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法治的界阀:基于西方社会的系列事件|微思客

编者按:从特朗普的建墙计划,到马克龙的全国辩论,再到苏格兰公投以及脱欧的接连上演,国际政坛已然在表面和实质上都发生着剧变。究竟是什么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今天的西方社会?民主选举、威权政治、社会极化、民粹主义这些词汇于今日的西方乃至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极具个人魅力的男性政客统治当今政坛,企业与资本深入干预政治,人民与政客群体均走向极端化,这些对于民主与法治有着怎样的影响?走进作者的文字,让我们共同反思今日的西方民主政治。

│民主和法治的界阀:基于西方社会的系列事件

高伟伟,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讲师

399年前的9月16日,102名怀揣着远大理想的清教徒从大不列颠的普利茅斯出发,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敦。诞生于这场行程中的《五月花号公约》奠定了美国法治的基石。156年之后的《独立宣言》,则诠释了“美国梦”的基本蓝图。哈德逊河口旁屹立不倒的自由女神像,则是民主和法治的崇高象征。这是西方民主和法治所勾勒出来的文明与繁荣史。但历史的车轮行至到时间坐标的最近十年,我们会发现,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反映出了民主和法治进程中逐渐凸显的紧张局势、内在矛盾和尖锐问题。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把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推到了一个界阈(liminal point),在这个阈点上,我们遭遇到西方民主和法治自身的诸种爆裂和危机性时刻[1]。

西方民主法治新特征的出现,往往是在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事件中发生。诸如2016年美国特朗普大选、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同性婚姻合法等。相比较于经典的宪政民主思潮之构成要素: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普选制、司法独立,上述事件的发生给经典的民主法治带去了重大的冲击:带来了更多的是不确定性以及宪政民主的“滑铁卢”[2]。借用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话来概括这一冲击不为过:“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说到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我一点也不乐观”[3]。

(一)民主选举的变味

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先贤所设计的普选制确立了“民意政治”和“责任政治”,体现了美国民主的“高度成熟”[4]。但是,反观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较之于之前的选举呈现出了几点变化:

(1)基于个人魅力的威权主义之重现

德国法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现代行政组织的体系——官僚制。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照规章办事的流程等[5]。因此,现代官僚体制建立在“理性精神”基础之上。它必然要求其运行是借助于法理型权威。它不受个人超长天赋和传统习俗的约束,仅仅依赖于法律规则之治。因而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具有人身专属性。但是,此次选举看重的并非是候选人的政治成熟度和政策有效性,恰恰是重现了基于个人魅力的威权主义。特朗普以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重燃美国人民的“美国梦”。加之在竞选过程中口无遮拦的言说风格,让美国人民不再理性的循规蹈矩。这契合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非理性的自觉自愿行为去崇拜英雄式人物”[6]。这往往反映出当下社会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因为选民完全是出于情感甚或激情来寄予厚望,一旦候选人在当政后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则致使之前的努力瞬间崩坍,荡然无存。尽管特朗普作为新来者而不像美国其他的政客那样拥有许多“空头承诺”而备受质疑,但是一旦上台,特朗普必定会加入到“谎话精”行列之中,再次“扮演”总统,其主要目的就是旨在缓解选举所造成的社会撕裂,否则在这样一个深层撕裂的社会中,作为总统的他及其行政班子根本无法推进任何有效的治理工作[7]。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法理型权威统治之上的。它最稳定,也最为合理。“法律形式主义使法律制度能够像一部具有技术理性的机器那样运转,因而保证制度内部的个人与群体拥有相对最大的自由度,并使他们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去预测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8]。特朗普依赖于个人魅力当选总统,一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依法理统治之常态,有复现个人威权主义统治的趋向。特朗普毫无从政经验,且鼓吹极端思想,完全符合了克里斯玛型这样一种威权主义形象。美国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博士研究生马修·马克威廉斯认为,渴望建立秩序和惧怕外来者的心理状态,会使其指望有强势的领袖承诺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他们不受外来者侵害。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所表现的形象是:简单、强势且苛刻[9]。《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作者,美国最当红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ğlu)在《外交政策》中便指出了这一忧虑:“……当代民主有自己的薄弱环节:这种薄弱不是那种直面一群结党营私的军官图谋以暴力接管政府时的弱点,而是对国家机构的破坏和某种个人统治之变体的初步确立。”[10]他继续指出,个人统治的例子包括乌戈·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和埃尔多安治下的土尔其,而最新例子是特朗普。阿西莫格鲁认为,美国有更好的制度基础和独特的制衡措施,但这些制度和措施在对付目前对美国民主的威胁方面仍然帮助不大。阿西莫格鲁又特别指出,美国在抵制个人统治方面最薄弱的一点,可能在于行政机构与构成政府核心的制度之间的独特关系。在许多其他国家,例如英国和加拿大,大多数官僚和司法部门的高级职位都由非党派公务员充任。但在美国,“特朗普正在任命他的人来管理公务和司法部门的4000个高级职位,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为他个人进行招标的官僚架构”。[11]

