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自杀 | 微思客

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没有任何意义。

——莎士比亚

重木 | 微思客编辑

我一直觉得,许多人都会有一个“自杀时刻”,大都发生在人生观与世界观在混沌中渐渐开始成形之时。如果按时间顺序,第一次出现这样状况的大都会是在我们称之为“青春期”阶段。自我意识的独立和强化所导致的是对于所处社会、世界、人生和生活的一种更为形而上的疑惑。而这些问题又都是人类历代智慧者思考了许多个世纪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大都会随着成长或知难而退,或找到了能说服自己和使自己相信的一种解释,从而开始融入世界,接受人生,由此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用佛家的话来说,这几乎就是一个“劫”,是否能度过,也是众多因缘所促成的。这种好事顿悟般的经历,我们在许多艺术作品中都曾见过。古老的有孔子在川上参悟时间和人生的奥秘;悉达多经历世事,认识到万法皆空,而寻找到解脱之路;神谕中所谓的“希腊最聪明”的苏格拉底在走访完其他聪明者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智慧来源于对自己一无所知的清晰知晓……而影响了一代人的法国存在主义,这个问题更是其长篇累牍的哲学著作和小说戏剧所集中讨论的问题:萨特的《恶心》中,罗丹冈从生活的寻常之物中看到世界和人存在的本质,而直接导致他的生理不适;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则始终游荡在荒谬的、无意义的世界中,自然且几乎生物性地活着。

(图片:加缪)

存在主义提出的问题是——或说是在加缪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讨论的——当你意识到这个世界以及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时,要如何继续活下去?在这样的质问下,自杀便成了唯一的哲学问题。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年轻的霍尔顿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和莫尔索并无不同。他们都被这些古老的质问所困,又因为没有找到能让自己解脱的答案而难逃沉沦。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自杀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于存在的思考,它既形而上,其实又十分日常。因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我们完全可能会被自己脑海中所思考的东西所困,而直接威胁到肉体生命的生存。

这是“二战”后一代法国哲学家在面对普遍迷惘的幸存者们所开出的一剂药方,结果显示它十分有效,且影响巨大。即使在相比于萨特与波伏娃的思想较为悲观的加缪作品中,我们依旧能看到一种执拗的对于人之存在与人生的渴望。

就我自己而言,加缪通过对西西弗斯故事的重新讲述所释放出的(无论是已经揭露还是潜藏的)涵义,显现着一种勇者的形象,一种对于人之存在的乐观期盼。加缪的西西弗斯总让我想到孔子,在《论语》中记载的一则小故事里,晨门问子路他的老师是不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夫子?孔子或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即他一生的学问抱负最终可能会难以施展。所以孔子信天听命,并反复强调“知命”为君子的重要特质。西西弗斯所作的事情不也如此吗?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之后,依旧还能在其中与之共存地活下去。

(图片:西西弗斯)

生活在萨特与加缪一个世纪前的涂尔干对他们的自杀观念或许会有否定意见。在其大作《自杀论》中,涂尔干以数据和调查指出,自杀是一种社会问题,而非个人遗传、精神或性格缺陷。作为一位受人敬仰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这些调查和研究自有其重要性。但在这里,我想起荀子评论庄子的一句话,即“蔽于天而不知人”。我们可以对这句话作些改变,即涂尔干的研究是“蔽于社会而不知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中看到为了防止自杀而提出的一系列颇为惊悚的预防手段。从庞大无脸的社会到面目清晰的个人,相比之下,存在主义的观念或许更为亲切实用。

“二战”后的一代智识者都活了下来,他们知道灾难已过,现在需要的是在废墟上的重建和对于生活与希望的再次释放。但这个未来又并不属于每个人。从纳粹集中营中活下来的幸存者中,有人选择活着,有人选择离开,像写了《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像写了《死亡赋格曲》的德国诗人策兰。他们选择在战后的纷杂和遗忘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说“旧日影长”,肉体的摧残虽然会留下伤疤但都会愈合,但心灵与精神所遭受的创伤却不会就此消失。我们能真正地理解莱维和策兰的最终选择吗?我对此怀疑。就是我们写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章,对其的生命历程一点一滴地解剖,或许依旧难以完整而清晰地弄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人并非如石头般坚固一块,不会改变。人更像流水,在不停地波动、改变和消逝着。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他吹口哨召回猎犬
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 《死亡赋格(节选)》北岛译

幸存者在灾难之后选择离开,另一些人则在灾难即将到来或是于风暴中心选择离开。在匈牙利电影《忧郁星期天》(Gloomy Sunday)中,那个年轻的钢琴家在弹完最后一曲时,决绝地举枪自杀。风雨已来,纳粹的钢靴和旗帜已经出现在布达佩斯那古老的街头,而钢琴家几乎意识到了自己如果活着,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作出相似选择还有著名的本雅明,在走投无路中离开。而在这些好奇和唏嘘中,已经逃离到巴西的茨威格最终的选择同样令人遗憾,因为战争即将结束。但茨威格的选择显然并非简单的走至绝境,他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和王静安先生的沉湖有所共鸣。就如陈寅恪先生敏锐指出的,他们都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产物,生活其中,几乎所有的意义也都扎根其中。因此,一旦巢穴倾覆,岂有完卵?茨威格在其回忆录中念兹在兹的昨日欧洲已经彻底亡,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文化和精神中。这一双重消亡也就意味着茨威格的生命之根被拔,因此活着——在茨威格看来——便不再可能。

