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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为了大局”的诱惑丨微思客

《使女的故事》海报,图片来源网络

重木丨微思客编辑、撰稿人


在主角琼(奥夫弗雷德,Offred)和其主人弗雷德(Fred)的一段对话中,当后者表示如今的基列国(Gilead)统治者所建构的国家现状比之前的政权好出许多的时候,琼显露出明显的质疑和反对。弗雷德紧接着反驳琼的这一态度,指出:“更多”(better)从来不意味着对所有人都好,对一些人而言总是意味着“更糟”。在这里弗雷德所揭露的难道不正是基列国统治者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本身的最大优点吗?(当然,对普通人、使女Handmaid和玛莎Martha阶层而言,这就是最大的缺陷。)基列国统治者本身所推翻的就是美国之前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弗雷德曾在电影院中和妻子说,他们将有三次独立的进攻,分别是国会、白宫和法院,所以他们主要摧毁的就是由美国国父所设计的这一套民主法治制度,建立起一个按照《圣经》(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中指示的原教旨主义政权。

基列国不仅仅只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而且它还是男权主义的,这二者的合流,才会创造出对琼和其他非男性原教旨主义信仰者造成迫害的政权。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本身是男权主义吗?答案或许是的。所以基列国所建构的是一个已经死去但依旧未彻底消逝的古老的制度模式,一种现实与幻想的糅杂。因为即使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也未真正地见到如此直接的对于女性的利用。无论是在封建君主制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体中,男权对于女性的规训总是拐弯抹角和有所收敛的。他们或许也曾觉得女性是生殖机器,但却从未像基列国这样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这一乌托邦真实地构建出来(而在这里,实则也就再次反应出基列国本身的一种精神症状,即把幻想当做现实。而就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当幻想实现,也就是噩梦开启的时刻。)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基列国同样不容许有教堂以及神职人员的原因。

就如原著作者阿特伍德曾在接受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故事中的所有事情都在人类历史中的诸多文明中层出不穷的出现过,或是那些可能直接导致这样后果的种子也始终被播在土壤中,只要存在合适甚至是某个偶然就可能破土而出。阿特伍德在20世纪末期幻想着21世纪之后,随着外部环境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压力加大(造成这样外部环境的罪魁祸首也必然是人类无疑,尤其当时世界还处于“冷战”之中,核威胁所造成的恐惧和焦虑,不正造成了阿特伍德小说中最大的背景?即环境的彻底恶化,导致人类生育能力的丧失,进而威胁人类的延续),人类为了应付和保障群体的繁衍,而相应地创造出了一个——在那些大主教(The Commander)们看来十分适合的——国家体制。以他们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来看,美国之前的民主已经彻底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因而特殊时刻需要特殊手段……这一套逻辑并没什么新意,但它本身所蕴含的魅力却历久弥新,且往往爆发出出人意料的力量。

莉迪亚嬷嬷(Aunt Lydia)曾对使女们反复强调,此刻的现状将成为“新常态”,所以所有人在此时都应该彻底遗忘曾经的生活和所拥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使女们,她们成为生殖机器将成为新常态。这是每一个政权建立之后都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即抹出旧的意识形态,开始对人民进行新的意识形态的教育(这难道不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群体所遭遇的状况吗?杨绛先生所谓的“洗澡”,不就是洗掉旧的思想,才有空间接受新的)。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们本不应该觉得奇怪的,奇怪的始终是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本身的怪异性。

有一个问题在此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即在剧中,我们通过琼的回忆而了解了她之前的生活和那个社会。由于编剧(阿特伍德也是其中之一)对原来故事作了一些改变,所以我们被时刻的提醒,琼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就是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一行为也就使得这部剧超出原本小说,而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即在美国特朗普上台,西方的种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开始再次兴起之时,提醒着我们这些现状所可能导致的一个未来;在剧中,主创们通过琼之口,也不是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吗?即当政府打着对抗恐怖主义而开始威胁人民权益,宗教原教旨主义开始四下活动时,他们都没过多关注,没有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直到一切都已经太晚。这不正是在警示当下的人们吗?)编剧用一些细节(像Uber,像同性婚姻,像年轻人的生活等等)达到提醒的目的,所以存在于基列国和琼原本所生活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并不长,甚至半个世纪的时间都没过去,所以基列国的一大部分人都曾真实地生活在琼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之中。