在竞选过程中表现异常抢眼的特朗普,其言行充满了威权主义色彩,恰恰逢迎了迷茫的美国民众的心理:需要一个充满魅力的、富有激情的,能够带来眼前切实利益的领袖。特朗普的口号充满了命令、歧视、愤懑,使得人们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充满力量,什么都不惧怕的领袖,一定会给他们重新助燃“美国梦”,这也是最为直接的抚平内心伤痛的做法。特朗普的坦率、真诚的个性也为他个人的魅力增加了获胜的重要砝码。

(2)民主政治的企业化

民主选举应该是平等的、公正的、依赖严格程序的。但在今天的美国,各个层级的选举都依赖于大量金钱的资助,财富与经济资源的投入将直接影响到选举的最终走向。在选举过程中,金钱的地位和价值犹如人类呼吸离不开的“氧气”。[12]民主选举不再表现得那么民主,反而使得民主变成了一种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被出售和被收买。金钱的输入使得原本应该民主的选举程序变得不再公平、公开,而致使选举成为了一个可操控的政治过程。金钱使得富人拥有一个可以表达自我选择的工具,但是穷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民主选举变成了富人与政客相互勾连的场阈。比如,大金主们会被许诺官位,小金主们能够获得和政要吃饭的机会等。[13]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政府被强势利益集团把持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美国腐朽政治体系的源头。因为政治体系问题的根本是在政治中掺杂了大量的金钱。”[14]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在许多观点上不谋而合,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是如此一致,被历史学家博耶尔形象地称为“企业时代的政治”[15],或者如沃林所说的“民主公司”。[16]

这样的被企业化的民主政治,在特朗普大选中达到了顶点。大富豪、大商人直接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家总统。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和理性的政治变为了企业如何成功地营销和管理,变成了一个以现代现商企为代表的‘私人’治理系统。[17]其最大特点是它维持各种民主政治的表面形式,但在核心处保持彻底的非民主,即企业权力对公民参与的实质性取代。比如,特朗普选举中,首先去筹钱,然后就是招募一支专业“竞选团队”(而非政治团队),由他们专业地进行各种策划:从定向选民的动员,到制造各种媒体“盛景”,再到制定宣传行销策略、疏通各种公共关系、处理各种危机公关。选举侧重点不再是政治政策、理念、和方案,而是“政治领袖和经理们公开地、无羞耻地更关注直接的选举战术、人格的投射,更关注媒体呈现,而不是深思和倡导和长期社会需求相关的诸种理念和诸项政策”[18]。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毫无羞耻地标识出:美国式民主已和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宣称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无关,而全盘在变成一个由富豪组成和为富豪服务的政府。[19]自由民主的问题,就在于它恰恰有一个阴暗的分身(shadowy double) — —资本主义。而新自由主义的企业主义(neoliberal corporat-ism),已然将美国的民主政治推到了它自身的爆裂点。

