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既非天使,亦非魔鬼丨微思客

《蒋公的面子》海报(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


一.面子/里子,权力/真理

为什么要给蒋公这个面子?这一问题似乎很傻,但却也不正是这部剧中三位教授兜兜转、拉扯争执了一下午始终围绕的主要问题吗?如果邀请吃饭之人并非蒋介石,三位教授也就大可不必如此,也自然就不会有这出戏了。

因此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很简单,因为发请柬之人乃当时国家之最高领袖,所以是否出席就不仅仅只是一段饭的问题了。而在历史现实场景中,1943年的蒋介石于抗日战争中出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的校长,导致这三位教授中的两位抵制。其实也就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问题,即当时蒋介石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不仅因为他在抗战初期的犹豫不决和对于请命学生的暴力相向,也因为随着抗战时间越来越长,抵抗越来越无力且当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劣,而使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了最大的靶子,四下漏风。而在这些严厉的批评和抵制中,知识分子(教授、作家、艺术家以及记者等等)占据着舆论的高地,在很大程度上耗尽了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理论根基(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共产党于当时时期,对于高校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积极拉拢与动员)。

正因为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当时成了臭鸡蛋,也就导致想出席宴请的卞从周不愿或不敢只身前往,而来试探时任道和夏小山的意思。从卞从周的犹豫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存在于蒋介石所在的权力场域(field)和卞从周以及其他两位教授所处的知识场域之间的对立。即如果卞从周完全不顾及自己在知识界所占据的地位和身为一名教授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德,而前往最高领袖——且其名誉已经直线下降——的宴席,最终必然会遭到来自知识界的议论,甚至排斥。这一点,就反映在时任道与夏小山的一席议论卞从周过分亲近政府的话中。就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当知识分子所占据的知识场域一旦形成,它便会有一系列属于自身的场域特点和规则,而只有当处于其中的知识分子遵循了这些规则的时候,他们才会被接受,否则就会造成知识场域内部处于不同位置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其实,在卞、时和夏三人之间的一系列争论,也就是知识场域内部不同位置占据者之间因为利益的分歧,而产生的摩擦。

引起这一内部摩擦的原因不仅仅只来源于他们三者占据的不同位置,还来自于外界——在这部剧中——尤其是权力场域的影响,即蒋介石及其面子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权力位置。与这一位置的冲突最激烈的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时任道。在剧中,我们可以粗略地总结出他反对蒋介石的两个理由:一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使得他完全不赞成蒋介石和其政府;二则是蒋介石杀了他前往南京请命抗日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理由是一体的。在这部戏所发生的那个年代,中国政治场域中所存在的几股主要政治意识形态中,执政的国民党与始终与其对抗的共产党始终处于光谱的两极。虽然因为抗日而暂时的达成统一战线,但这一战线的脆弱也不言而喻,并且抗日结束后不久就爆发的内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两极中,时任道或许会更靠近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可能更为拥护它。所以,时任道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对立又不仅仅只是知识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对立,还有政治场域中的这些问题。因此,在三人中,其实真正可能坚定的不应邀的也只有他。

夏小山有传统的道家风,他对于蒋介石的唯一不满是对其作为军人而出任大学校长一事。他的出发点或许是大学办学独立这一点。所以,从头到尾,他都在邀请人名号的问题上打转。而这个看似十分不起眼的要求,也同样反应了知识场域在面对权力场域时的抵抗以及这一行为的有限性。

剧照(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知识场域在面对权力场域时所透露出的有限性,其实从三位教授需要考虑蒋公面子开始,就已经表现的颇为淋漓了因受到权力场域的节制甚至是掌握,由此知识场域自我建构的自主性本身就无法与权力场域斩断联系,因为正是与后者的联系,才使得它得到了如今的地位和所能获得的荣誉。这里的意思是说,知识场域在自我建构中是与权力场域保持着、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处于其中的各类知识分子也都通过与权力的结盟或是通过反对权力所支持的知识场域中的一些传统位置——像贵族知识分子或是之后的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建立自身的属性。通过争夺这些位置,新崛起的知识分子群体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权力。在晚清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士阶层消散,在西风东渐的推动下形成了现代的、西式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他们取代和占据传统士的位置(晚清最后的士阶层被贬斥为“遗老遗少”,而退出当时的知识分子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在与权力场域的互动和斗争中,建构新的、属于他们的属性与权力(无论是胡适、鲁迅与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其后的左联作家)。

