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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现实主义文学以出路——专访“路遥文学奖”发起人高玉涛|微思客访谈

编者按


美国洛杉矶时间2017年9月12日,由“路遥文学奖”研究中心、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美国蒙大拿中国艺术中心等机构参与举办的“全球路遥读书会”座谈会,在美国加州尔湾市召开。

座谈会合影(照片由路遥文学奖研究中心提供)

这次座谈会,标志着“路遥文学奖”吹响了向海外进军的号角。“路遥文学奖”自创立伊始就备受争议,而在今年,第三届获奖作品《软埋》又引来了极左派的围攻。

在2015年2月11日,在第一届“路遥文学奖”颁奖前夕,微思客总编冉夷侨专访了“路遥文学奖”发起人高玉涛先生,今天我们将该访谈全文再次推送,以飨读者。

如今,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高玉涛先生将于2017年9月下旬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届时将再度接受微思客总编冉夷侨的专访。如果您对“路遥文学奖”有任何问题,希望向高玉涛先生提出,欢迎您在文章尾部留言,或向我们发送邮件

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 

Q:冉夷侨:如您所知,国内已经有许多文学奖项。您为什么会发起“路遥文学奖”?

高玉涛:在1980年代,阅读路遥作品《人生》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想,这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我是农村户口,在没有阅读路遥作品之前,我最大的理想除了参军,就是当一名驾驶员。在那个年代,怀此理想的是数以几千万计的庞大人群。但是,在那个年代,青年择业极不公平,需要“走后门”(即贿赂掌权者)才可能实现这点“理想”。

当我读完《人生》的时候,我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奋斗和创业,才能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现在,“先立业再成家”是潮流,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按说,应该本本分分寻求稳定。但是,“用双手改变命运”的想法非常强烈并且挥之不去。从那时起,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做了许许多多在那个年代的人看来非常诧异的选择。比如说,我辞去共青团靖边县委文书的工作,跑到北京、西安来办厂。

后来,我与路遥先生也有三年多的密切交往,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是路遥的作品激发了我的潜能,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内心一直心怀感激。如今,我已经年过半百。我一直期待在今天,像路遥作品那样关注现实、涤荡心灵的作品可以被人们发现、阅读,也期待有更多像我这样来自底层的人通过阅读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反思自身的生命状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并不是文学界的一员,只是一位普通的读者,但是我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并不满意,大量涌现的作品属于粗制滥造、脱离生活、盲动浮躁、缺乏张力的。影视作品也是同样的问题,要不是帝王将相、宫廷内斗,就是无休无止的翻拍,缺乏原创、缺乏经典。作为读者,我期待更多真正关注底层,反映和批判现实的作品问世。如果我们的文化领域充斥的是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奉行的是金钱至上的逻辑,那么我们就会遭遇文化沙漠。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精神,缺少了文化与文明,那么这样的国家绝不可能进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需要希望,而我的努力就是希望提供这样一个可能性。

Q:冉夷侨:在中国,提起文学奖,恐怕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它们都是以作家的名字命名的奖项。您发起的“路遥文学奖”同样如此。作为发起人,您对这个奖项的定位是什么?

高玉涛:首先,这个奖项是纯民间发起、组织和筹办的,没有官方的色彩。关于奖项设置、评审机制等一系列专业问题,我们曾在北京、西安先后召开过三次专家研讨会和论证会,集思广益,在学习借鉴“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文学大奖的基础上,制定出体现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路遥文学奖”评审条例,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进行跟踪阅读、年度盘点和判断分析。

与其他文学奖不同,“路遥文学奖”的宗旨有三点:第一,倡导文学关注民生和社会底层人群;第二,鼓励和促进现实主义文学创新与发展。第三,挖掘、发现并重奖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上的优秀作品和作者。作为一个纯民间的公益性奖项,奖金与筹办经费全部由民间募集和自愿捐助。

Q:冉夷侨:“路遥文学奖”在评选模式方面有什么特点?

高玉涛:首先,我们的评委,有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的专家,有的来自知名出版机构、文学期刊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对当下的中国文学现状,有着全面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

(图片来源:http://news.163.com/special/special.html)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奖项,一方面需要评委能够有出色的专业水准,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够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路遥文学奖的评委对所有参评的作品,进行地毯式阅读并写出评语。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的评选是“认作品不认人”,不会因为作者名气大而看高其作品,也不会因为作者无名而看轻他的作品。

Q:冉夷侨:第一届“路遥文学奖”已经出炉,获奖作品是57岁的作家阎真的作品《活着之上》。但是,当时有许多媒体报道,阎真本人都不知道这个奖项。您怎么看?