(3)作为无意识欲望的“快感政治”

民主选举理应是充满严谨和严肃的事情,其语言运用也应该是文明的,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刻板的政治正确的道理”。但是,大嘴特朗普却“口无遮拦”,将卑劣消极的语言演绎到了极致(特朗普本来就长年主持电视真人秀,非常精于此道)。比如,他经常张口闭口提到的“I am super-rich”、“造墙”、“墨西哥送来美国的人都不是好人,他们送来的都是问题人员,他们带来毒品,带来犯罪,他们是强奸犯”、“应该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攻击福克斯女主持梅根·凯莉“血从她的双眼流出来,血还从她身上其他地方流出来”、攻击希拉里“连自己老公都满足不了,拿什么来满足美国”等一系列非常出格的语言,体现出了语言上的“淫秽的快感(obscene enjoyment)”,追求的是“话语的暴爽”。特朗普的选举获胜,也是因为他提供给选民的是这样的一种快感,它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快感政治致使选举过程变成了相互攻击、相互辱骂、相互诽谤中伤,而无视选举的实质内容和关键议题,为了获胜置民主于不顾。快感政治的盛行离不开媒体的造势与炒作。大众传媒的介入,将此种荒谬和无聊的信息铺天盖地的传输给选民,并删减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媒体将大选变为了一场哗众取宠的“表演秀”,它极具“快感性”特征。诚然,挑战当下美国各种“政治正确”的公共话语本身给一名政客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但对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特朗普,恰恰是只有以偏锋奇兵搏击,才有胜出之可能。它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今天美国的投票机制,并无法区分基于公共理由的投票与基于淫秽暴爽的投票(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模式就是旨在阻杀后一种投票)。

(二)西方社会结构的极化

追求自由、平等、正义是西方民主法治所追求的永恒和普世的价值观念。但现实发展的情况却并未让人乐观。在迈向世界经济强国之列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中,民主法治内频发分裂、动荡与裂痕。比如,长期以来令美国社会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在最近十年间发生了结构的异化。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阶级分布上呈现一个纺锤型(中间大,两头小),那么它的政治系统就比较稳定,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安居乐业,有共同的相关利益和经济诉求。而如果这个中间阶层不稳,社会结构开始向金字塔转型的时候,那么其政治和社会稳定,甚至其民主制度就可能受到威胁。[20]

(1)社会极化的表现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其社会阶级结构异化的表现大致包括:一是,收入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社会向两极化方向发展。例如,在 1979-2011 年间,最富有的美国人工资翻了一番,但普通工人却仅增加6﹪。1979-2013 年间,最富有的1﹪高收入家庭的税后收入是中间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五倍多,是最底层20﹪低收入家庭的四倍多。最富有的1﹪高收入家庭的税前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到的比重在 2014 年约23﹪,仅低于1928年的历史峰值一个百分点。[21]有人感叹,“在美国,财富集中于最上层的速度超过近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个超上层阶级”。[22]二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作为支撑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美国阶级利益的平衡轮和稳定器的中产阶级[23],越来越走向滑坡,收入连连下降,生活越发不确定,中产阶级越发空洞。“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地区的极端分化开始出现。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正在空洞化,真正的富人和穷人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白领阶层正在远离这个区域。”[24]失业率的上升也是直接导致中产阶级空洞的原因。中产阶级逐渐失去中产地位而沦落为“草根”状态。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人口结构上,中产阶级的不断缩水致使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极端分化。引起了社会的撕裂。

