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中美角力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无法实现强制执法或信息共享
作者：Julian Borger 朱利安·博格
翻译: 王冰、肖瑶
校对：芙求
@微思客川斯特雷
“你坐在那里便可以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专家们在讨论对策。顶尖人才汇聚一堂，试图给出最优建议。这很让人印象深刻——嘿，这就是它的工作形式。”
1月22日，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世卫组织紧急事务委员会召集会议，以做出一个关键决定——即是否建议对世界各国提出正式红色预警，宣布此次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PHEIC）。
自从12月底在中国武汉首次发现第一批聚集肺炎病例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与会员国不断分享信息，但将该次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仍具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
在战略卫生行动中心（SHOC），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与他的高级顾问们坐一起，看着各地的专家们在眼前的大荧幕上轮流发表意见。
首先是来自中国的专家报道，接着是日本和泰国，这些国家在1月22日会议召开时已出现了确诊病例。然后轮到了紧急事务委员会其他各国的15名成员和6名顾问。
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技术层面，但其核心是——我们已经知道病毒可以人传人，但问题是传播起来有多容易？
如果人传人仅发生于近距离接触，在家庭成员中或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那么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警报，也可以避免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动荡。然而，如果病毒可以在社区之间自由传播，那么就必须分秒必争果断采取措施。
紧急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投票结果呈五五开。因此，谭德塞（Tedros）让他们隔天再次召开会议，希望新数据可以促进共识。
“根据规定，谭德塞的唯一法定义务是召集委员会，而不是遵循委员会意见。乔治城大学公共卫生法学教授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Gostin）表示：“但他（谭德塞）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全体成员或至少大多数人达成共识是必须的，如此他才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但是第二天的会议没有人改变主意，僵局依然存在。谭德塞宣布委员会休会，以等待进一步的研究数据，并通知将在短期内再次召开会议。一周后的1月30日，他宣布此次疫情已构成了“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证据。
此外，特朗普以世卫组织功能失调为由而不再继续对世卫拨款（每年超过4亿美元），这将让世卫组织帮助世界其他弱势国家应对流行病蔓延变得力不从心。最近几天（本文最初发表于2020年4月18日）世卫组织饱受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它隐瞒了有关新冠病毒危险性的关键信息，并指控世卫组织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然而，这些指控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在1月22日宣布紧急状态提出质疑的国家。其他紧急委员会成员和顾问还来自美国、泰国、俄罗斯、法国、韩国、加拿大、日本、荷兰、澳大利亚、塞内加尔、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家。
虽然这些国家在会议上给出的建议是机密的，但由于最后表决的结果是五五开，肯定有几位西方国家代表或与亲西方国家代表与中国代表意见一致。
世卫组织的紧急委员会花了一个星期来决定是否宣布这次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PHEIC），相比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此之后则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淡化这次疫情对美国的威胁。在此期间，美国在诊断测试和囤积基本物资方面均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此外，没有证据支持特朗普的说法：即世卫组织根据中国的要求隐藏了信息。美国在世卫组织的高层中成员人数很多，在一月和二月期间，就有超过十几名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官员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
从1月7日开始，美国卫生部领导人每周或每周两次参加例行电话会议。从1月10日开始，这些会议通话中还包括了关于新冠病毒人传人的预警。
然而，台湾那封邮件似乎并不存在这样一则警示。2019年12月31日，就在武汉首次发布官方肺炎病例报告数小时后，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才向世卫组织联络官发送了这份报告。根据提供给英国《卫报》的资料显示，这封电子邮件称:“今天的新闻信源显示，中国至少报告了7例非典型肺炎病例。”
它重申了中国报告里的细节，并补充道，“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分享，我们将非常感激。”
这封电子邮件没有包含关于疫情的新信息，当然也没有关于人传人的提示。12月30日晚上，世界卫生组织收到了同样的报告，且立马开始紧急寻求更多资料。1月1日，世卫组织启动了事故管理支持小组，整个组织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台湾当局却称没有收到对其调查的答复，且表示其经常被世卫组织排除在外。自1971年联合国(UN)、1972年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代表以来，台湾一直未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会员身份，但一直参与着世卫组织的工作。
台湾是15个通过《国际卫生条例》(IHR)建立的信息网络参与专家讨论的非国家实体之一。《国际卫生条例》是一项关于采取集体行动对付传染病的公约，其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最新版本则是在2005年由196个国家通过，该条例为世卫组织的工作提供了法律框架。
然而，台湾当局表示，由于北京方面的意见，他们的参与是零碎的和具有选择性的。台方声明指出，他们在1月21日通过《国际卫生条例》报告了首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但并未受邀参加1月份举行的三场可能提出异议的紧急委员会会议。
今年1月上半月，台湾专家率先了访问武汉，台湾的防疫措施也在后来被证明是有效的。与此同时，新加坡在上述紧急委员会会议中有自己两名代表。
而台湾当局声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过程）再次提醒全世界，政治家们已禁止台湾与世卫组织和全球公共卫生专家接触和沟通，这只会严重损害全球防疫合作。”
谭德塞还因对中国和最高领导层的一贯褒奖而招致批评，尽管当局曾试图掩盖武汉问题的严重程度而错过了初期关键的几周，但他仍觉得中国政府的透明度值得赞扬。
总干事的捍卫者则解释到，想要确保中国与世卫组织在信息分享和访华实地考察两方面合作，外交奉承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谭德塞也在3月23日的推特上也称赞特朗普“在打击新冠病毒方面做得很好”，特朗普在大流行的头几周也热情赞扬中国最高领导人。
乔治城大学教授戈斯汀说：“反谭者想让人觉得谭德塞似乎是中国的亲信，但实际上，他正好夹在超级大国博弈中。”
世卫组织更是在1月14日发布的推特中援引了中国初步研究，称“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人传人”，向批评者提供了弹药。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情的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霍夫(Maria Van Kerhove，一名美国免疫学家)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称情况恰恰相反——即病毒很可能迅速传播。
正是考虑到范克霍夫的简报与中国的初步调查结果相冲突，一名世卫中层官员才让社交媒体团队发布了上面那么一条推特，以平衡玛丽亚·范克霍夫的简报。是然，世卫组织便将自己暴露在了助长自满情绪的指控之下。但这条推特说的是事实，且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世卫组织精心准备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一月份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反映了一点，那就是由于中美两个超级强国的对抗状态，以及双边领导人的寸土不让，令谭德塞及其组织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世卫组织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力来强制与会成员们遵守指令或进行信息共享原则。
然而，不论世卫组织在制定政策时发生过什么错，与美国在世卫组织发出国际警报后两个月遭受致命惨败都并没有多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