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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从“成为自己”到“逃离自己”(上)丨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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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木丨微思客编辑、撰稿人


这些年断断续续地看了些西方的同志电影(或剧集),无论是主流“大片”还是独立文艺片都有所涉及,并始终予以关注。草成此文是为了梳理和讨论这些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同志电影里的某一特定类型,即关于出柜(coming out)自我认同。同志电影中的这一类型可以说是最本质的存在,甚至是之后一切与此相关的同志电影的源头;而在某种隐喻的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关于出柜和自我认同的这部分同志电影就是整个同志群体开始在电影这一艺术类型中的“出柜”和表达自己的第一步。就好像我们常会把“石墙运动”看作是同志群体的“出柜”一样。

1995年,罗伯·爱泼斯坦和杰弗里·弗里德曼两位导演根据Vito Russo 的同名著作拍摄成一部关于好莱坞自始至终以来对于同志这一群体在银幕上的展现纪录片,名曰《赛璐璐壁柜》(The Celluloid Closet )。从这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从好莱坞诞生之日,同志形象就好似鬼魅般的出现在一些电影之中,而其中的形象也随着时代思想对于这一群体的看法而变化着。在这部纪录片中,他们把主流电影对于同志这一少数群体的表现大约分为几个阶段:从在某个遥远年代的零星半点正常展现(往往并未涉及之后被冠于同志这一群特特征,而是某种男性之间的友谊),到其后的嘲弄——这些形象大都是娘娘腔、忸怩做作且十分女性化的,也即是我们直到如今都还会时常看到的陈词滥调的stereotype(刻板印象);而随着60,70年代的民权和性解放运动,出现在电影中的同志形象也开始从病态渐渐地走向正常。

在这方面,同志电影人、制片人或编剧的贡献是不可小觑的,也正是因为他们和其他一大批积极参与这一少数族群形象去除抹黑的人们,开始利用电影这一艺术创作形式来反应社会和文化传统,甚至科学医学和心理学霸权话语对于同志群体的塑造和压制。

拍摄于1970年的《乐队男孩》(The Boys in the Band)积极地展现了同志对于自身的认同和由于社会环境以及文化习俗对其的规训,这两者的冲突最终内化,而成为一大批同志个人心中的最大矛盾,有时难以化解,有时则像阴影般一直都在。在这部电影中,导演通过主要角色迈克尔来探讨外界权力话语和社会霸权意识形态对于个人——尤其是“异常”个人——从行为规范到所思所想,甚至是颇为私人的爱情和生活等等一系列的幽灵般影响。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即是福柯的“知识-权力”机器的运作,也看到在这样“环形监狱”中个人心理情感和反抗所带来的艰难和可能引起的反扑。

我想这部电影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影响着之后的同志电影创作。有一个印象在我看来或许会是普遍的,即每当我们提起同志电影的时候,模糊印象中总会涉及主角对于自己“异常”身份的痛苦认知过程。认识自己且最终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和他人——大部分人——不同的自己,永远都会是件艰难和辛苦的事;这一情况当然不仅仅只出现在同志电影中,但在这个类型中,这一主题却不再是某个为增加情节或使故事变得有意思而做的设计,而是总在真实地反映着当下社会中这一群体的真实生存面貌。

随着这些年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诸国——对于同志群体权利的关注和一系列相应的进步,同志群体的处境也开始渐有好转,同性婚姻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已实现;这是一部分胜利,但问题也依旧重重。近些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无论是西方还是在国内,许多人对于无论是女性还是像同志这样的少数族群的权利获得感到不安,形成一种如今他们权利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虚幻印象,甚至有人认为——在美国关于特朗普当选的自由派反思讨论中——是由于政府和人们对于少数族群的过于关注而让他们剥夺了其他人的权利。这一错误印象的形成和这些年媒体对于少数族群的报道渐成气候,但这始终只是从曾经的极度不正常压制沉默到如今的渐渐提及,开始走向“正常”的过程而已。

在这过程中,我并不觉得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群夺取了其他人的权利,并且事实证明也非如此,而当我们通过关于出柜和自我认同的这些同志电影管窥过去,就会立即发现,同志婚姻的合法化并不就意味着由恐同而带来的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的消失,或是在社会文化和工作等各个方面存在的歧视,甚至是打压就结束了。以美国为例,随着特朗普和其分外恐同的副总统彭斯掌握白宫,美国的少数族群——包括同志群体——必然开始遭遇新一波的打压。