(2)政治制度的僵硬与政治极化

美国政党极化在进入 21 世纪后达到新的历史高点,并导致明显的政策僵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系列调查,在 1994-2016 年间,民主党变得加左、共和党变得加右:2014 年有 92﹪的共和党人趋于极端,而1994 年时这一比例为64﹪;民主党人中2014 年有94﹪的趋于极端,1994年时为70﹪。[25]由此,美国两党主流党派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变得越发敌视和对立。两大政党之间互相不买对方的账。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人视另一政党为“国家福祉的威胁”:持这一观点的共和党人在 2014-2016 年间增长了八个百分点,而持这一观点的民主党人则增长了10个百分点。[26]比如,1994 年,有74﹪的共和党人讨厌民主党人,只有21﹪的极度讨厌;到2016年,极度讨厌的比例上升到 58﹪,总体上讨厌民主党的人达到了91﹪。民主党阵营也是如此,1994 年16﹪的人极度讨厌共和党人,共计59﹪的人讨厌共和党人,到2016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55﹪和86﹪。[27]

图片来自https://baike.sogou.com/v3629666.htm?fromTitle=%E9%A9%B4%E8%B1%A1%E4%B9%8B%E4%B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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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复燃

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宣布脱离欧盟,2017年法国大选中以勒庞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实力的扩张、2009年美国茶党发动的全国性示威游行活动、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今年来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等,标志着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并且逐渐进入到国家政治的主流当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传统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无力回应或未能正确解决新形势下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和国际范围内的世界重组问题,无法对全球化的负效应作出正确相应。西方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对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直接威胁大致表现在:挑动极端民族主义,导致全球化退潮;或者是冲击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民主劣质化;或者是促使政策极端化,加大了发生国际冲突的风险。[28]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如一股汹涌的浪潮深深地嵌入到西方国家政治生态当中,对西方国家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共识政治”、多元社会造成了撕裂和不可挽回的严重破坏。

(1)民粹主义的概念

民粹主义(populism),因为其复杂的历史以及同民主理论之间的纠缠,很难对其进行定义。“我们直觉地知道我们所提到的民粹主义运动或民粹主义思想是什么,但我们却非常难以将这种直觉翻译成概念”。[29]总体上而言,它是指以平民尤其是底层平民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民主权思想为基础,强调由人民直接行动、直接决策、直接行使主权,排斥由制度和法律所构建的程序理性,反对专业话语,传统政党和封建政治。[30]因此,民粹主义天然的具有反精英化的倾向(批判性)。尽管以平民为基础,但民粹主义并非是由平民掌权,而是“平民代言人”或以此自居的政治家或政党执掌,他们或者将对平民的终极关怀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真心实意地实现与维护平民尤其是底层平民的利益,或者只是借用民粹主义的话语、策略在政治博弈中占据主导权,实现选票或支持的最大化,因而带有政治投机主义。[31]作为一种社会理念,民粹主义具有草根性、本土性,为了迎合平民的要求而不惜作出许多“空头承诺”,因而又具有极端性。

(2)民粹主义的类别

民粹主义可以分类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种。“左翼敌视富人、右翼批判建制。左翼民粹主义以反资本(精英)、反自由贸易为特征,要求平等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右翼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特征,要求保护自由贸易,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文化特征,表现为反移民、反难民、排斥外来宗教和文化。”[32]左翼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包括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它在经济上推行福利主义,采取高税收、高支出的的财税政策,打击富豪寡头,降低贫富悬殊差异,建立一个惠及大多数平民的福利社会。在政治上,左翼民粹主义则以权贵阶级为斗争对象。右翼民粹主义在经济上比较保守,不相信政府,不相信自由贸易,不相信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来自外国的移民和劳动力持有敌意立场。在政治上,右翼民粹主义反对外来移民,强调本土认同和种族认同。扩大外来移民的问题,激发社会民众的排外心理。右翼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包括北欧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兰芒集团、丹麦和挪威的进步党、瑞士人民党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等。

(3)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

非理性、极端主义、极具破坏性、缺乏建设性的民粹主义,因为无法在问题面前提出有效的对策,无法作出理性的政治选择而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如果说极权主义是 20 世纪的政治之癌,那么民粹主义就是21 世纪的政治祸害之一”。[33]最为根本的是对西方民主制度及多元文化价值观念构成巨大威胁。

