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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咖啡文学”:正常社会的正常产物丨微思客

阎连科先生把“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像苦咖啡一样,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并且在这类文学作品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称作苦咖啡文学

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编辑


在日前由凤凰网主办的“阎连科文学课”上,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先生称,像村上春树这样的“苦咖啡文学”正在当今文坛泛滥,经典的转移正在发生。(本文主要所依据的是首发于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署名潘文捷的文章《阎连科:村上春树式“苦咖啡文学”如获诺奖 是我们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我所参考的为凤凰网所转载。请读者参考此篇文章。)阎先生自造“苦咖啡文学”一词,意思是指,这些来源于当下西方作家——如村上春树,爱丽丝.门罗,卡佛以及乔纳森.弗兰岑等——的众多作品都“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这些作品和“苦咖啡一样,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并且在这类文学作品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阎先生通过对于这一类如今在国内流传的“苦咖啡文学”的批评,指出人们——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对于传统伟大(经典)小说的忽视。

在阎先生所谓的“伟大小说”指的主要是诞生于19,20世纪的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如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博尔赫斯以及中国的鲁迅。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在阎先生看来都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于“苦咖啡文学”的共同点,即书写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而阎先生在诸多采访中(如《小崔说事》中)也曾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史诗小说”,他所举的例子是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当然雨果以及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也必然包含其中;而20世纪现代主义最大的源头,在阎先生看来应该归于卡夫卡,是他的创作彻底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书写。而这两类小说在如今也都成为经典,也就是阎先生在此所提醒人们应该重视和学习的。

“苦咖啡文学”则是以上这些经典文学的反面,因此在阎先生看来,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是无法真正达到“伟大”的,因为“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所以阎先生指出,当下人们对于村上春树文学成就的质疑,以及比之他的前辈作家——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大江健三郎——所受到的尊重目光更少也是必然的。

通过界面文化这篇文章梳理,以上便是阎先生通过对于其自创的“苦咖啡文学”的批判而引出自己的文学观,并且由此告诫年轻作者,不要在流行的“苦咖啡文学”中越陷越深。

因为我对阎先生这一观点存有不同意见,所以匆忙草就此文,以作讨论。

阎连科(图片来源于:http://culture.ifeng.com/a/20171219/54313079_0.shtml)

首先,阎先生所秉持的其实是十分正统的文学观念,即对于19,20世纪经典文学的提倡。这一点我们在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一书中能看到相似观点。因此,当我们比较阎先生和布鲁姆所推崇的作家是如此相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正典文学观的建构在20世纪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而同时产生。有趣的是,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对于传统19世纪的诸多文学观念是反对的,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反对中。现代主义大师们把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一代作家建构进历史,并通过对其的经典化而消除他们的影响。这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艺术的法则》一书中便曾指出,即为了巩固新观念,对于旧观念作“他者”的处理便能达成目的。而这一“他者”虽然遭到反对,却也被后世接受,而进入万神殿。

这一传统文学观念的蔓延至今,我们也受其影响。而这一影响在中国的传播又会随着年龄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程度。阎先生一代作家的特殊成长背景,使得他们接触西方文学颇为有限且形式单一。根据阎先生自己所谓,他的启蒙读物大都是红色革命文学。而这一文学来源于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即在高尔基等作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方面从托尔斯泰等传统经典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又与革命意识形态相联系,而产生所谓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苏联这一时期的作品特点鲜明,既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也有着鲜明的英雄传统。相比于阎先生这一代,其后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轻一代并未有这样的阅读经验,甚至对于苏联文学所知也十分有限,而了解范围再次回到19世纪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与此同时,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旬便已风起云涌,由此使得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走入历史。因此,生于阎先生之后的一批年轻人所受的文学影响中,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便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即使是阎先生这一代,随着他们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为其所影响。这一点从莫言、余华、格非以及阎先生自己的创作中都能看出。

