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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是“女性”:关于冯钢的三句话丨微思客

编者按:


浙江大学社会系教授冯钢四年前的一条微博最近火了 (如图)。冯钢的性别歧视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也遭到同是社会学系(及其他人文学科)同行的声讨。豆瓣上面更是出现了一个《我们要求浙江大学冯钢教授公开道歉(欢迎加入联署)》的帖子,在帖子里面,几十位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文社科博士带头署名要求冯钢道歉,且联署的名单也在不断增加。然而,这个帖子很快就被删掉了。

在微博的另一边,中国政法大学萧瀚教授(@花椒爱正义328)针对冯钢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示要警惕霸权,被解读为给冯钢背书,也引起了另一场风波。所幸的是,此次风波并没有被淹没在各方的口水中不了了之,各路神仙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事件,引起了一番关于“政治正确”以及“言论自由”的辩论。

此次事件的焦点有两个。其一,冯钢的言论有没有构成性别歧视?其二,冯钢被要求道歉,这到底是过分的政治正确抑或是对于言论自由的侵犯?微思客的这篇文章,旨在回应第一个焦点,为什么作者认为冯钢的言论是对女性的歧视。至于对第二个焦点的回应,详见《浙大冯钢风波:言论自由vs政治正确?| 微思客》。

冯钢教授争议言论(截图自网络)

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


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冯钢先生一番对于女性研究生的看法引起议论,指责其言论中所透露的鲜明性别歧视。冯教授这段话共三句,第一句为“昨天面试免试推荐的研究生,居然5女1男,性别比例失调,结果前三名还都是女的。”这句话首先表露说话者情感的是“居然”这一程度词。对于女生多于男生感到意外(“失调”)。而其后的“结果”一句,同样表达情感程度,暗示对于“前三名都是女的”的惊讶甚至不满。因为冯教授的三句话很有意思,所以我想先对其一一做些分析和注解,然后希望能从中指出冯教授在这段话背后所潜流的传统性别结构,以及对这一结构的维护、巩固和再生产的社会模式。当然,冯教授本身专业社会学,所以也就献丑请其指教。

说回第一句话,冯教授前后利用两个情感程度词(“居然”、“结果”)来表示自己对此次面试结果的出乎意料。而其惊讶的并非入选女生学术水平的过差或是很好,而是此次入选三名学生的性别身份,即不仅进入面试的女生占据绝对优势,就连最后的结果也如此。以一个人的性别来判断一个人,如今我们对这一行为都保持警惕。因为就像我们以一个人的肤色、民族、宗教信仰和性取向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一样。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他专门写了一章反驳传统相面术,指出其存在的武断和错误。我们都相信,判断一个人是诸多复杂因素具在的流动行为,即在对于某人品格、道德的判断中,重要的并非性别或是肤色这一类因素,而是某人的行为以及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诸多品质因素。对于一个人判断的困难往往就在于人的复杂性,即人往往并非固定不变的物品,而是一种随着场域变化而随之改变和作出相应回应的情境化存在。归根到底,即在我们的常识中,以性别、肤色、民族、宗教信仰和性取向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学术素养、学问和道德不仅是武断的,而且是错误且冒犯的。

另,研究生推免本身就并没有性别要求,而是根据学生各方面的综合水平所评定的,而冯教授自谓有“以往经验”(下一句话中),那为何还对此事大惊小怪呢?再者,何谓“性别比例失调”?正如前面所分析,既然研究生推免并无明确的性别比例要求,所以也便不存在所谓“失调”一说。冯教授之所以觉得存在“失调”或许是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都混个文凭准备就业”。因此,在这样的“以往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便是,女多男少且女生多不专心科研,因此是“失调”的(冯教授在此也流露出其后他所谓的是因人才选拔而担忧的情绪)。作为社会学教授,冯教授对于自己这一句结论除了“以往经验”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佐证?作为科研教授,也必然知道,一个结论总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经验证据当然也可以,但其可靠性则由于其主观和特殊性而有所折扣。所以在这里,我们听到的只是冯教授个人的“以往经验”,其他人的经验呢?是否有与冯教授这一“以往经验”不同甚至相反的经验呢?在此,我想提及自己的一个小小经验(当然不足和冯教授的“以往”相比较,但提及于此,做一个对比)。

我的经验来源于这些年的学习经历,从大学至研究生期间,前后七年。尤其在研究生阶段,对于混文凭一事多有耳闻和见识,但却从未想过以性别划分,所以也难以和冯教授的经验作直接比较。我曾接触过学校的本校推免生,学术水平实则一般,后经了解其之所以能够推免,很大程度是因为积极党员以及时常作为教师助手等一系列非学术水平所致。这一现象,男女皆有。而我接触到的女性研究生,努力有,不努力亦有;男生同样如此,有时候甚至多一些。另外,我想就此讲一件自己所经历之事,刚好与此处讨论的问题相关。

前段时间与一女性研究生同学聊天,问其是否准备继续深造(读博)?她说自己有想过,但家里父母对此有些意见,主要都是希望能尽早结婚。在此之前,我并未考虑过考博会因为性别不同而需要面对不同的处境,这位同学的一席话(大都是来自父母家庭的压力)让我真切地意识到,性别在这一继续深造中存在的巨大影响。

