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师德:读研不是伺候老师 | 微思客

重木 | 微思客编辑、撰稿人


1月17日,作家六六于其微博中转发且评论了广州日报微博的一篇新闻《寒门博士之死: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在导师家擦车》。这则新闻报道的是29岁的来自农村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因在读博期间不堪来自导师非学术上的压力而自杀身亡。在这篇报道中,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杨宝德在自己周姓博导手下除了做专业研究之外,还得替她做许多如“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闲杂之事,并且还得为其熟人女儿做家教,以及陪老师吃饭,帮她挡酒等等。杨宝德自己本身酒量有限,因而其室友曾多次发现他在晚上醉醺醺的回来。

杨宝德的悲剧,揭露了当下存在于国内高校中一个十分典型的恶习,即研究生导师把自己的研究生当做免费劳动力使用,命其做非学术与专业以外的杂事,且大都是为了导师自身利益。就像这位周教授对杨宝德的要求。这一点在六六等人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即“装个窗帘、买个菜,打扫个卫生就委屈死了……俺们跟师,出门拎包抱着杯子,鞍前马后办入住,洗洗涮涮海生怕师父不满意。人哪!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所谓学习,不仅仅是课本的,也是做人的道理。你伺候伺候老师,那不是应当的吗?”

六六的这段评论,首先让我想到的是《红楼梦》中尤氏对惜春的评价,即“心冷意冷口冷”。首先,六六完全批评错了对象。她应该批评的并非像杨宝德这样的研究生,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把自己学生当做私人免费劳力使用的教师。学生们交钱、努力奋斗最终进入高校读研的目的是学习和掌握技能,而非成为老师的私人免费劳力,这一点从古至今,我想都是如此。在六六看来,她们曾经跟师,替老师忙前忙后是理所当然之事。在这里,她再次搞错了一件事,即学生自愿帮助老师,与被老师强迫完全是两回事。而这里所谓的“强迫”,就像杨宝德的导师所作的“明确提及或暗示”,都是利用教师的特权在剥削学生,而这本身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师德。

在六六看来,要学会“做人”就必然要积极主动的讨好老师,由此才能取得关系,获得人脉,最终由此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中国典型的人情基础。这本身就是十分恶俗的观念,因为对于一个高校的研究生而言,相比于对人情的钻研,他们的心思难道不是更应该放在所学的专业和知识上吗?如今我们似乎甚至耻于立场坚定地表明,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和培养独立思考与人格的地方。而从六六的评论看来,大学首先是一个学会“做人”的地方,这本身无可厚非,但重要的是要弄明白这一“做人”的正确遗憾,至于“伺候伺候老师”或许并不包含在所谓的“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里。

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当然存在着特定的等级和关系,但这一关系主要来源于师者身份,而也正是这一重要的身份,也就使得老师需要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由此才能避免其利用自己的特权身份为自己获利,尤其是由此危害到学生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高校严厉禁止教师与学生出现过分亲密或私人关系的原因。因为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自始至终,这一不平等都是特指权力关系,而非师生双方的人格。因为在这里,师生是完全平等的。即使是在十分尊师重道的中国古代,老师对于学生同样抱持着相应的尊敬。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人是低等于另一个人的,这也是现代民主与人权的最基本常识。与此同时,另一师生间的平等便是在知识面前,孔子所谓:“当仁不让于师”,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在知识讨论和探求真理面前,师生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区隔。

这些权力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作为独立个体与面对知识时的平等关系,对一个合格的教师而言都是必备的。而具备这一点也就表示,作为传道受业的教师不能够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让自己的学生替自己作研究学问之外的事情,无论这一形式如何,都会因为权力和利益问题而造成学生的不公平和两难处境。杨宝德的导师周教授显然违背了这一点!