所以,对于传统经典文学观念的接受本身就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差异。指出这一点的目的便是,阎先生对于传统经典文学观念的推崇本身离不开他自身的成长经历。而随着这一时代和成长背景的不同,也就导致人们对于这一传统经典文学观念接受的程度有所参差。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在被经典化的同时也沉入历史,当然它不会就此泯灭,但却不再拥有19世纪的主宰局面。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本身便是通过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批判和解构而成,因此无论是卡夫卡、乔伊斯还是伍尔夫与普鲁斯特,他们的创作都预示着一个“道术将为天下列”的世界产生,即曾经由现实主义定于一尊的局面已成昨日世界。在现代主义的观念下,百家竞起,争奇斗盛,沿着无数个方向并进,因此才会出现之后花样多种的文学创作形式,由此我们也才能看到如象征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以及之后法国的“新小说”运动等等。

在这一历史发展背景中,阎先生现在所做的便是对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中一部分文学观念的复兴,如托尔斯泰,如卡夫卡和博尔赫斯。而与此同时,阎先生通过创造“苦咖啡文学”一词,又排斥了这些经典中的另一部分,即那些对于个体或是某群体在某种生存状态下所遭遇的小困难、小波折。按照阎先生的这一标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将遭到排斥,如伍尔夫或普鲁斯特的作品。在当代便是阎先生所列举的那几位,以及一系列可以被划入这一“苦咖啡文学”范围中的作家,如爱尔兰的科尔姆.托宾。(不仅托宾,还有威廉.特雷弗,写《圣徒与罪人》的艾德娜.奥布莱恩,以及写《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的克莱尔.吉根等一批爱尔兰作家。)

所以,阎先生的“苦咖啡文学”分类本身就是一种偏颇的产物,由此产生的二元对立而导致对于传统文学观念进行有选择性的正典化,从而压制了另一部分。

阎先生之所以提出“苦咖啡文学”这一概念,并对其批评,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当下弥漫于——不仅只是西方,而且在中国也颇为强势的问题。因而就此提醒年轻作者在其写作中不要一味地深陷其中,而见树不见林。

这是阎先生的一番苦心,我们自当领受和理解。

在阎先生看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即担心我们因为对于村上春树们的过分赞扬和模仿,而忽视19、20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品。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人们对于村上春树文学批判的陈词滥调,即村上因为反复地书写一类年轻人或个人的情感体验以及生活中的一系列琐事和挫折而流于世俗,使其文学陈旧大打折扣。我个人自始至终都不赞成这一评价,因为这一评价的标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而这一标准也就是我们上文所提及的于20世纪所建构的经典文学传统,即阎先生所反复强调的伟大作品应有的品质。

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中,村上的文学自然会遭到贬低。而这一点反映的现实则是,虽然20世纪的现代主义大师们极力反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但他们对其的历史和正典化却导致了这一观念在后世的标准化,即它成了评判小说价值中颇为强势的价值依据。而当这一观念传播于中国时,它十分圆融地被接受,并且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相结合,即儒家的“文以载道”

从唐宋八大家起,文章便成为载道之“器”,无论是韩愈《原道》,《师说》还是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等,都是如此。因此这二者的结合使其成为中国近当代评判文学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要忘了苏联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巨大影响。

在苏联文学中,文学成为目的性明确的工具,通过它表现一系列的政治意识形态,如工农阶级、对抗资本主义以及对于集体主义的赞美等等。这一点同样鲜明地表现在中国建国后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是阶级、派别和集体;那些主人公也都不过是其所代表的群体的一个符号而已,完全失去自我;在那些关于英雄,关于民族和国家的史诗中,活生生的个人更是不见踪影。因为一旦对其过分涉及,便有可能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这不就是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遭遇吗?

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苦咖啡文学”自始至终都未能出现,甚至被有意识的批判和压制。这是一个不正常社会中的不正常现象。由此从反面来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应该也必然会产生这一类“苦咖啡文学”的。它关注的是个人,是某个特定群体;它所表现的也是他们在一些或日常或特殊状态和环境下所感知到的一系列小温暖,小心酸与小波折。

在价值上对此不应该有高低之分,而阎先生在此有对其做价值高下判断之嫌。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人们对于村上春树文学批判的陈词滥调,即村上因为反复地书写一类年轻人或个人的情感体验以及生活中的一系列琐事和挫折而流于世俗,使其文学陈旧大打折扣。”(图片来源于豆瓣)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吸引着他,一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另一个便是人类的内心世界。相比于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以及于其中所遭受的一系列或政治或历史或人生的辗转变迁,人的内心世界同样幽深而曲折。并且随着所处环境和遭遇状况的不同,人所面临的问题,感知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和心灵的波动,与一个民族的百年变迁相比,难道不足道?佛说,一花一世界,何况一个人呢?