因此,琼这一代人其实是经历了朝代变迁之人,并非当下西方政党式的轮替,而是彻底的改天换地,像中国从两宋进入元一般。可怕不就正在这里吗?每个人都需要“洗澡”,并且随着你在新政权中被所分配到的不同等级而面临着不同方式和程度的“洗澡”。像琼这样的使女阶层,对她们的“洗澡”就是强制和暴力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说,除了统治阶层,对于其他阶层的“洗澡”常常都是暴力的,而在基列国更是如此,且这也就是莉迪亚嬷嬷所谓的“新常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所以我们在这里遇见的其实是带有“后现代”的某种建构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基列国统治阶层对于被统治者所施加的意识形态上,即对于像琼这样还有生育能力女性的利用。其实并非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开始,而是在这之前,对于“人”的论述中就已经强调对其的尊重和某种本质宝贵性。在基督教信仰中,因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模样所创造的,所以他是尊贵的。这样一条脉络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被作为核心发扬与进一步建构,从而开启了之后的“人的时代”。人为“万物灵长”。启蒙运动的大师们不仅从自然(一方面也对传统宗教思想进行改造)中引申出自然法权的理论,而且也建构了“天赋人权”这一现代政治中的核心观念。由此,我们如今都相信,“人”具有某种本质性,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用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使用的词语——不证自明的权利,正是这些fundamental的权利的存在,才有了之后围绕其所建构起的民主法治国家。

康德对此的名言是: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但基列国的意识形态不是正好颠倒了这条律令吗?至少在弗雷德这样的统治阶级看来,对于那些还能受孕的女性的工具性利用是正当的,即为了更好、更高尚的目的。使女们只会被分配给那些位高权重之人,这就再次拆穿了统治者意识形态本身的伪善,或也再次反映出他们对于自身身份某种“神选”高贵性的肯定。大主教们以最直接的性别、阶级和信仰来划定每个人所属的位置。在男性群体内部,也是等级森严的,标准或许是对于信仰的坚定与否(但我们也几次看到一些大主教本身并未能严格地遵守他们所宣扬的原教旨信仰),所以最终也还是权力的斗争。

回到康德的这条律令,我们发现它最终在基列国被推翻的原因或许还是能归结到统治者们都是某种建构主义者,即使他们本身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对于自身意识形态的维护手段和行为却多次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即特殊情况,特殊手段。只是对他们而言,特殊已经是“新常态”,结果就是“特殊”就是新的日常。对于“特殊”这一状况的无限延长本身就意味着原本平常的律令和意识形态不再适用,新的法律、体制、等级和伦理观就需要重新建构,以大主教们所尊崇的原教旨主义为核心和基础。我们再回到文章一开始弗雷德对琼说的那句话,即对于一些人而言是好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是灾难。所以这里就存在选择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为了“大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对基列国的那些统治者而言,这个问题其实也几乎并不存在,因为一切翻新,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最大的善(这里显露出德国从浪漫主义思想中产生的国家主义思想,即国家有着自身的意志。)我们这里讨论的其实还是在从美国到基列国地转变中,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所显露出的问题。

在弗雷德看来,为了防止人类的灭绝,彻底剥夺那些还能生育的女性的基本权利是合法的。这一合法性即来源于他们从《圣经》中找到的经文,也来自于未来所给予他的保障。问题是,经历了启蒙运动以及之后漫长民主法治熏陶后的人们,不会再像千百年前的奴隶一样,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所欺骗,相信人天生如此,因而继续忍受。这两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当墨西哥那位外交官女士询问琼是否自愿成为使女的时候,她的逻辑不依旧还处在传统的民主思想之中吗?而同样经历过这些传统的女性(所有在基列国被压迫的群体和个人)因为没有大主教们那样痴迷的原教旨主义信仰,而不可能真的抛弃她们从小就被教育的民主和对于人尊严的理解,因此反抗自始至终都会存在,只是被暴力压制而已。

所以这也就是基列国主流(大主教们的男权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所必然遭遇的问题,它是以暴力来强迫他人归顺的,因此它是有问题的。而这个问题,我们是根据自启蒙以来所建构的民主和基本人权这一立场所得出的,而非站在大主教们的原教旨主义立场。这是否合理呢?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这个世界始终并非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阶层的,“他者”的始终存在让我们必须去正面他们的面孔(列维纳斯)和他们的诉求(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中所诞生的“我”与“他者”的对抗性,永远难以成为一个建立共同体的基础;因为就如黑格尔哲学所暗示——巴特勒对其进一步发扬——“他者”和“我”之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是在“他者”的帮助下建构而成的……)

