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书生》:近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丨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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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周一良先生是因为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在其中,余先生引用了一段来自陆键东先生那本著名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的一件事,关于49年之后,陈寅恪先生的一个学生去广州劝说老师北上担任中央政府所赋予的职位。这件事让陈先生动了怒火,并毫不留情地指责自己曾经的一些朋友和学生“曲学阿世”“自投罗网”,在这其中,周一良先生被点了名。

《毕竟是书生》这本薄薄的小书里收了几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第一篇周一良先生的自传,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根据时间发展顺序,回忆了自己的家族和求学经历,与他人的交往(其中就包括陈寅恪先生)。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该是49年之后他所面临的来自新政府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而在这一波强似一波的运动中,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

如今,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还是之后的十年“文革”浩劫,都已经很遥远,并且我们对其所能获得的第一印象大都来自高中历史课本,含糊不清的在几段文字或一页纸间,翻过就过去了。但随着这些年读了些书,了解到曾经一大批经历了那些动荡的知识分子的遭遇之后,历史书上那几段简洁的文字便无法再承受巨大的疑惑,在这样一无所知的情况中,人们便会在好奇之下开始自己的研究和某种刨根问题。而对于我而言,最开始关注陈寅恪先生也是这样的目的,即弄清楚上世纪的那几十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处于那样风暴中心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如此冲击时,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驱使着我,我对这个问题分外着迷。

民国那一代知识分子我们或许都听过名字(来自历史书或文学作品),但对于他们的了解都只有一二。拿我自身经历而言,在未深入了解梁任公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历史书上所说的戊戌变法,他和老师康有为,其他一无所知。在混沌的印象中,戊戌变法之后他们的身影就彻底消失了,好像真的就随着一页历史书翻过就没了一样。这是我,或许也是我这一代中许多人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和读书,由一个人的文章牵引出另外一人,这样滚雪球似的方法最终牵引出不少民国人物,同时也让我对他们的生平有大概了解,超出高中历史书,但说有多么深入自然也是谎话。

这些年,有一股所谓的“民国热”在蔓延着,但我自始至终不觉得自己对那些先生的关注是因为这股“热”。在我看来,迷恋一个时期的某样东西或是某些人并不是什么理智之举。就好像我对人们念念不忘纳兰性德那著名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感到不适一样,过去当然重要,但过度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迷恋显然不合适,而且“民国热”和我想了解的事情并没有多大直接关系。而为了回答自己的许多疑问,我便开始找相关的书籍,其中因去年大陆出流言说官方封了余英时先生的著作而让我发现他写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在这之前我只读过他的一本访谈,而在之前读陆键东先生《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便依稀对其有印象。在陆先生的书中——用余先生后来自己在文章中的话来说,(在研究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和室温思想方面)给了他最大限度的承认。在这几本书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下,如文章开始所说,我找到了周一良先生的这本书。

周一良先生那篇自传文章不长,一两个小时就能读完。其中的六七两段写的都是他与妻子回国后所遭遇的政治运动。对于了解周先生的读者来说,对周先生在各次运动中担当的角色自然知道,但我在读这篇文章之前对他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件事(陈寅恪先生指责他曲学阿世)。那么他到底如何曲学阿世?在这两段,周先生尽可能详实地记录下那段时期的经历。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运动,“1958年之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拔白旗、师生合作编教材、诗画满墙等等运动”(P50),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革”。

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老先生笔下的那个社会是可怕的,是我们当下所无法想象的,但与此同时,一股悲伤和“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感觉在胸膛里反复出现。这个时候,这篇文章的题目“毕竟是书生”在脑海里闪烁,好像这个句子能闻或是能尝出味道般,不是滋味。在这反复的政治运动中,周先生都是“跟着滚过来”(P50),他在文章中也反复强调和袒露自己的心思,即他是真心的希望自己能跟得上这些运动,改造好思想,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文中,周先生这样说道:

我那时思想很单纯: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虽非战争,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与考验。(P55)

就从周先生的这篇自传来看,他是完全希望自己跟得上时代,跟紧每一次运动,让自己真的脱胎换骨,成为新社会的人。在杨奎松先生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那段时期积极参与运动,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悲剧话:……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周一良先生和其他无数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那些渴望跟上每一次政治运动,渴望“改衰翁成诧女”(陈寅恪先生诗),但最终都被运动吞噬,成为被风暴冲击和伤害最深的众人之一。

从1955年开始的众多政治运动是像周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无能为力的,就好像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风暴完全没有任何阻止能力一样,泥沙俱下,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遭受不同程度的羞辱、伤害、背叛和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折磨。在我看来,就这一层面而言,这不仅仅是所有书生,也是当时整个中国所有人的不幸。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面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当如此的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这些书生,中国的所有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的?就他们个人的行为而言,无论是对于他们自身还是留给后世所看的,后人会如何评价?