高玉涛:其实,我认为,这更说明了奖项本身的公正性。评选是由评选委员会评选出来的,是针对作品寄予的认可。

另外,我觉得这是媒体对阎真本人表态的过度解读。现在,国内的许多文学奖项本身都存在着各种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造成了大众本能的不信任。基于这种不信任,也会自然辐射到对“路遥文学奖”的质疑之上。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媒体之所以会强调这一个侧面,与《活着之上》这部作品属于2014年底发表作品有关。那时候正值“路遥文学奖”的评选收尾阶段,这部作品刚刚问世,并没有大量的读者阅读,也没有市场的检验,文学评论界本身也并没有对这部作品给予很多关注。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虽然这是在评选的最后一个月发现的作品,但是评选委员会认为这是最好的一部作品。毫不客气的讲,14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圈的名家作品,炒作的痕迹太大,艺术性和文学性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那些作品与《活着之上》不可相提并论。我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认同这一点。在获奖之后,这部作品也越来越获得关注。固然,这与“路遥文学奖”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相信,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这部作品的质量。作品的质量才是持久生命力的源泉。

Q:冉夷侨: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小说也应运而生。为什么“路遥文学奖”并没有将网络小说纳入评选的范围?

高玉涛:在我看来,网络没有真正的文学。网络给予人们便利,能够最便捷地接触信息,但是在网络上真正传播广泛的,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长篇巨著,而是快餐式的作品,它的文学性、艺术性很难得到理想的水准,自然也不在“路遥文学奖”关注的范围之内。

Q:冉夷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网络小说是一种快餐文化,那么刊登在重要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就更具严肃性,而“路遥文学奖”也是面向严肃写作的作品?另外,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并不能受到重要期刊的重视,甚至无法刊登。“路遥文学奖”是否考虑过这些作品?

高玉涛: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期刊发表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不容否认,当下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还是在为读者呈现好的作品。另外,在网络时代,好的作品其实更容易为人所知,更不容易遭到淹没。当然,你提到的问题确实存在,也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Q:冉夷侨:现在我们有许多官办的文学奖,而您发起的“路遥文学奖”则是坚定地选择站在“民间立场”。为什么您有这样的考虑?

高玉涛:坦率说,我对于目前的许多文学奖都抱有忧虑。比如,“茅盾文学奖”。这是一个官方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奖项,有一定的历史。但是,我们会发现,读者能够记住的、真正优秀的作品并不多。更重要的事,现在官方的文学评奖变成了名利场。比如,拿钱买奖、有一些作协应允的好处等不一而足。再比如,“鲁迅文学奖”,则完全是一个大染缸,掺杂了太多暗箱操作。一些没有文学能力的官员都得了一些文学奖,这无疑是荒谬的。我觉得,文学奖正在脱离文学本身,变得与文学无关。这样的奖项对文学的创作,能具有什么样的导向作用?我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要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原因。这是对文艺工作不满意,或者说,是对许多不正常现象的不满。这些都令人忧虑。

Q:冉夷侨:“路遥文学奖”设立之初至今一直面对“合法性”的争议。您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还是一个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

高玉涛:我觉得,合法性的追问,其实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问题。首先,“法无禁止即许可”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准则。为什么民间不可以有人来发起、筹办一个文学奖项?现在真正关心中国文学的人并不多。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合法不合法,而在于如何来真正下大力气促进和发展中国文学。

Q:冉夷侨:有人说,如果融入体制就可以规避很多潜在的风险,而“路遥文学奖”的民间和公益定位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您是否考虑让它融入体制?

高玉涛:坚持民间立场和公益性质,其实这才是保持生命力的来源,因为它可以不受官方、商业左右,这是坚持不变的。现在,亟需弘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像阎真先生《活着之上》这样认真、严肃、下功夫的作品简直太稀少了。我们并不追求官方的认可或者支持,官方的文学理念有另一套逻辑。官方的奖项考虑的因素会有许多,但是我希望文学还是可以回归文学本身,让文学触及内心与灵魂,不被功利所左右。

Q:冉夷侨:“路遥文学奖”还遭遇了来自路遥家人的质疑。路遥的女儿认为,“路遥文学奖” 取名“路遥”是对其姓名权的侵犯。您怎样看待来自家人的质疑?

