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之谜:天生乎?后天乎?丨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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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 

在许多关于同志的影视与文学作品中,有一个核心问题被反复提及,但其答案却又时常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个问题便是:同志是如何产生的?在当下,我们最常听到的两种解释如下:一是基因论,即先天而成;二是后天论,即成长生活环境所致。

但其实在这普及性颇广的两者之外,还有一个回答是福柯这一理路的学者所提出的,即“同志”本身就是社会历史文化所建构的概念性产物。他的意思是,在现代性的学科分裂过程中,科学——尤其是医学与心理学的建立下产生了一系列属于它们的专业术语。于是,各种“现代性”生理和心理疾病被分类与标注。在这样的话语(福柯的术语“知识-权力”)运作下,“同志”这一类型出现于现代心理与精神病学的分类中。于是,一个群体就这样被建构了。

福柯的建构论为后现代的同志问题讨论——如酷儿理论——开启了方便之门。但这一理论本身的普及性,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十分有限。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同志权利运动中,身份政治是其核心。

因此便需要一个作为运动主体可言说、展现和使用的身份,“同志”这一概念由此进入赋权运动核心。而身份政治的问题也便在此,由于它需要一个鲜明的身份群体,所以这一群体便在被言说的过程中本质化,即围绕着这一群体而产生的一系列话语、概括和描述都变成了它的“自然”性质。于是,也就出现了我们之后常说的“典型性同志”,意思就是,同志大都有某一种特定模样(类型或可视的特点等等)。

 

福柯对同志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于美国身份政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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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些直人男女朋友,他们便觉得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外貌、着装、打扮和举止来判断其是否是同志。这其实也就表明,在他们的心中预设着一个典型的同志模板。我们把它称作刻板印象。而这一刻板印象既与污名者的诽谤和脏水有关,其实也和同志群体内部的本质化有关。而这一本质化是如此严重,而导致许多同志都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而开始以一种他者的目光来看待自我与其他同志。这一现象在当下的同志软件上表现的十分明显。在同志群体内部,出现了一大批严重的“直男癌”。“同志”被本质化,即有了一个刻板形象和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基因论(先天论)之间也能产生密切的联系。基因论的产生一方面和相关的生物学研究有关,另一方面——占据很大比重——是同志群体在面对外界的一些特定批评时所采用的应对措施。

这些反对理由往往如下:“同志是一种生活方式”,“同志是年轻人赶时髦的潮流”,“同志是选择”,“同志是心理或精神疾病”等等……同志群体为了反驳这些批评而抬出研究并不完整与可靠的生物学成果,宣称其来源于基因,是我们后天无能为力的先天现象,由此则可以一蹴而就地扫光所有基于习惯、社会和后天的批评。

但是这一方法有着强烈的“走捷径”嫌疑,因为基因论本身也有着十分危险甚至致命的缺点,而我们从过去的20世纪里就已经能看到它的漫长阴影。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下,西方于19世纪曾产生一个叫优生学的理论,它基于物种选择模型,而产生了对于人种进行人为控制、规划与改进的妄想。

所谓“适者生存”,为了民族、国家和人种的宏观利益,政府或是优生学家可以适当地调控民众的生育和对于“有问题者”的处理。这里的“有问题者”不仅包括生理残疾者,而且还包括有着心理和精神疾病之人、不孕不育之人,以及任何的不符合优生规则的异常者。而位居精神疾病分类中的同志自然也在其中。

 

上世纪风靡一时的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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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或许有着良善的目的,但在20世纪它最终因为被纳粹以及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滥用而彻底毁坏。中国的优生学家潘光旦先生曾宣称为了解决落后和更快速地发展,中国便需要进行优生学的人口控制和调控。如果我们看潘先生当年(20世纪早期)所写的文章,会对他在其中所提出的手段感到十分惊悚。而为纳粹所利用的优生学理论最终在德国国内,其占领地以及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中,被大肆使用。犹太人首当其冲,同志则被实施脑叶白质切除术,以此来消灭其“异常”的精神和生理欲望。优生学的黑历史能为我们讨论基因论提供一个对比。以当下人类的科学技术,定位和改变某个特定基因的手段并非无稽之谈。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的未来里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场景:政府或是组织通过科学技术消灭那些被判断为“不正常”的基因,从而从先天上改变一个人。这些场景或许更多会出现在早期的科幻故事中,但其中所虚拟的技术在如今已大都实现。

更极端的是,这些科学与医疗手段完全可以在女性怀孕时期就提前检查胎儿的情况,如是否携带问题基因,由此进行优生学的选择和人类形态的控制。这些看似危言耸听,但近代历史的教训不能不让我们对此更加谨慎和警惕。同志的基因论,最终完全可能变成“搬了石头砸自己脚”的悲剧。

 