一是致使西方民主劣质化。民主制度的功能被弱化,民主制度下的主流政党不断萎缩。比如2017 年法国大选第一轮的投票情况可以看出,极左翼的让-吕克·梅朗雄获得19.3﹪的得票率,而极右翼的勒庞则以21.8﹪的得票紧随,中间派独立候选人马克龙的24﹪位居第二。而传统的中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理菲永得票率仅为19.93﹪,可见法国主流政党萎缩得何其严重。[34]精英的失灵,被削弱的程序民主,对政治正确的怀疑极具颠覆性、破坏性。加之民意的强大而架空国家,使其丧失自主性。国家要么无力将民众多样的利益表达整合为政策措施,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做出决策;要么为满足当下民众的非理性要求做出一些短视抉择,最终导致治理失败;民主劣质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日益泛滥的全民公投。政治精英往往会将重大议题随意交付给全民公投,不节制地滥用“直接民主”,肆意浪费社会资源,用简单粗暴的公投代替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其目的乃是摆脱自身的责任,为自身无能寻求合法性基础,但极易将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引入不可控的境遇。

二是倒向多数暴政。将人民奉为至上的民粹主义无法摆脱人民所挟带的“偏狭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和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35]行事多以激情、盲从为主,进而可以绕过法律和规则之治,以占多数的“人民之意”侵犯个人权利。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以“人民至上”为原则的民粹主义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实践中所展露的“多数暴政”色彩尤为浓厚。多数人比少数人表现得更加愚蠢,多数人不受限制地侵犯少数人的公共利益。在民粹民主制度下,掌握公权力的是人民,而人民具有天然和最高的合法性,没有任何机制能够监督制约人民。 因此,如果多数人想要侵犯少数人的权益,那是轻而易举的。[36]加上民粹主义办事风格的直接、简单、粗暴而省略了决策程序中的审慎和自我矫正,因此,民粹主义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反而会比君主、领袖和强人更具危险。

三是逆全球化,挑动极端民族主义并分裂世界团结。以“人民”为核心要素和边界点来定义的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具有内向性的意涵。换言之,“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视民粹主义者为死对头,因为民粹主义者对所选择的人民边界之外的相关的人的态度是胆怯的。孤立主义和隔离主义自然倾向于民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常常与种族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原因。[37]”英国的脱欧,让人对超民族国家建构处在领先位置的欧洲联盟前景颇不看好。至于欧洲因应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移民政策、难民政策也备受指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这类逆转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政治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流行观念。自由贸易、民主发展、世界主义大有被人弃如敝履之感。特朗普所实行的“旅行禁令”、“美墨隔离墙”使得“美国梦”成为了一场梦魇。5年前奥巴马总统颁行了“梦想者计划”或“追梦人”计划,意在帮助那些未满16岁时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获得合法工作的许可。《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推出的一项行政命令,容许在入境美国时尚未满16岁的非法移民申请可延期的两年暂缓遣返,并容许他们申请工作许可。美国商会也发表声明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将会损害美国经济。声明说,登记在“追梦人计划”当中的每个人都是真心诚意的,而且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区跟国家经济当中。现在走回头路并且遣返这些人,抵触了基本的美国原则跟我国的最佳利益。终止他们的就业资格也抵触了总统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目标。

(四)问题背后的启示

近十年来西方社会民主法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上述新特征,能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民主法治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民主法治”之典范的英美国家,其历史上的《自由大宪章》、《独立宣言》等皆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普世价值。故而有不少鼓吹宣扬西方宪政民主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保障民主,维护正义。然而,上述新特征的揭示,使人们不再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持有过去那种“科迷式”的态度了。恰恰相反,问题使人变得谨慎。

本文注释:

[1] 吴冠军:《阈点中的民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第16页。

[2] 阮思余:《特朗普上台是否意味着美国民主的衰落——兼与吴冠军教授商榷》,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第67页。

[3] “被精英捕获的美国”,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1-23/8133521.shtml,浏览于2018年9月15日。

[4] 张立平:《美国选举制度中的不民主》,载《世界知识》2008年第4期,第44页。

[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5页。

[6] 魏峰:《韦伯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7] 特朗普其后的一系列举动大有向竞选总统时的对手抛橄榄枝的企图。英国BBC广播公司报道称,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感觉到了特朗普的背叛。弥合这场大选造成的社会分裂,他非但不会像他竞选辩论中宣称的把希拉里请进大牢或做出其他清算,相反更会努力向此前各种支持希拉里的力量伸出“友谊之手”:跟我合作有糖吃。

[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46页。

[9] 宋宇:美国威权主义造就特朗普现象,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6/0307/1093375.shtml,于2018年9月17日访问。

[10] 德隆·阿西莫格:《我们是最后反击特朗普的》,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1/18/we-are-the-last-defense-against-trump-institutions/,于2018年9月16日访问。

[11] 德隆·阿西莫格:《我们是最后反击特朗普的》,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1/18/we-are-the-last-defense-against-trump-institutions/,于2018年9月16日访问。

[12] 美国政治学会特别工作小组会议报告:《不平等加剧时代的美国民主》,欧树军译,载王绍光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页。美国大选中的选举经费确实是在逐年增加:1828年总统选举首次超过100万美元,1996年的选举经费增长达到7亿美元,2004年则增长到15亿美元。而特朗普作为一个富商,其动用的金钱更是不计其数了。请参见张立平:《美国选举制度剖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第11页。

[13] 吴冠军:《阈点中的民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第17页。

[14] 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和美国政治的衰败》,王艺璇译,载《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12期,第4页。

[15] Wendy Brown, “We Are All Democrats Now…”,in Giorgio Agamben et al., Democracy in What State?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p. 47.

[16] Sheldon S. Wolin, Democracy Incorporated: 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6.

[17] Sheldon S. Wolin, Democracy Incorporated: 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

[18] Bernard Crick, Democrac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 111.

[19] Joseph E. Stiglitz,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 Vanity Fair,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2018年9月17日访问。

[20] “分化的社会:美国面临的危机”;http://www.sohu.com/a/128678287_480854,于2018年9月18日访问。

[21] 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载《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52页。

[22] 赵毅:《对美国当前社会阶级结构分化的分析》,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第65页。

[23][德]乌尔里希·贝克:《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张世鹏等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24] 赵毅:《对美国当前社会阶级结构分化的分析》,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第66页。

[25]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Pew Research Center,June 12,2014,available at: http:/ /www.people-press.org/2014/06/12/political-polarization-in-the-american-public/.

[26]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Animosity in 2016,”Pew Research Center,June 22,2016,available at: http:/ /www. people-press.org/2016/06/22/partisanship-and-political-animosity-in-2016/.

[27] 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载《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53页。

[28] 参见周穗明:《21世纪民粹主义的崛起与威胁》,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10-11页。

[29] 郭正林,李镇超:《当代世界的民粹主义:四种主要类型》,载《政治评论》2016年第5期,第67页。

[30] 郭中军:《民粹主义与现代民主的纠缠——与丛日云教授商榷》,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第82页。

[31] 郭中军:《民粹主义与现代民主的纠缠——与丛日云教授商榷》,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第83页。

[32] 周穗明:《21世纪民粹主义的崛起与威胁》,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1页。

[33] 周穗明:《21世纪民粹主义的崛起与威胁》,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10页。

[34] 参见杨军:《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危害及应对分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第67页。

[3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36] 庄吟茜:《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比较分析》,载《学术论坛》2015年第10期,第41页。

[37][英]保罗塔·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编辑:璇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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