高玉涛:路遥的家人可以继承路遥作品的著作权,获得相应的利益,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他的精神遗产并不是路遥家人可以私人垄断的。路遥作品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是我们社会的、民族的,不是路遥家人的专利,不是私人资产。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明天美国要设立一个“路遥文学奖”,那么这种精神就可以照耀到美利坚。这难道不是对中国文学的认可及对中国文化的弘扬么?我认为,以路遥命名文学奖并应是一件促进公益文学发展的大好事。

事实上,我是路遥的好友,也在创办之前,我征求过路遥家属的意见。在这个奖项开始运作以后,家人突然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当时让我有些诧异,但是之后我们继续保持沟通。不过,家人还是坚持反对,还委托律师发律师函,要求道歉,停止所谓的姓名权侵权。

之后,无论是相关的研讨会、揭晓仪式,我们都邀请过家属。路遥的家人质疑资金的来源、使用,我们就特意邀请路遥的胞弟、女儿担任监事会的主席,希望他们真正参与其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参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坦率说,我不大理解。

当然,我很理解他们的担心,他们担心这个奖项办得不好,贬损了路遥的名誉。但是,在我看来,所有文学奖项都需要不断地改进,更不必说,刚刚起步的奖项。就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也会遭到质疑,毕竟十全十美的奖项是不存在的。

作为发起人,我肯定希望这个奖项越做越好,我想这也是路遥家人的心愿。我还是希望再次呼吁家人能够参与进来,对“路遥文学奖”的各个环节提出批评,我们都愿意仔细斟酌、虚心接受。我想,这也是路遥先生希望看到的。我总感觉,他冥冥之中在关心这个奖项。

Q:冉夷侨:据说,2015年“第二届文学奖”已经启动。相比第一届,第二届会有哪些完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

高玉涛:第二届会更加完善,我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点,奖金会从10万到20万。奖金的提高,对于作者辛勤的智力创造,表达了进一步的尊重。我打算,以后每一届的奖金都要比前一届有所增加,这不是一个单纯数量的增多,而是体现一种向上的态势,对知识产权的尊重。第二,我希望把“路遥文学奖”推向世界。目前我们面对的还是中国大陆的汉语写作。但是,我们期待经过几届的努力,逐渐将这个奖项的评选的对象放眼全球,对全球的汉语写作做出判断和批评。我们也期待,其他语种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也可以容纳在这个奖项之中。当然,很多工作是需要一点点完善的,第二届评选已经启动,评委们也已经进入了阅读状态。在4月份,我们将发布第一季度的评选结果。

Q:冉夷侨:我们微思客团队倡导“跨界思维”的理念,而翻阅您的履历,就感到您是在不同的领域游走。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您是“跨界达人”。您觉得,是什么让您充满传奇色彩?

高玉涛:我自己算不得传奇。要说不断“跨界”,也是因为我从小追求自由,喜欢挑战。我当过团干部、做过企业,经营过文化机构,又来做公益,似乎让人觉得眼花缭乱。但是,我想这些我选择要做的事情,不便的都是坚持自主和创新。我从小就是一个“讷于言、敏于行”的人,善于把想法转变为现实。有把握的时候,我会立即付出于实践。一旦付出,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或许这就是陕北汉子的性格。

Q:冉夷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那时候您是怎么考虑到“下海”?改革的春风如何吹到您生长的陕北农村,并且让您做出“下海”的举动?

高玉涛:虽然我在偏僻穷苦的陕北生长,但是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还是让我受到了思想的冲击。那时候,我能赚三十多元。我所做的就是,拿出其中一些钱,专门订阅报刊。我觉得,报刊可以让我走出大山,接触到新鲜事物,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能有所了解。订阅的报刊拿到之后,我一定会仔细阅读,并且反复思考。可以说,这打开了我的视野。改革春风刚刚吹动的时候,我投入到“下海”的潮流中来,主要是对于现状的不满,希望人生不只如此,想通过奋斗,实现个人的理想。当然,这需要脚踏实地、与时俱进。当时的人都比较保守,稳定的职业很容易让人安于现状。在当时,下海的选择,我做得很坚决。这阅读路遥的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Q:冉夷侨:您能不能简单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跨界之路?

