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北京奥运，离北京不远的西安，早在年前就开始感受到奥运的气氛。我跟很多同学一起报名了北京奥运志愿者，虽然知道机会不大，但还是希望能够为祖国这次盛典出一份力。

5月12日，是跟平时没什么不同的一天。中午在墨香斋吃了包子，我回到宿舍准备午睡，下午还有几节课。可能因为吃得太饱，没怎么睡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开始感觉到整个宿舍开始晃。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幻觉，但后来实在晃得太厉害了，我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当时我的宿舍在六楼，处于女生宿舍楼的最顶层，摇晃感非常明显。睡在上铺的东北舍友“嗖“的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披上一件外套，一边往外跑一边对我说：“地震了，快跑！”。 我有点被吓傻了，穿好鞋，走到宿舍楼道里，发现很多人开始往下跑，也有一些同学像我一样不知所措，在观望。我拿起手机，拨通了辅导员的电话，想说问问老师怎么办（现在回想当时自己真傻，也缺乏基本的危机应对常识）。辅导员的电话一下子被接通了，她说不要慌，让我先把同学聚在一起。挂了电话之后，我发现同学都跑差不多了，还聚个啥啊，先跑了再说吧。

当时学校下半旗，悼念地震逝世同胞

等我跑到楼下，楼下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穿着睡衣披件外套的学生，也有刚从水房回来，手上还提着热水壶的同学，还有同学洗头洗到一半来不及拿毛巾包着头发就跑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手机收到信息，四川汶川地震。我心里一怔，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报平安，结果我爸接了电话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说还没看到新闻，让我自己注意安全。然后，我给在重庆、成都读书的高中同学打电话，因为那时候还不清楚地震波及范围有多大， 我担心ta们有危险。好在ta们人都没事，只是宿舍暂时不能住了。

西安震感明显，有一些比较老的宿舍楼外墙出现了裂痕。因为担心余震，以及学生的安全，学校决定组织学生在大操场过夜。于是，我们抱着被子、枕头还有凉席，在操场“露营”了三天。那时候，关于汶川的具体报道都还没有出来，我们都知道地震了，但对于汶川地震到底造成了多大的伤亡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在操场上过夜的几天，对于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们，是非常新鲜的体验。一方面有对于地震的恐惧，另一方面也因为无知而不了解事态的严重。

在操场上“露宿”的学生床铺

直到几天之后，各方面的报道都陆续出来，我们才从电视上看到了灾区现场的报道，才了解到原来这次地震那么严重。当看到那些倒塌的教学楼，看到从废墟里抬出的铺着白布小小的遗体，看到直升飞机鸟瞰镜头下一片狼藉的灾区，看到在镜头前痛哭的家长，我们都哭了。我爸说，他活到那么大岁数，什么风雨没有经历过，但看到汶川灾区的报道，看到那些倒塌的教学楼、想到埋在下面的学生，他也哭了。

第二周，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为汶川做些什么。于是，我们跟几个班干部商量了一下，决定举办一个赈灾义演，给汶川地震筹款。有的同学设计了义卖T恤，有的同学画了一幅国画，有的同学准备了乐器表演。全班同学还一起排练了一个大合唱，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才艺，都在为义演出一分力。就在我们一腔热血，万事就绪的时候，很多“问题”开始出现了。

当时在西安大雁塔广场，西安人民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

悼念活动中，很多人系起了黄丝带，象征为汶川灾区祈福

学校不同意场地，只能在校外找地方了。一开始洽谈的是校外的一个咖啡厅，经理是一个香港人。我一开始提出，义演当晚的收入，能不能全数捐给灾区，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咖啡厅的知名度，也是一种好的企业形象宣传。经理一口回绝了，说只能借场地，而且要求每一个到场参加义演的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免得咖啡厅受牵连。

这些要求，先不说合理不合理，对于那时候的我，一个傻到连地震都要先打电话问辅导员要不要跑的呆瓜，是非常大的“打击”。这份“打击“，是因为当我满腔热血跟别人谈情怀的时候，对方对我的情怀完全不屑、直接跟我在商言商。那时候的我，还不足够成熟去应对这样的“现实”，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跟对方周旋，更没有人能够帮我。一位学长得知我们要在香港人开的咖啡厅做义演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最好小心一点，那家咖啡厅早被盯上了，说是有传教的人。别给自己惹麻烦。”

当时西安大雁塔广场，西安人民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

当时西安人民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点起蜡烛悼念逝者

当时西安人民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点起蜡烛悼念逝者

教学楼外，五月的花儿

走出教学楼之后，五月的西安已经开始燥热起来。迎着灼热的太阳，我思考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从来都没有被抹灭过，也无法被抹灭。发生过的所有事件都在一点点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像一个一个散落的点，终有一天会有一条线把这些点都连起来。多难兴邦，如果不能正视苦难，又何来兴邦？

编辑：元嘉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