在六六的评论中,她还特地把杨宝德的自杀原因归咎到他的农村出生,指出他“到底是个村娃,自视甚高”。所以在六六看来,正是因为杨宝德的农村出生背景,有了“麻雀变凤凰”之感,从而对导师要求他做的诸多事感到难以承认?首先不说六六话中所流露出的强烈地域歧视,她依旧没想明白的是,这个问题自始至终都并非学生因为给老师干些活就无法忍受了,真正的问题正是她早已被教育的已经无法再思考的那个,即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目的是学习,从跟随的导师那里获得专业知识,而非成为导师的私人免费劳力。而从教师的角度看,师德和学校的明确规定,都禁止他以权要求学生为自己的非专业目的服务。

在报道中,杨宝德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走向死胡同,即他女友希望他能申请换导师,但由于“院里面很多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高校院系内部形成的复杂权力和人情网络,对于杨宝德这样一个博士而言,想要弄清楚或是长袖善舞,无论如何都是困难重重。所以最后留给他的就只有继续待在这位周教授边,继续忍受,直到极限。这里所反映的一个更大问题不正是当下中国高校内部的日渐官僚化和人情化。一大部分的教授学问到底如何,暂且不论,但纠缠的复杂人情对那些想要进入其中的人而言,却是第一个需要学习的。

如今这些处于高校管理层的领导或是硕导博导的年龄大约也与六六年纪相差无几,所以他们许多人或许也都有六六这样的求学经历,即对于老师极尽殷勤之能事,从而对人情世故了如指掌。而当这一批人如今成为掌握权力者时,他们首先希望这一模式能够继续延续,一方面是对于自身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考虑。于是在这样的再生产中,六六所理解的那样师生关系被大肆宣扬,从而掩盖了健康和正常的师生关系。

高校当下无论是日益的官僚化还是人情化,它们最终都殊途同归,即对于占据着权力位置之人权力的保护和延续。而这一切的死对头便是我们的政府时常挂在嘴边的法制与法治理念。对高校而言,它便意味着形成一套明确且完善的规章制度,由此既能保障高校中弱势一方(可能是讲师,副教授或教授,也可能是学生或其他教职工等),也能够防止掌权者的权力滥用。

我们试想杨宝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国外高校,悲剧还会发生吗?他会觉得无路可走吗?清晰的法规最低限度地防止人情因素的影响,从而保护像杨宝德这样的学生,至少能够更换导师,或是进行有效的投诉而不必担心被报复或是由此断送自己的未来学习机会。因为只有当自己所学要的资源并非完全掌握在一人之手时,更多的可能才会张开。而对杨宝德而言,他的全部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导师手里,因此一旦搞砸这段关系,付出的代价就极有可能是他的整个过去的努力和未来的可能。

在附和六六的这则评论中,许多人的观念依旧是“伺候领导舒服了,自己工作和升迁也就有机会了”。由此一些评论指责杨宝德“情商低”,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取悦那个掌握了自己未来命运的人。而一些评论也由此指出,杨宝德的失败正是向我们展现了“整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面对的生存逻辑都是一样的”,即与掌权者搞好关系!所以在他们眼中,社会依旧是茂盛的丛林,主宰的规则依旧是社会达尔文的弱肉强食主义。而那些聪明的、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更好机会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迎合且伺候权力者,从而希望着能够分得一杯羹。

这个问题自始至终都应该从杨宝德的导师周教授那里看,是她直接违背了师德和作为一个教师的限制,从而导致了自己学生的悲剧。而非杨宝德因为出生农村,自视甚高,不愿意去伺候老师这些问题……六六的评论之所以如此令人反感与愤怒,正是因为在这一悲剧中,她把自己的矛头指向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这一立场在道德是令人不耻的。另外,六六从其出生、其家庭背景(其父为安徽大学理学院教授,母亲是上海人),到如今的功成名就,都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她以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来指责和嘲讽一个出自农村,靠工读考上大学的博士的悲剧,难道又不令人齿寒?对他人的不幸不但未有任何同情与遗憾,反而以自己优渥的条件对其冷漠讽刺,这样的行为,即使在如今这个所谓“道德败坏”的社会,依旧令人震惊和不耻,而杜甫那句古老的讽刺也于此再次响起:“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

编辑:在远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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