无论是村上春树、爱丽丝.门罗还是卡佛,他们的作品所展现的不正是我们作为“人”最为本质的存在基础吗?个人的人性,对于个性的探索;个人的情感,对于爱的好奇;个人的失落、悲哀和遗憾,对于念念不忘的旧日回忆……在这其中所展现和揭露的难道不正是那个最古老的苏格拉底教诲“认识你自己”的表现吗?

在近当代中国,这一切都被外界强力干预而无所闻。人们把“文以载道”之“道”进行苛刻的局限,即那些对于民族、国家和族群相关的注重才是重要的,是值得守护的东西,而对于在这庞大之中的一张面孔,一个个人的声音则被忽视和抵制。这难道不是集体主义对于个人的迫害吗?胡适之曾经反驳“要为国家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他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我们时常本末倒置,把人当成工具,而去实现剥削和伤害人的目的。

在我看来,“苦咖啡文学”所起到的作用便是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们,围绕着活生生的人所展开的那些“小困难,小波折”同样重要。

阎先生担心的是人们对其的矫枉过正,但在当下的中国以及文学界,我却始终认为,我们做的始终不够。一个近期的例子便是文学评论界对于“80后”作家评论的改变。当“80后”作家刚浮出水面时,文学评论界的主流声音是对他们故事中鲜明的私人叙事,私人情感和私人世界的批评,指责其未能担当起真正作家的责任。而随着一些“80后”作家作品涉及的主题改变——如张悦然《茧》涉及“文革”时期——评论家们便纷纷因其符合他们传统的文学观念而大加赞赏。

在这些主题的改变中,有一明显的模式,便是题材从曾经对于个人生活、情感与挫折的描写,改变成对于历史事件、民族与国家的书写。这一思路也不正是阎先生所谓的对于经典文学作品回归吗?作家们抛弃“苦咖啡文学”里的“小”事,去写家国天下的“大”事。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图片来源于豆瓣)

人们会因为年龄以及阅读的不同而产生截然相异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本身又是不同社会历史所建构而成的。文学从来就非象牙塔,能不受外界影响。从20世纪我们就鲜明地看到,政治是如何利用文学为武器,来推广和再生产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这其中,西方的正典文学观念同样影长,影响着东西方的文学写作以及评论。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曾遭到诸多批评,因为正典化行为往往与权力的巩固和再生产有直接关系。阎先生看到当下中国诸多作家对于“苦咖啡文学”的模仿愈演愈烈,因此提出以经典文学来为此调和,这是合理行为。但问题在于,阎先生在这一调和中所使用的是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方法,因此使得被划入“苦咖啡文学”这一概念之下的作品都承受着低人一等的状态。这正是本文所反对的观点。

在我看来,“苦咖啡文学”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产物。阎先生所做的预设,即当下年轻作家已经在“苦咖啡文学”中越陷越深,本身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甚至是不真实的判断。因此,在这一错误的预设下,阎先生便对于“苦咖啡文学”作出了不公正的评价。因为就如阎先生曾在《小崔说事》中所说的,如果一个社会,人人(或是作家)都是鲁迅,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如果都是张爱玲,也则有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保持某种平衡。(大意)但很显然,这一平衡不应该由外力来强行促成,虽然这一情况往往在所难免。

民族、国家与历史的变迁,并不比个人的内心情感、存在或某个群体所遭遇的那些“小困难,小波折”在价值上有高下之分。没有个人,哪来群体、民族、国家和历史变迁?而在文学创作中,这一仅剩的主观性或许还是应该留给每一位创造者,以通过他们自己的方法,自由地选择达到彼岸的种种途径。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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