布尔迪厄于《男权社会》一书中,对于传统性别结构的建构和再生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图片来源于网络)
之后通过了解身边的其他女性同学,发现这一现状并非那位同学独有,而是一种存在于众多女性研究生中的普遍现象。压力大都是:父母家庭念其年龄奔三,而希望能尽早结婚安家;另外则是之后找工作的压力,即读博结束后找工作常常与成家齐步,而一旦在此期间怀孕则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事情,我——作为一个男性——之前从未、也不必要考虑。无论是父母还是周围的亲戚师长,都对一个男生的继续深造举双手赞成,即使奔三而未婚,也明显不会就此而过分担心。因为在他们看来,男性三十正是最宝贵的年纪,成家立业;而女性三十则成了“剩女”,成为父母和家庭的负担。这一担心和焦虑是否是真实的?我想确实如此。因为这样的焦虑并非一家之父母,而是许多父母共同的焦虑,由此也就造成社会对此的普遍气候。在这样彼此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这一气候被反复巩固、复制与传播,于是一代代的人们都处于这样的坚固结构之中。

这是我的亲生感悟,所以分外真切,也对于无论是福柯还是布尔迪厄,以及女性主义研究中所指出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冯教授第一句话中的“性别比例失调”,可以让我们换一个思路对其做更进一步的思考。那么什么样是不失调呢?如果是5男1女呢?这还算性别比例失调吗?而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留意——无论在历史还是我们所在的现实生活中,不都比比皆是吗?艺术史家琳达.诺克林在上世纪70年代著文问“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即我们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性别比例失调其实是十分不敏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只对一些性别比例失调敏感。在人文学科以及理工科,我们为什么没觉得千百年来的性别比例失调?难道真的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情况却并非如此,历史上——无论东西——都存在着大批的女性艺术家,设计师,诗人,小说家以及科学家,但她们为什么不伟大呢?诺克林的回答是,“伟大”的标准本身存在严重的结构型性别偏见,或说是它根本就是以男性为核心而建构的,女性永远都是局外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难道还能去指责那些女性艺术家不够努力吗?

琳达.诺克林《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于此书中,诺克林指出传统艺术界场域结构中的性别偏见。(图片来源于网络)
布尔迪厄对这一男权社会结构有过深入的分析(见其《男权社会》);而福柯同样指出“知识-权力”结构在生产着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而规训被统治者的思想、行为和身体;巴特勒指出,我们的“心灵”本身就是对社会结构的翻刻,也即布尔迪厄所谓的心理图式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这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女性主义学者都指出,权力者对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结构(游戏规则以及游戏本身)的建构、巩固与再生产,以及其对其的自然化,使得它成为我们生活在其中而感觉“自然”的东西,即变成了“正常”的社会环境,而无法引起对其真实压迫性的批判。

冯教授所认为的“性别比例失调”不正是这一结构本身的产物吗?而他在第二句话中所表现出的经验性判断,来源难道不亦于此?他的“以往经验”本身就是性别不平等结构的产物。而他在这一性别场域中所占据的权力位置,使得他的这一行为的压迫性变得更加强烈。我们始终不要忘了,冯先生的身份乃是高等学府的教授,他所占据的知识以及权力位置,都使得他能够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性极大。(而这也是为何如此多人对此“围攻”的原因。)

免推生就这样拿走了3个名额,正常考试的名额就只剩2个了,真为那些有心走学术之路的考生担心啊。”在这句话中,冯教授表示对于这一推免制度不合理所造成的对于有心学术学生的不公平。这句话很合理,也或许应该是这段话的结论观点,但是通过我们其上的分析所知,冯教授为这一结论所作的证据本身是不合理的,即并非是那入选的5个和其后的3个女生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她们的性别和这一结论所希望表达的意思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最终入选的学生性别改为男生,这个结论不是依旧成立吗?所以自始至终,冯教授都搞错了最终导致这一挤兑有心学术学生制度的原因,并非那些优秀的,入选推免的女生,而是这一推免制度的设计本身造成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则可以结合这个结论再回看前面两句话,而由此看到贯穿冯教授这段话中的性别歧视思想。因为冯身为教授,且专业社会学,不会糊涂到连如此简单的逻辑都弄不清楚,因此他之所以说出前面两句话便是有意歧视在学术研究中的女性。很多人惊讶于一个高校教授思想竟然如此平庸,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实则一直都存在忽略,即在当下中国的一大批高等知识分子(教授、作家以及艺术家等等)中,都存在鲜明的性别歧视倾向。一些知识分子因出生成长和受教育的环境而导致这一思想,另一些——常常是自称自由主义或是提倡民主——的知识分子,同样如此。我自己有一个不成熟的观察,即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在其言论、作品和行为中依旧显露出顽固的性别偏见,对于性少数的歧视等等。而这一现象是危险的。

布尔迪厄指出,学校是对于意识形态再生产和巩固的地点;子安宣邦先生也指出,存在于教育系统中的“教”本身就有鲜明的规训性。因此这些位居高校的知识分子,最终亦是传统压迫性社会结构的生产工具。而这样的性别机构本身就与男性强权联系在一起,它深刻地威胁着自由以及民主。对于这一点,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依旧未能真正地意识到,或还沉耽于所处的权力之位中而彻底失去其批判性。

编辑丨重木


wethinker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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