布尔迪厄指出,在知识场域的自我建构中,它所创造的一个最有力的核心与特点便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和掌握,并且以其来对抗甚至是凌驾于世俗的权力场域之上,从而一方面摆脱其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保存知识场域自身的权力位置。在传统中国,随着“道术为天下列”,曾经的官师一体分化,新崛起的知识阶层开始劫取“道”作为自身建构中的核心部分,而使其不仅获得自主,也获得与权力对抗的基础力量。所以,在中国形成了其后我们称之为“道统”(西汉董仲舒对此作出巨大,甚至是决定性贡献)与“政统”的两个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只是对抗与斗争,还伴有彼此的支持与融合,甚至是彼此从促进。但纵观中国历史,从未有一个时期——即使在宣称“士与君共治天下”的宋代——“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而总是后者彰显着更为重要的实践力量。这一点,也再次证明了我们上文所指出的一个观点,即知识场域始终是权力场域中的被支配者,因此处于其中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通过这一点,我们或许也就能更好地理解知识分子的复杂性。

与蒋公的“面子”遥相对应的是知识分子们的“里子”,即如果没有满足了这个“面子”,“里子”也就会遭到相应的伤害。三位教授之所以对此事如此执着,也不正反应了这一现实,即当他们面对蒋公的“邀请”时,对其的“回复”——甚至是完成这一来自于权力场域(支配者)的要求——就是他们所处场域之间所暗合的结构。

二.成熟乎?天真乎?

1943年是特殊时期,虽然日本因偷袭珍珠港而使得美国参战,开辟太平洋战场,但中国大陆的压力依旧有增无减,大半国土沦陷,众多高校、机构和人员南迁,政府需要应付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它能承受的范围。这也就是卞从周反驳时任道对于政府许多行为批评的背景,即国家于民族存亡之际,像时任道这样的一味、甚至是决绝地批评政府的行为到底是否合适?或说是意味着什么?

我曾经于几处听到这样一个论点,即蒋介石的国民党最终垮台,知识分子的舆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不排除后世知识分子群体对此的夸大化)。从脆弱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到抗战以及内战,对其严厉的批评之声便不绝于耳。有一个较为后期的例子,是储安平所办的《观察》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批评,直接斥之为“一滩烂泥”。而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在战场上已经节节败退。知识分子的舆论对于普通民众始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十分巨大,如梁任公在民国初所写的文章;或是袁世凯对于章太炎批评的不满)。

而在这样的舆论之中,所有如卞从周这样对政府稍有好感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众矢之的,遭遇不耻。在剧中,夏小山不就颇为话中藏话的提及胡适在抗战中出任政府驻美大使以及其后辞职一事吗?而胡适由于与政府的关系,也在其后不是一直受到左派青年的大肆批评和谩骂吗?(胡适曾就此写信给陈独秀,指出左派青年对于所批评之人的肆意谩骂)就如卞从周所指出的,似乎知识分子一旦与政府接近,就立即会变质一般。这所反应的也不正是知识场域与权力场域在对抗中,前者为了能够对自身自主性和价值的把持而产生的一系列对于后者的打击手段吗?并且这一手段也使用在知识场域内部——那些像卞从周一样未能完全遵守其规则的知识分子身上。

胡适一直因其与蒋介石以及政府的关系而遭到当时左派知识分子批评。(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所以,特殊时期是否应该有特殊的考虑呢?在国家于存亡之际,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对于政府稍作宽松,而不必步步紧逼呢?如果在抗战时期把政府的所有信誉都批评的一败涂地,那么抗战以及国家的秩序又有谁来领导呢?这些问题其实都因为太过笼统而限制了其所能具有的意义。我们可以稍举几个例子作为讨论,在纳粹德国以及军国主义下的日本,政府的政策就是要求社会各界人士对其行为的完全支持,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压制。如日本政府逼迫那些持反对一件的教授们进行再学习,或是纳粹直接以暴力消灭国内的反对派。这些政府都利用了“特殊时期特殊对待”这一意识形态,通过宣称特殊时期以及对其的延长和扩散化处理,而为其行为的越轨保驾护航。(朱迪斯.巴特勒以及齐泽克都指出911之后的美国政府通过对恐怖袭击这一特殊时期的日常化处理,而为其出兵伊拉克与阿富汗正名。)

