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默| 微思客撰稿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图源：百度百科
在去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笔者曾提出，穆勒对民主特性的分析认为，比多数人的暴政更为严重的是民主还将会带来社会“习俗的专制”（the despotism of custom），从而导致人类的“集体的平庸”（collective mediocrity），穆勒因此把个人自律部分地定义为对“习俗专制”的抵制。如果说“多数人的暴政”是个显性（或者说刚性）的威胁，那“习俗专制”就有点像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可能会形成一个罗网，一个圈套，引诱我们坠入，等着我们心悦诚服地自动缴械投降。但与此同时，“习俗”一词在“专制”以外其他的自身内涵向度（embedded dimension）里，最为重要的特性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交往所使用的风俗和习惯是普遍自由和个体自由一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媒介，从这个意义上看，自律和文化不是完全敌对的，因为自律本身要求文化基础。这提醒我们，在借鉴穆勒“习俗专制”理念的同时第一步要先着手清理中国文化中人文与理性的关键基石，去求得我们抵制“习俗专制”的自身文化基础，事实上，这也是重接那种比较纯正的“五四”传统（已发表于《中国的立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马克·里拉，图源：finance.sina.com.cn
笔者认为，伯林的陈义是很高的，“专制”之外的习俗之用，在于其防范“真空”的出现，保障了“舆论的变化”能显示出其力量而又不至于过度。我们都知道，像齐泽克等人所艳称的“以习俗、阶层、语言等组成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更多时候它只是隐藏起来而已”，已颇有市场，征服了不少读者。但是这样的断言某种意义上模糊了习俗的独特效用，并且过分夸张了习俗的“意识形态”性质，相较之下，笔者还是更倾心于这样一种判断：“全球化一直作为某种汇集了所有文化习俗的贮存器而发挥作用，仅管人们只有通过某些可利用的资源——如财富、人权以及个人的流动性——才能接触到这一贮存器，并且可能在各种制约条件下从中进行选择和抉择。这一进程通常伴随著赢家和输家”（澳洲学者霍尔顿（Robert J. Holton）所著《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译189页）。我们的未来正是要与“汇集了所有文化习俗的贮存器”打交道，是故更应重视与体察“专制”之外的习俗之用。
君不见，民国初建时，严复在北京发起成立孔教公会，虽屡为后世诟病，但严复尚且颇能看到问题的本质，他曾这样写道：“嗟乎！天下岂有无教而可为国者哉！教宜何从？审其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其道至顺，则从之；非其历史风俗人心之宜、人心之安者，则可以致乱，如是则置之。”（可参阅王宪明：《知识·习俗·政治——民国初年孙中山与严複对建国问题的反思与探索》，《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作于201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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