所以基列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在于它的独裁性,它只有通过极权和暴力才能让“他者”安分守己,这样的状况始终是不稳定的。人类的许多文明和由此产生的政治体制不都在摸索一条最终能使得生活在这一共同体之内的所有人都拥有自己生活的空间吗?至少这是人类一直以来所努力的目标。功利主义者对于最大幸福的提倡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即总有一部分人或群体被排除在这“最大幸福”之外,所以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呢?以基列国的大主教们看来,这些人都是异端,是魔鬼,应该清除。他们对于“最大幸福”的界定范围其实只是他们自身群体,而由此理所当然地消耗和奴役其他群体。

我想,你如果不是那些大主教们,你应该不会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剧中有一个情节,琼和新来的使女之间曾发生过一次争执,即在那个对当下状况还算满意的使女看来,琼之前的生活安逸,根本不会懂她当时流落街头、惨遭暴力的不幸。相比于之前的不幸,如今的生活状况好了些,是否就可以证明此时的政权的行为是合法的?我想这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因为即使是希特勒或是斯大林统治下的他们本国,一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之前也是有所提高的,但这并不能就此证明希特勒和斯大林对于其他异己者屠杀的正当性。

基列国本质上是某种“回归”,而这往往和极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回归,意味着当下现状的不堪忍受,于是他们按照《圣经》回归那最纯真的开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圣经》中所言的事情是否真的存在过,或被严格的实施过;希特勒提倡对于传统德意志精神和乡土家园的回归,这也是一系列支持他的哲学家(如卡尔.施密特和海德格尔)在此产生的共鸣之一;而对斯大林而言,他的“回归”则朝向已经被建构出的未来,即共产主义社会。就如齐泽克指出的,这些“回归”所指的对象都是大他者(the Other),由此为当下的行为提供源源不断的正当性。

《美国独立宣言》其核心思想直接来源于启蒙运动。(图片地址: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
我想,所有思想和意识形态走至极端都是危险的。无论极左还是极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都殊途同归。对于生活在启蒙之后的世界中的我们而言,最基本的人权,民主法治制度对其的维护,已经被建构成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在其上起高楼。对其的破坏或颠覆当然可以,但前提是你能提供一个更好地,提供一个为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人们保持着自己的差异、自由的空间和免收迫害。我们应该在某种最基本的共识上发展某种以人为本的基础。我在想,建构论的缺点也正在此,即统治者能够以此为借口而开始建构只对他有利的政治体制和伦理价值观。在刘慈欣的《三体》中,表现的不就是这样的思想吗?特殊时期,特殊对待;为了大局,推翻某些基础,因为就如施密特所强调的,那些推翻常规的英雄的行为在之后将成为新的常规。基列国的那些大主教应该会赞成他的这一观点,并把它运用于实践之中。

在最后多说一句。我们在许多科幻电影或小说中,时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在世界末日,人类濒临灭绝,且面对两难的选择,而往往其中一个选择是以违反我们一贯的律法或伦理而实现的,由此让我们反思当下的法律、伦理和与之相关的制度现状。刘慈欣的《三体》中有这样的情节;在诺兰的《蝙蝠侠》中,小丑把蝙蝠侠和两艘船上的人们都置于这样的状况;在《2012》这样的灾难科幻片中亦如此……在这些电影或小说中,我们常见的一个破坏传统律法和伦理的理由是“为了大局或为了人类的延续”。“为了大局”,在上文我已分析;“为了人类的延续”这个理由更让人质疑。按照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不过是那些为了延续自身繁衍的基因的工具;并非我们要延续,而是那些基因要延续。许多人批评道金斯这一观点,但当我们说出“为了人类的延续”这句话时,我们和那些基因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我看来,人类千百年来的文明发展的最大目的之一,便是从混乱中建立秩序,从而让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和发展。在这其中,我们建构形而上、建构灵魂、建构意义和一系列的禁忌与伦理,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正是为了超越我们的某种原始性(动物性),而从猿走向“人”?我们自身经历千百年且依旧还在不断修正和建构的“人”,不是自私的基因,而在我看来,也更不能因为“延续”,而重新变成“猿”的“非人”东西。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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