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正当性与法律:我们在称赞什么?|读者来稿

若即若离 | 法哲学研习者


前段时间,张扣扣为母杀人案再次刷屏,与之前的辱母杀人案时网友们一片叫好相同,大家忍不住再次为这位“英雄”颂赞歌。

可我们在这件事中,究竟赞赏的是什么呢?是那种快意恩仇的热血?是为母复仇的信念?是杀人者不累及无辜的慈悲?亦或兼而有之?

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次复仇行动的正义性来源于为母复仇的正当性。但我们按照这种前因后果的逻辑来回溯之前,其母亲的死亡似乎同样不是飞来横祸,法院最终认定的结果是过失致人死亡,这说明至少法官认为王某当时并无杀人故意。如此不由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难道每一起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中被害人的亲属都可以依此例么?你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过失两个字对行为人主观责任的减轻让你犹疑起来,但更关键的是,这时候如果持否定回答,将会面临着自相矛盾的处境,你无法将你的标准贯彻下去,同案不同判实乃司法之大忌。所以唯一可能的回答是:是的,这种案件都应当如此,为亲人复仇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复仇尤其是为亲人复仇真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么?复仇的行动在这里遵循着朴素的报应逻辑: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因必有果,但可笑的是,这种想法所遵循的因果律却根本不适用这种非物理意义上的事件,我们为亲人做出复仇行为的基础往往在于情感而非遵循逻辑。可也正是因为情感的不确定性,这种说法下复仇的基础同样变得不确定起来,这无疑将“为亲人复仇是正当的”,变成了“为与我感情好的亲人复仇是正当的”,这里的情感因素将使命题彻底情景化,而这种情景化本身便意味着前一个命题的失败:我们无法在一般意义上认为“为亲人复仇是正当的”,虽然后者提高了具体情景中的论证力度。

而另一种避开情感讨论的阐释思路是:复仇所遵循的不是简单的因果律,而是说“如果亲人被杀害,你应当为亲人复仇”,你的复仇义务产生于事实条件的发生,其正当性则源自于其上位的道德戒律。可问题往往在于,道德命题存在这样严格的层级系统么?就上述的正当性之链来看,我个人无法为此一义务寻找到确定无疑的上位规范去论证其正当性,即使真的能够找到这样一条正当性之链,又如何像法律规范系统一样去解决无穷回溯的难题呢?如果设想单个的道德命题足以产生道德义务而无需上位命题去证明其正当性来源,那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借此产生无数个道德义务,这又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综上来看,我们所称赞的复仇似乎并没有什么非让我们接受不可的正当性基础。事实上,我们所称赞的往往不是某种合乎正义的行为,其更像是:无论何种行为,只要符合我所接受的固有观念,那么它就是值得称赞的。复仇具有天然正当性便是这种固有观念之一,我们的小说、戏剧无不告诉我们复仇是一件值得称赞之事,更何况为母复仇。但如果在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叙事是“复仇是扰乱秩序的恶行”、“复仇带来的只有混乱”呢?我们现在的固有观念又会如何?当然,刚才那句话一定程度上是反事实论证,其没有多少严格意义上的论证效力,但我想表明的是:复仇与正当性之间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强烈的联系,它们更像是在一段段叙事中被人为的强行关联在一起,如果我愿意,复仇同样可以是混乱与无序的代名词,仅此而已。

现在,让我们倒退一步,暂且忘却上面的论证,假设这样的杀人行为符合朴素的正当性观念,那么,这种杀人行为一定是值得赞颂(正确)的么?很显然,这时候我们心里多少会有点犹疑,我们也许会认为它是可取的,但未必值得赞颂。很显然本案中一个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张扣扣杀了三个人,其中只有一人直接与其母亲的死亡有关,他扩大了复仇的范围么?王家的孤儿寡母们可以以复仇为理由去做我们所颂扬的张扣扣之事么?(比如去监狱里干掉张扣扣)

对于前一个问题,复仇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由谁决定这个边界?很显然这两个问题是我们所无法回答的,哪怕同为复仇行为的支持者,也会在这个划界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这种细致的问题确实每一个具体情境中所必须回答的疑问。而对于后一个问题:即使张扣扣的行为符合我们朴素的道德直觉,但很可能他做的是一件错事。这时候如果像媒体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去颂扬他的行为,无疑应当颂扬以同样理由行为的其它人,比如假设王某的女儿为其父、其爷爷复仇,去监狱里干掉了正在服刑的张扣扣,这种假设的故事无疑是反讽的最佳材料:我们用使英雄成为英雄的理由干掉了我们造出来的英雄张扣扣。

最后,我们再次退让一步,即使张扣扣的行为是正确的,法官在判案时需要对此作出回应么?

第一种回答:不需要,司法独立既包括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同样包括相对于媒体的独立,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道德观念去对司法施压,否则我们与那些被我们所反对的干涉司法独立的人将没有区别,司法不应被干涉,无论这种干涉秉持着好的理由还是坏的理由。

第二种回答还是:不需要,我们的法官在判案时所见的,永远是诉讼法的证据规则所选择后的证据所建构出来的法律事实,这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媒体所建构的事实,与事情在过去真实的状态均不完全一致,如果说我们连互相看到的是同一个事实都无法确定,如何才能保证不出现“你看着大象对看见河马的法官说,嘿,你个傻帽,大象怎么可能在游泳呢”的情况?

第三种回答依然是:不需要,即使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难道法律上必须要与其道德正确保持一致么?如果是这样,最简单的反问是:我们还要法律干什么?直接依道德判案不就好了么?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依据法律去做出一些不那么道德正确的判决,否则道德与法律重合之处,将再无法律的存在。

作为一名持实证立场的法学人,接受一种来自实证法体系之外的标准直接代替法律是难以接受的,但即便抛弃这样的立场,放弃第三种回答,前两种回答依旧不受影响,法官依然应当依据他看到的法律事实独立的判案,至于法官持有何种道德观念,是不是与非实证立场的人保持道德上的一致,又有谁知道呢?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与江歌案、辱母杀人案这些案件中折射出来的问题相比,热点事件中围观的国人们似乎并未长进多少,大家依然凭借着道德上的正义感对法官司法施加压力,想要凭此实现心中的正义。可恰恰是这样的行为本身,早已让法律变得不确定起来,这种不确定可以让人生、让人死,可以让既定的规则成为被无视的摆设,每当此时,我都不禁想问一句:你们这样做与阳光下点蜡烛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法官每当此时必须依据大众的道德观念判决,还要法律做什么呢?

最后,复仇与正当性其实并没有我们在想象中所构建的那种强联系,正义与法律也没有我们想象中所建构的那种强联系,也正是因为没有这样强的联系,法律的独立存在成为可能。

至于我们所称赞的,呵,谁知道我们在称赞个什么鬼

文章写完后,网上出现这样一种声音“法官是被收买的,案件是被制造的”,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果法官被收买,案件本身是冤案,那么文中的推论还会成立么?对于此问题,首先,无论事实怎样,其实并不影响本文论证的成立,正如本文第二种回答所言,法官本身便未必是因客观事实所做的判决。其次,如果你认为这个判决是错误的,由谁判断判决的对错(对错的标准问题)将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很明显这种判断是由权威机构做出的。第二,即使判决真的错了,它依然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判决的效力不依赖于其内容的正确性,而我们只能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去改变它。最后,如果实在放不下这种常见的阴谋论的朋友,可以去看刑事实务的律师朋友对卷宗和判决书的解读,当然,它只能告诉你事实可能如何,在改判或纠错之前,我们依然应该遵循一个可能是错误的判决。

编辑: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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