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哲学家》:面对风暴时的责任 | 微思客

重木 | 微思客撰稿人

从六位哲学家人生及其思想的管中一窥,我们在作者的带领下穿越那条漫长的黑夜小道,见证“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知识分子生活历史中闪亮的几个时刻”。而也正是他们所处的现实与哲学的双重转向的十字路口,使其开始通过重新思考过去而希望开启一个与之不同的未来,一个对于“人的标准化”质疑且批判的时刻。并且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点下,作者指出这六位哲学家生活以及存在其思想观念中的反叛精神。西方传统经典哲学于近代的语言学转向在欧陆思想中表现激进,随着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诞生,对于人、社会以及政治的理解都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模样亟待重新出发。也正是库恩所谓的范式转变,导致了新的框架,而由此产生新的疑惑、质问与批判。这一产生自哲学传统内部的“风暴”并非无根之水,随之与其共生的是西方于启蒙中建构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矛盾开始浮现,来自政治的“风暴”将成为哲学家们肉身所遭遇的不幸。在面对这一双重“风暴”时,属于哲学家的责任问题便油然而生。在某种程度上,“风暴”既是摧毁稳定日常生活与传统的巨大力量,也完全可能是为了维持这一正典的保守势力。对于经由权力(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还有福柯意义上的更为复杂的权力系统)而已经建构起的经典大厦而言,任何对其的质疑或不恭都必然遭到强势的压制与打击。古老的意识形态与古老的生活强强联手,而在这一无所不包的正典之网中,那些已经陈旧的思想以及社会结构当它们面对一个新的时代与渴望时,却难以提供出任何合适的方法与解释,于是新的回答被需求。而为了提供这一新的回答,就必然威胁及正典,于是“风暴”大作,裹挟着置身于其中的哲学家们,从肉身与思想中对其双向夹攻。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这是存在于哲学家和城邦之间的古老张力,难以消除。

在作者所涉及的六位哲学家中,国内学术界对于乔治·康吉兰的了解与研究远远比不上对于其他五位的兴趣。直到2015年才出版其代表作《正常与病态》,并且对他的关注也大都源自其思想对于福柯(阿尔都塞与德勒兹)的影响。但无可置疑的是,康吉兰是法国当代思想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康吉兰的人生经历与他所研究的科学哲学之间,在作者笔下被构建出某种鲜明的联系。无论是他于法国投降后参加抵抗组织,还是对于传统医学、精神病理学与精神疾病的研究,都深刻地被一股批判性所指引。在康吉兰看来,“批判性反思不容许任何预设,保持距离,逐条判断,同时,发自内心地赞同,钻进问题核心,既拥护又保持后退和警惕”(页26)而这不正是其后五位哲学家们所共享的原则?在康吉兰的“英雄主义哲学”中,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萨特终其一生积极参与与对抗,永远站在对抗一边(即使有时候存在问题)。萨特毫不妥协地在其存在主义哲学中看到人与人类社会重新发现和创造自己渴望的可能。在自由中,我们选择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在这里,兰波诱人的号召反复回响,而也不正是这一精神直接影响了战后的一代青年,从而拉开了“造反”的60年代大幕。有意思的是,这些哲学家都曾积极地参与法国“五月风暴”,用行动承担起“风暴”压迫时的责任。在康吉兰看来,行动揭示了一个人(所以,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自我认同,揭示了一个人在当下瞬间与行动本身相融合的能力(页42)。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就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些置身风暴中的哲学家们始终都被包含在康吉兰的“英雄主义哲学”中。福柯发现疯癫的秘密,阿尔都塞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德勒兹为人之多样性辩护,德里达则彻底解构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只有福柯一人走在那条黑夜的小道上,而是他们都行走在其上,而有时黑夜不仅仅来源于思想的风暴,也来源于他们的生活与人生。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内在风暴”,当她分析阿尔都塞的杀妻场景时,她指出阿尔都塞由于“二战”中被捕且遭到怀疑与敌军合作,而“同时被剥夺了荣耀和英雄主义的可能”(页229)这一残忍而突兀的场景(“他在一个日常行为中杀了人,在这个场景之前,这个日常行为从未与杀人行为有任何相似之处”<页241>)最终使哲学家为风暴所俘虏。