处于近代欧洲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中的许多人们都曾准备着以自杀作为自己告别他们这个业已沉沦世界的方式。在世纪初那部出色的电影《时时刻刻》(The Hours)中,通过对三个女人一日生活的描述,展现出当生活和人生出现形而上危机时,死亡的影子便翩然而至。伍尔夫最终选择自杀,既因为不堪忍受再一次的精神疾病折磨,也因为继续活下去已经失去意义。伍尔夫和其丈夫约定,一旦德军进入英伦半岛,便选择自杀。有幸这一场面从未出现,但伍尔夫最终未能逃离自我的囚笼。福柯在尼采的启示下曾指出,我们传统所谓的“身体是灵魂的囚笼”实则是错误的,真实的情况是:灵魂是身体的牢笼。对伍尔夫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 

(图片来自电影《Gloomy Sunday》)

“意义”是我们最常挂在嘴边却又总是对其忽视的东西,它的涵义因为模棱两可而使其柔软多变。在这个赞赏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中,曾经无论来源于权力还是宗教的一元绝对价值都被质疑,而更为激烈的是,甚至连“意义”本身是否有意义都已经遭到质问。而也正因此,当我们面对选择自杀者时,所能讨论和应该讨论的界限就会变地十分紧张。对于那些把生命(活下去)看做人生终极意义的人而言,选择自杀是错误的决定。这一点在基督教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因为人乃上帝的造物,自杀是对其荣耀和权力的冒犯与僭越,由此成罪(sin)。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儒家则在家庭人伦关系中来指责选择自杀的行为,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对其的任何损害都是不孝行为,更不要说彻底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些来自于宗教、权力、传统和社会规范的观念,其目的与涂尔干在《自杀论》中的想法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规训和约束个人的自杀行为。而正是因为涂尔干指出自杀乃社会问题,才使得政府与社会对其进行关注,尤其是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和物质环境,而解决由于外界的压力所造成的不幸。精神文化的改善同样在其中。但随着传统社会模式的崩溃和现代城市化的诞生,做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难。许多人因外界的困境——无论是经济还是生活处境——而选择自杀,如果能改善这些情况,或许能减少此类悲剧,但并非所有选择自杀者都因如此,因而就使得对其的预防与企图的改善变得十分有限。

这些年,我们频繁听闻一些年轻人选择自杀,这些人中除去上一段中所提到的因为外界困境而自杀者之外,许多人都是年轻知识人。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曾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世界和人生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与认识。因此,当他们作出这个选择时,我们其实并不能说他们是糊涂或为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所控制。自杀不是迷狂之症,恰恰相反,自杀是一件需要清醒和理性的行为。人们的一个错误观念是认为自杀者大都是懦夫。在《云图》中,自杀的年轻音乐家写信告诉自己的爱人说,自杀是件需要勇气的事!逃避问题和懦弱只是自杀众多目的中的一个,就如芥川龙之介所说的,“自杀者……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

当我们纪念与评论这些死者时,遗憾往往是其中最为浓重的情感。而在这些情感以及“为尊者讳”的文化影响下,我们往往会走得太远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杀者抽离开他的真实存在,而建构为一个标志。在近代我们最熟悉的便是诗人海子。人们通过对其死亡的反反复复解读去探索这一行为和选择背后所可能隐藏的诸多含义,一些清晰,一些则模糊。而即使是那些曾经看似清晰的动机,在其后的某一个时间中也会变地模糊起来,像傅雷夫妇。(傅先生留有遗书,其中有言:“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说:“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没有任何意义”,而存在主义便是从这里接过棒子,继续寻找在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里要如何继续活着。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我进入自己的青春期,开始隐秘地意识到那些可怕的问题时,萨特和加缪的作品指出了一条明路。尽管在其后,它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一坚实的地基已经打下,其后的一切都建立其上。然而,“青春期”不会只有一次,它会反复出现,躲猫猫似的在某个角落某个时刻突然就蹦出来,让你不得不面对,于是——按照萨特的说法——人们必须对此作出选择,并且要鼓起勇气承担其后的结果和责任。

(图片来自《时时刻刻》)

问题就在这里,他所谓的“选择”远远并非只来自于个人的内心,而不为其他因素所影响。“选择”不仅在这整个问题系统中有其自身的历史性,它也处处受困。自由带来的不仅仅只有晕眩,还有一种对于无限的僭越,在这一痴念中,人深陷其中而作出错误选择,导致不幸。我们并非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还被他人所生活和建构的世界所包围与继承;自由有其边界;人生与生活也自有其局限。在这局限中,死亡就是可能的。

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生”,儒家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选择自杀者,我们需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去思考,关于人,关于生命,关于人生和生活,以及我们所存在的世界。

(图片来自《时时刻刻》)

在《时时刻刻》中,伍尔夫告诉丈夫莱纳德,之所以会有人在小说中死去,是为了让其他人更珍惜生命。因为,“这是一种对比”,伍尔夫说。

编辑:元嘉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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