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北京奥运,离北京不远的西安,早在年前就开始感受到奥运的气氛。我跟很多同学一起报名了北京奥运志愿者,虽然知道机会不大,但还是希望能够为祖国这次盛典出一份力。
5月12日,是跟平时没什么不同的一天。中午在墨香斋吃了包子,我回到宿舍准备午睡,下午还有几节课。可能因为吃得太饱,没怎么睡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开始感觉到整个宿舍开始晃。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幻觉,但后来实在晃得太厉害了,我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当时我的宿舍在六楼,处于女生宿舍楼的最顶层,摇晃感非常明显。睡在上铺的东北舍友“嗖“的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披上一件外套,一边往外跑一边对我说:“地震了,快跑!”。 我有点被吓傻了,穿好鞋,走到宿舍楼道里,发现很多人开始往下跑,也有一些同学像我一样不知所措,在观望。我拿起手机,拨通了辅导员的电话,想说问问老师怎么办(现在回想当时自己真傻,也缺乏基本的危机应对常识)。辅导员的电话一下子被接通了,她说不要慌,让我先把同学聚在一起。挂了电话之后,我发现同学都跑差不多了,还聚个啥啊,先跑了再说吧。
当时学校下半旗,悼念地震逝世同胞
等我跑到楼下,楼下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穿着睡衣披件外套的学生,也有刚从水房回来,手上还提着热水壶的同学,还有同学洗头洗到一半来不及拿毛巾包着头发就跑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手机收到信息,四川汶川地震。我心里一怔,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报平安,结果我爸接了电话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说还没看到新闻,让我自己注意安全。然后,我给在重庆、成都读书的高中同学打电话,因为那时候还不清楚地震波及范围有多大, 我担心ta们有危险。好在ta们人都没事,只是宿舍暂时不能住了。
西安震感明显,有一些比较老的宿舍楼外墙出现了裂痕。因为担心余震,以及学生的安全,学校决定组织学生在大操场过夜。于是,我们抱着被子、枕头还有凉席,在操场“露营”了三天。那时候,关于汶川的具体报道都还没有出来,我们都知道地震了,但对于汶川地震到底造成了多大的伤亡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在操场上过夜的几天,对于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们,是非常新鲜的体验。一方面有对于地震的恐惧,另一方面也因为无知而不了解事态的严重。
在操场上“露宿”的学生床铺
直到几天之后,各方面的报道都陆续出来,我们才从电视上看到了灾区现场的报道,才了解到原来这次地震那么严重。当看到那些倒塌的教学楼,看到从废墟里抬出的铺着白布小小的遗体,看到直升飞机鸟瞰镜头下一片狼藉的灾区,看到在镜头前痛哭的家长,我们都哭了。我爸说,他活到那么大岁数,什么风雨没有经历过,但看到汶川灾区的报道,看到那些倒塌的教学楼、想到埋在下面的学生,他也哭了。
第二周,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为汶川做些什么。于是,我们跟几个班干部商量了一下,决定举办一个赈灾义演,给汶川地震筹款。有的同学设计了义卖T恤,有的同学画了一幅国画,有的同学准备了乐器表演。全班同学还一起排练了一个大合唱,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才艺,都在为义演出一分力。就在我们一腔热血,万事就绪的时候,很多“问题”开始出现了。
当时在西安大雁塔广场,西安人民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

悼念活动中,很多人系起了黄丝带,象征为汶川灾区祈福
学校不同意场地,只能在校外找地方了。一开始洽谈的是校外的一个咖啡厅,经理是一个香港人。我一开始提出,义演当晚的收入,能不能全数捐给灾区,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咖啡厅的知名度,也是一种好的企业形象宣传。经理一口回绝了,说只能借场地,而且要求每一个到场参加义演的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免得咖啡厅受牵连。
这些要求,先不说合理不合理,对于那时候的我,一个傻到连地震都要先打电话问辅导员要不要跑的呆瓜,是非常大的“打击”。这份“打击“,是因为当我满腔热血跟别人谈情怀的时候,对方对我的情怀完全不屑、直接跟我在商言商。那时候的我,还不足够成熟去应对这样的“现实”,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跟对方周旋,更没有人能够帮我。一位学长得知我们要在香港人开的咖啡厅做义演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最好小心一点,那家咖啡厅早被盯上了,说是有传教的人。别给自己惹麻烦。”
当时西安大雁塔广场,西安人民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

当时西安人民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点起蜡烛悼念逝者

当时西安人民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点起蜡烛悼念逝者

教学楼外,五月的花儿
走出教学楼之后,五月的西安已经开始燥热起来。迎着灼热的太阳,我思考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从来都没有被抹灭过,也无法被抹灭。发生过的所有事件都在一点点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像一个一个散落的点,终有一天会有一条线把这些点都连起来。多难兴邦,如果不能正视苦难,又何来兴邦?
编辑:元嘉草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