在康吉兰的“英雄主义这里,唯一重要的是:对命运(阿克琉斯的命运)有所选择,并支配着行动的瞬间严谨,将其引入炽热状态”。因为这样,行动就是成就(页43)福柯沿着关于疯癫的幽暗历史所发现的正是来源于现代医生掌握着界定理性与疯狂边界的权力(页146)。也正是福柯的这一发现,使得在“虔诚的历史”(页154)中没有声音的人们开始发出质疑,并从永久的阴暗幕后走向前台。在福柯看来,让未经加工的和幻觉性的资料以及卑鄙下流的文本和痕迹说话,它们不是来自专家、法官或审查者,而是来自疯子、罪犯和杀人者(页154)。在权力-知识的历史运作中,通过对于疯狂的压制与排斥我们界定了理性(页198),而由启蒙为理性所赋予的无上荣耀与力量最终让它成为“新神”而导致压制。福柯建议“疯狂应该按照历史来思考,这个历史的档案通常是以可怕的驱魔为代价被驱逐在外:异化机制的历史变成精神病学,理性的历史则成为压制的历史”(页153)。福柯的发现为那些遭遇污名、排斥和迫害的少数族群提供了希望,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历史、权力和正常的解释。因为,“对于那些造反者来说,疯狂不是疾病而是历史:一段旅行、一个过渡或一种状况的历史,精神分裂症则是其中最完备的形式,因为精神分裂者用发狂来回应社会或家庭的异化”(页153)。权力以及正典极力地隐藏这一建构,并以“自然”对其进行掩盖。福柯亦指出“在精神病学知识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所具有的两大功能:安慰和分类”(页185)亦是为了达到规范等级的目的。

德勒兹与他的朋友福柯一样,鄙视医学权力,憎恶科学宗教的所有形式。并且他亦不赞成科学主义、认知主义和大脑心理学的门徒们过于简单化的方法,“他还认为,所有在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之间所进行的比较都会走向法西斯主义”,因为,“这种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类型使他感到恐惧,在他眼里,这只会引致人的动物性未来,而人则显现出能够以动物性措辞思考动物,并将人暴露于动物性(超出人自己)的威胁之下”(页285)。正是在这一思想下,德勒兹坚定不移地支持人的自由和选择,“一个主体之所以是一个主体,因为它首先是一个非-主体,也就是说一个多样化的、解域的独特之人”(页286)。和其他结构主义或反结构主义哲学家一样,德勒兹同样质疑传统哲学中的主体观念,因为这一坚固、本质的主体观其实是掩盖了霸权的特质,也是主流权力意识形态所得以巩固和再生产的最基本原则。德勒兹提倡多样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进行人格解体,换句话说,向多样性敞开,才能让每个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页288),这也不正是萨特和福柯等人的努力吗?因为他们都在警惕一个这样的社会:它是一个“服从于市场法则和事物政治,既没有文化也没有灵魂的一维世界”,是“某种生产悲惨之人的工厂”(页290)。对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处于满目疮痍的欧洲废墟上的哲学家而言,希特勒的疯狂一元化阴影并未散去,而苏联斯大林的独裁依旧笼罩着它。

历史在此时并未终结,人亦未终结,风暴看似远去实则依旧残存且力量巨大,为了废除各种“终结”带来的虚无主义和反动特质,德勒兹提醒人们:“人类动物应该面对超越了他——超越了他最极端的激情和欲望——的事物,也就是面对多样性和存在的喧哗,否则就会陷入新的奴役形式,即一的无形的新法西斯主义,这种新法西斯主义一直在表面上看来最为民主的社会中运作着”(页297)。它们也就是福柯和德勒兹所谓的“平庸的小法西斯主义”,它是“私密的,那些本身既是其主导者又是其受害者的人欲求它、需要它、接纳它,并颂扬它”(页8)。这也不正是我们如今所生活的时代吗?福柯曾断定有一天这个世纪会是德勒兹的世纪,因为在德勒兹的噩梦中,某种日常法西斯主义会登台,“这个法西斯主义不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这个法西斯主义是如此擅于调动大众的欲望——而首先和首要的是‘在我们每个人中的法西斯主义,它出没于我们日常的心灵和行为,它让我们喜爱权力,欲求这个统治和剥削我们的事物本身’”(页299)。
这是德勒兹的担心,也是作者重新回顾这六位哲学家人生与思想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对抗日常法西斯主义的入侵。为此,他们直面“风暴”,“质问主体本性、澄清这个代词背后所隐藏之物的历史”,并且“坚持(有时候是非常强烈地坚持)批判启蒙和罗格斯的种种幻象”(页313),因为正是这些来源于传统的一系列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积淀与建构,导致当风暴肆虐时,那些遭到排斥的“非-主体”者被当作污秽、肮脏与危险之物丢弃。当这个时刻来临时,哲学家们需要做好准备,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以批判的方式,不仅面对着政治参与问题(即面对自有哲学),还面对着对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领会(即面对结构哲学)”(页8-9),而目的便是为了不臣服于那些野蛮的意识形态。
编辑:西西弗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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