颇令我惊讶的是2016年德国的一部叫《爱自皮肤》(Aus der Haut)的电影,它所讲述的故事就是我们能想象到的关于一个男孩的出柜和充满艰辛与痛苦的自我认同过程。我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因为某事或某个人甚至只是某句话而引起一个危机,即关于对自我的认知。在我看来,我们是通过内外两部分的交流与融合来感知和了解自己的,即“反求诸己”和“反求于人”两种途径。而这两者必须同时存在,才能使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端,都必然会造成最终自我认知的蔽塞。而关于同志的自我认同,电影作品所表现的往往是前者,即“反求诸己”这一过程或是当这一过程与后者“反求于人”两者进行交流时所可能遭遇的冲撞和矛盾。

《爱自皮肤》属于前者,主人公米兰是大约17、8岁的德国男生,他意识到自己对一个男性朋友产生情感并最终吻了对方。危机由此开始。他担心朋友会把此事告诉学校的其他人,因此造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在这些关于青少年同志的自我认同电影中,我们时常会看到学校是导致其心理压力和恐慌的重要“他者”之一:像美国的《月光男孩》(Moonlight)中喀戎在学校面临其他男孩的霸陵;像挪威剧《羞耻》(Skam)第三季中艾萨克同样面临来自学校和男性朋友们的压力……学校的压力在此会被形象化,成为一群时常挑衅或欺负其他人的男生或经历认同危机主角的男性朋友。就像福柯所揭露的那样,学校之所以会给这些“异常”年轻人造成如此压力,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主流权力用于规训“非我族类”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一观点在葛兰西和马尔库塞那里都得到颇为相似的证明;而如果我们利用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研究和性别理论来看,学校最终具象为一群霸陵他人的男生本身就是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场所,而像这样的场所除此之外,还有像一系列的体育场所或警局(警校),它们都是颇为典型的支配型男性气质所掌控的世界,这在2013年的德国电影《自由坠落》(Freier Fall )和2015年的澳大利亚电影《淹没》(Drown)中皆被设置为主要的故事发生场所,也成为个人和外界冲突的后者代表。

在《自由坠落》中,和女友一起期待着孩子到来的防暴警察马克,因在警校训练期间遇见自己的新室友凯而开启了他对于自己的重新认知和定位,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风暴成为电影接下来的主要故事情节。马克在警校的遭遇和《月光男孩》中喀戎的遭遇十分相似,即警校其他男生开始对其隔离和故意激怒和讽刺侮辱他。我们时常把校园霸陵看作是不懂事孩子间的小打小闹,但在这一无论是语言还是肢体暴力之中,所传达和能被揭露的东西往往不会仅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参见2015年美国拍摄的纪录片《面具之内》(The Mask You Live In),其中探讨美国支配型男性气质在学校和社会中肆无忌惮的破坏性)。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博士指出,“男人是在其他男人的注视下长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其他男性的注视、言语和行为都起到了中国古人所谓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故君子必诚其意”之规训目的。

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曾经被宗教定义为是罪(sin)的同志开始被医科学和兴起的心理学接管,由此变成了他们所谓的“疾病”和“变态”;按照福柯的研究,同志群体由此开始了从曾经的道德问题变成了其后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并且科学开始积极对其进行治疗和扭正。这样的残酷手段在如今的世界各地依旧风行,在中国我们同样时常看到有相关新闻报道揭露其残忍手段,如电击或恶心疗法。在《自由坠落》中,来自代表着社会和传统文化力量的警校男性的压力和打击在遇到马克自身对自我认知和对那些感情的摸索迷惘时,痛苦有时会造成巨大的悲剧:他们会自杀,这些新闻我们也时时都会听到,在2009年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天佑鲍比》(Prayers for Bobby)中,无路可走的鲍比选择自杀,以解决这二者的剧烈冲突;或者他们会被杀,像在2015年加拿大电影《柜中野兽》(Closet Monster)中奥斯卡小时候曾目睹的那场悲剧一般。

(未完待续……)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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