拙文:《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此文后收入我的一本小册子并被选作书名,见《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14]参见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曹静生等译:《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第19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15][32] 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46、7~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6]参见戴维·巴特勒著、赵伯英等译:《媒介社会学》第15~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17]为了说明“媒介即是信息”这一著名论断,麦克卢汉举了个有趣的例子:“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无论铁路是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运转,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参见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34页。

[18]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戴安娜·克兰主张用核心领域、边缘领域和都市文化这样的三分法,来“取代过时的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这两个术语”。更重要的是,在她看来,“全球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发达国家,但根据它目前呈现的形式,它似乎很可能增强核心文化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它威胁到都市艺术亚文化的生存,作为文化创新的熔炉,都市艺术亚文化的角色越来越难以为继。”见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6~13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9]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的口号已经叫得满天响,郭沫若依然认定大众文艺“不是大众的文艺”,而应该“是教导大众的文艺”。参见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2卷第3期,1930年。

[20]2001年6月,德国马堡大学曾召开“赞助新文化:1910年代的文学期刊”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基本假设便是,文学期刊在催生及赞助新文化方面曾产生巨大作用,故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化及文学,都不能脱离报刊等大众媒介。

[21]解:《小说话》第116页,(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版。

[22]参见钱南扬《介绍几种讲考据的报纸副刊》,见《图书展望》复刊第2期(1947年1月);徐颂平《现代印刷媒介与学术研究的结合》(载《东方文化》2001年第6期)对钱文有所评述与发挥,可参阅。

[23]参见胡适《〈文史〉的引子》,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1期,1946年10月16日。

[24]参见《努力周报》1922年8月27日的《本报特别启事》和胡适《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初刊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25]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中称:“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

[26]此乃章太炎对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清代一流学者的评价,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参见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第七章“从白话到美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3页。

[28]《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29]参见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45页。

[30]闻一多的《死水》诗云:“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31]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另外,请参阅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三章“学术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3]陈独秀:《随感录·新出版物》,《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

[34]参见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以及《丁文江的传记》第十五章(《胡适文集》第7卷500~5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5]参见韦弦:《哈利·波特与e时代》,《南风窗》2002年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