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即问题并非是知识分子是否需要在特殊时期对政府的行为有特殊化对待,而应该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如此强硬地要求政府遵从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或者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有能力来参与政治领域事物的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在上文的分析已经间接地指出,即这是知识场域的特征所决定的。处在这一自主性的知识场域中的知识分子掌握着对于真理的解释权,对于“道”的继承与承担对其发扬的责任,所以他们以此来作为指导要求政治领域对其的听从、跟随或接受。由此会产生两种情况:一是在此真理的引领下,政治领域能够脱离那些沉疴,而始终走在正确的路上;二是由于这一“真理”的形而上,导致其与实际政治和生活产生距离,而出现一种乌托邦的反作用,即干扰了政治领域的正常运作,使其瘫痪或出轨。这两种情况,我们都能从近代历史中看到。

回到这部剧中,时任道对于政治的了解有多少呢?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或是解决方法,是否真的就能运用或是对实际政治的运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呢?在时任道对于辩证法滔滔不绝、得心应手地谈论与他行为之间的错位中,我们看到的不正是这一深渊吗?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不就是一个警示,告诉我们一个领域有一个领域的运作特点以及相应的一系列方式,对其的议论很多时候都是隔靴搔痒,有时甚至连靴子都没摸到。时任道坚信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其对于政治的积极作用和一旦实行便可以带来良善的转机,这样的想法在知识分子之中不是历久弥新吗?中国古有“帝王师”,西方有“哲学王”,不都是在知识分子看来,自己的思想对于国家的治理有着最根本的帮助吗?因此,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官师再次合一——知识分子就必然需要政治权力,这两者的结合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在近代德国的一批站在纳粹边上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也在东欧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悲剧和背叛。

这部剧开始和结束于“文革”中的牛棚,这些曾经意气风发,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知识分子如今成了“臭老九”。这是时任道所希望的政治吗?

三.即非天使,亦非魔鬼

杨奎松先生有部书,名叫“忍不住的‘关怀’”,所说的也正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中所遭遇的不幸与悲剧。如果我们阅读些有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文章,便会产生这样一个直观印象,即这些知识分子竟然是如此天真和幼稚。虽然他们的学识往往一流,但当他谈论、面对或是真正地进入政治时,表现出的就好似一个误入的小孩一般,另人遗憾。

在这部剧中,卞从周对于时任道和夏小山的批评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许多知识分子通过对于权力的批评建立自身的声誉。这一点所反映的同样是知识场域在与权力场域的角力中最常使用的手段,通过对于它的污名化和“他者”形象的建构,来划出界限,目的则是为了界定自身的范围和形象。卞、时、夏三人(尤其是后二者)不都同时表现出了这一点吗?即通过对于与政府拉开距离而反映出自身的清高。于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知识分子把自身塑造成权力的绝对对立面,通过对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来积累自身的声誉,这些都是象征财产,有利于在知识场域中获得更好的位置,由此也就相应地能够在权力场域中获得更高的位置。(左拉通过批评政府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错误处理,而获得了自身崇高的名誉和声望。)

看完这部戏,我与一同前往的朋友说,在以前,我会赞同时任道,遵守知识分子的责任,监督和批判权力;但这些年,随着一些观念的改变,我会在这一基础上更多地考虑卞从周的观点。这一改变与我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的改变是同源的,即在之前我赞美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独立的追求与对于真理的维护,而如今随着对于知识分子另一面的了解,我对知识分子本身保持质疑与反思,由此警惕其与权力相联系一面所造成的影响。这一联系是历史性的,是因为知识场域既处于权力场域之内,又因建构了自身的自主性而与权力场域保持着对抗与斗争。在对利益以及场中位置的争夺中,知识分子既不是天使,也并非魔鬼,而是各种各样存在着变化与种种可能关系中的存在,因此对其的认识也就必然受制于这些关系以及环境。曾经的神话已经结束,知识分子在履行自身责任的同时应该对于自身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批判,由此尽量避免自己以产生于某一历史环境与权力结构中的一系列规则和要求来批评这个环境和权力制度,因为这会是一个莫比乌斯带,也从而使得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传统权力结构得以再生产的工具。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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