在纳粹集中营中施加于同志的臭名昭著的脑白叶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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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同志基因”还迷糊不清的时候,一些同志转向后天环境形成论,即成长的环境、家庭的教育、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一系列的情感创伤,或改变或造成了一个孩子长大变成同志。这一论点的典型陈述大都如此:“男孩成长于女性为主的家庭”、“父母离异造成的创伤”、“父亲(男性气概)的缺席”等等。而这些陈述往往并非出自同志群体之口,而大都出于反对者。因此,其背后所暗藏的不良之心也就提醒我们,他们的这一构建是典型的回溯式。意思是说,他们根据自己的反对立场来往回推成因。因为他们相信同志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由于不正常的家庭环境所造成的暂时性问题,所此是完全可以改变了。这一改变方式包括心理治疗、药物治疗以及强制性暴力治疗等手段。

环境论深受弗洛伊德的理论影响。因为在弗氏看来,正是由于儿童在俄狄浦斯阶段的不正常发展而导致了男孩或女孩之后的性别紊乱。“性别倒错”是现代精神病学的术语,弗洛伊德的理论支持了这一点。在电影《丹麦女孩》或《男孩不哭》中,自我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的错位被定义为典型的性别错乱表现,而它也被认为是变成同志的成因之一。

因为一个男孩从小与母亲太过亲密,再加上父亲的缺席,而产生了对于母亲的女性认同,即认为自己是女性,由此产生了对男性的迷恋和欲望。但就如其后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精神病学和弗洛伊德的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混合杂糅了不同的性别或性别认同。如一个人娘娘腔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同志,性别倒错只不过是不同的性别认同模式而已。在现代的“同志”类型中,混入了太多我们从传统和文化中所了解的东西,它们或许相似,但实则不同。

环境论的弱点也就在于此,即当初既然是由于特定环境所造成的结果,那么如今只要改变或让同志到“正常的”环境中生活,也就能够被改变。而那些宣称改变不了的,则都被认为是心理与精神疾病,从而被要求进行强制治疗。环境论从一开始就出自反对者之口,因此当它如今被一些同志所使用来进行自我维护时,往往十分脆弱,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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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天生和后天论都存在问题,那么同志群体该选择什么新的理论来维护其正当性和其对于权利的诉求呢?在萨特给热内文集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萨特十分不情愿地提及热内的同志身份。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看来,我们是自己选择而成为的,因此“同志”身份便是自我的一种选择。萨特对此并无意见,他只是提醒读者,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值得模仿。萨特在此所谓的“选择”和上文的环境论中的选择有什么不同吗?它们的差异或许就在于萨特对于这一自我选择权利的承认和尊重。重点在于因为人是自由的,而你选择了如此,因此就是你的权利,其他人不可干涉。但环境论的选择实则是回溯构建的产物,它的目的是为了以此矫正这一不正常的同性情欲。

我们自己选择成为同志,因此我不必纠结于是天生还是环境所致。它完全是个人的选择结果。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其《身份与暴力》一书在讨论人的复杂且多重身份与关系时指出,错误的是以一种单一性的独断式身份来概括一个人,而应该给每个人的自我选择留出空间。社会制度和文化应该保障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

在森看来,选择而形成的多样性结果在社会中是应该有一定空间供其存在的。当然,就如森也反复强调的,选择并非任意妄为的——并不会有这样的现实状况。人们总是在特定的境遇中进行选择,重点就在于可选择的选项的开放性。

 

电影《丹麦女孩》剧照
(图片地址:news.takungpao.com.hk)

 

对于同志而言,我选择成为同志,可以是在遇见所倾心的同性时,也可以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和存在的众多意义中的一个。无论萨特还是森的意思是,即使社会知道某个人选择了与主流相悖的生活方式,也应该为其提供保障,因为它是一个人通过理性和自我认同的方式所做出的决定。这一颇为“极端”的理念其实我们在福柯对同志问题的看法中已经见到端倪。在福柯看来,“同志”这一本质性身份本身就是牢笼,是新的规则和规训的开始,因此只有保持一种“变异的、创新的和革新的关系”,才能冲破同一性的单调陷阱。也正是在福柯的影响下,酷儿理论更注重身份的流动性,而非一成不变的、坚硬且封闭的主体。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无论是天生论还是环境论,都参差并行。有人以此反对同志,有人以此支持同志。在这一吊诡的状况中,“同志”成了一种新的类型,新的身份。人们开始以这一标签概括一个人,以此来判断和描述一个人。

就如森所指出的,我们不再是复杂的、多元的存在,而成了一种单一的面具。而正是这种单一身份的幻想,导致群体的分裂和凝固,彼此的误解与怀疑,由此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暴力冲突。而这不正是我们所存在的当下世界吗?一方面,人们根据一个标签轻易地评判你,我们成了他人眼中的一件物品;另一方面,我们自身巩固着这些标签,成为模板中的人物。自此,丰富的人性和生活的种种可能便被断绝与开始消失,世界所剩下的便是一抹抹互不相干的单调色彩。这样单一刻板的世界和人生,不是很无趣吗?

 

编辑: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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