我们都知道,在面对这样残酷风暴的时候,知识分子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表现,因此也给后人留下无数的议论。而对于本文主要讨论的周一良先生,从他的自传,我们知道他在面对风暴时是什么态度和行动。在自传中,周先生对自己的一些行为进行了解释,同时也留下一些问题点到为止。就其后我们所知道的意见而言,人们对周先生从肃反到“文革”中的行为多有批评甚至鄙夷。我们已经知道陈寅恪先生对其的态度(曲学阿世),这在陈先生看来是大问题。在他《赠蒋秉南序》的后半段,陈先生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言子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寒柳堂集》,P162)陈先生一生谨遵自己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写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矢志不变。周先生在本书一篇《我的“<我的前半生>”》中透露,陈先生删掉了自己文章中曾经记载的和周先生一同探讨问题的一段。周先生说:

“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P122)

周先生的“曲学阿世”与为后世所批评的是其在“文革”中,为四人帮所控制的梁效(即“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一员。四人帮利用梁效进行批林批孔,并以此攻击自己敌人。四人帮倒台之后,梁效成员都经历了几年的政治审查,便可知这个组织曾经在“文革”中起到的作用。在记录这段经历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文字“注释组(梁效内小组之一)的任务是对指定的诗词或文章作简明注释或译成白话,据说是供护士读给毛主席听时之用。注释组成员认为这项任务直接为毛主席服务,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去从事这个工作。”从这段文字我们能看出来,此时在梁效中的这些成员似乎依旧“思想很单纯”,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个组织的真实目的为何,也不知道他们所写的那些文章目的为何。也正因为这一点,后世人对于他们的解释充满怀疑。在我看来,这里遇到的依旧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即当这些知识分子已经被裹挟进风暴中时,他们的行为如何?在每个人都遭受相似风暴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舒芜先生写《四皓新咏》,谴责梁效中的四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和周一良;张君劢写信指责冯友兰。周质平先生在《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一文中说“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我们当然不会因“求全气节”而让这些面对巨大压力的知识分子以死明志,就像张君劢先生在写给冯先生的那封公开信中所说的“即令被迫而死,亦不失为英魂”,这是用气节杀人,而完全不考虑像冯、周等先生所面临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能理解张君劢先生等人的看法,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大夫而言,以死明志或许是最值得称道的道德。我们都知道孟子所说的“舍身取义”。我相信舍身取义,但我反对一股脑的用“舍身取义”去杀人,尤其是对于那些处在“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后世的林贤治先生批评陈寅恪先生“晚年唯剩颂红妆”,这显然是因他对陈先生晚年处境的不了解和对他晚年“颂红妆”目的的不明而做出的错误结论。通过余英时先生对陈先生晚年心境和诗歌的解读释证,再加上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们完全能看出晚年的陈先生面临的巨大压力,而他的“颂红妆”并非无病呻吟,而:

“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

儒家自古便有“修齐治平”之说,在这其中,“修身”排在第一位,在我看来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这是再重要不过的。在陈寅恪先生晚年的著作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先生多次提及自己的家学渊源,并反复提到自己祖辈教育和气节对自身的影响。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坚定的个人信仰和对于真理的坚信几乎是最主要的支撑。在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中,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官员殊死直谏皇帝,在他们心中这样的行为或许会引起皇帝的不满,甚至招惹杀身之祸,但他们却能在历史上获得“诤臣”的称号和荣耀。

我反对人们一味的批评像冯、周等先生的行为,对于他们的折腰,我们作为他者都没有任何权利去过加指责,因为我们未处于那样的风暴恐怖气氛之中,因此也无法理解这些先生所承受的压力和折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对此毫无反思,设身处地的理解所带来的不一定就是明朗的原谅,即使“文革”压力巨大,但依旧有知识分子不折不挠,威武不屈。这是两个看似或实则就矛盾的问题,而在我看来这也是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困境。萨特提倡选择,在他看来每个人是由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因此如何选择便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一矛盾困境时所能做的事情之一。

毕竟是书生,在政治风暴面前,无处可躲,无处可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遭受折磨。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但真的就能因为是“书生”或“无用”而放弃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那条暗涌不断的士之精神传统,彻底折腰?毕竟是书生,往高处说,是横渠先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往低处说,便是知识分子个人在文化学习,个人休养中所遵循的思想。书生无用,无用之用是大用。而毕竟是书生,既是逃避,是辩解,也是无奈和一鼓作气。有人面对强权暴力进行抵抗,有人折腰,这些行为——在我看来——应该是中性的,但在这选择之后并非一无所有,而是牵涉着众多关于社会、文化和个人自身修养的种种要素。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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