高玉涛:我“下海”第一站是到北京办厂。那时候,我发现,虽然北京饮料市场的需求非常大,但是只有三家饮料厂。在那个时候,可口可乐这种世界品牌还没有进入中国。怎样做一种与众不同的饮料,这让我费尽心思。我觉得被誉为“维C之王”的陕北野生沙棘值得认真对待。当时这种野生沙棘满山遍野,但是并没有受到充分地重视。因此,我一方面考虑在老家开掘原料,另一方面考虑在北京进行加工并直接面向市场。

当然,我毕竟不是内行,但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向内行学习,并且寻找有专长的人。因此,我就专程到北京参加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获得了许多信息,又与北京的食品研究所专家进行沟通,到北京郊区考察,进行横向经济联合,六个月就建成了饮料厂。就这样,饮料厂就一点点就做起来了。你恐怕都不相信,在建厂之前,我还没有喝过汽水。那时候,看到自己生产饮料直接销售到故宫、颐和园、王府井、北京站等地并且供不应求,我特别开心。要知道,一个陕北老区的年轻人敢闯荡北京,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用今天的话说,我是“北漂”。我记得,胡耀邦、陈希同办公室都来过电话,向我了解陕北城乡改革情况。

(座谈会上的高玉涛,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我又回到老家古都西安办厂,并被西安市政府“人才”引进到省城领办乡镇企业,带领十多人团队骨干,一直发展到集食品、乳业、生物制药等十几家下属厂于一体的企业集团,成为部、省、市、区乡镇企业一面旗帜,品牌获得省著名商标和全国名优产品称号。如今年龄大一些的陕西估计都喝过我的饮料“酸溜溜”和“甜甜你”。

93年开始,除了办厂,我还创办全国首家取名公司。之所以考虑到办这样的公司,主要是在报纸上获得的启发。我清楚地记得,有篇报道说,在1940年代的美国就有专业取名公司。我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品牌,但是文字资源是有限的,好的名字就更有限。我就开始琢磨和研究这个课题。到了1996年,我在西北大学创建了“宽和命名研究所”。我还记得,开业第一天,就迎来了第一单生意。宁夏粮食局的某企业要推出一款食用油,我就给这个企业取了“百新米业”的名字,并且设计了商标。我还记得,那时候的《西安晚报》报道我的事迹,用了“古人一字值千金,今有两字获万元”作为标题。1999年,有一位香港的老板不知道怎么找到得我,说希望我把自己注册的“轻松一下”商标转让香港企业。还有一个经典案例,也在99年。西安高新区要建立一个科技园。但是,由于科技园里面的道路名称一直无法得到领导的认可,项目延缓开不了工。后来,承包商辗转找到我,当天晚上,我就出了一套方案,省市领导一致认可采纳。但尽管如此,我越来越觉得知识产权在中国并不受重视,遭到侵权更是司空见惯,其价值往往难以体现。再加上企业命名个人取名及平面设计等管理与运作往往受制于人员频繁“跳槽”,人员流动性太大。另外,还有不少人觉得包括官方认为取名有迷信色彩,说我传播封建思想等等。这样,我就逐步压缩了这一领域的业务,而开始进入收藏界发展。

Q:冉夷侨:之后,您又跨入“收藏界”,这个跨度同样不小。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这个领域?

高玉涛:进入收藏界,其实很偶然。我一直觉得,无论办什么事情,人才是关键。我就一直在不断地结识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当时,有位朋友向我推荐给了一位编辑。在得知了这位编辑的情况后,我决定与他见见面、聊聊天。这位编辑当时就职于《收藏》杂志社,我比较好奇这个杂志的情况,就希望了解它的运作情况。听的过程当中,我想或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觉得我似乎从这本杂志的运作中窥见了收藏领域的机遇。就这样,我开始着手筹办《收藏界》杂志,这是迄今为止我坚持最久的一项工作,我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如今,14年过去了,但是创办的日日夜夜还是令我难以忘怀。

Q:冉夷侨:在不断“跨界”的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高玉涛:我想,“跨界”让我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多样的人生,更加理解我所处的社会。对我个人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变得成熟了,去掉了原来的急躁盲目与莽撞,不断地挑战自己,增强忍耐力。担任《收藏界》杂志的社长,是需要每天不断投入的,是一种持续性的、充满变化的工作。虽然办了十四年,但是我总觉得还做得不够,还要继续坚持、突破创新。不夸张的说,每一期的出刊对我来说,都是“生死的考验”。

Q:冉夷侨:前些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很火爆,一些当代艺术作品的价格更是令人乍舌。但是,最近状况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前些年的火爆是正常现象吗?您对中国收藏市场如何评价?

高玉涛:坦率说,我的评价有些负面。我觉得,在这里充满了陷阱,有着各式的投机取巧,这个市场并不健康。问题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虚假的运作过多,存在“以假乱真”的现象,这里面水很深,需要足够的判断力和鉴别力。第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第三,权力过度介入收藏市场,因此收藏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协、书协等,运用公器炒作艺术家、艺术品等的现象是存在的。当然,客观地说,无论艺术品市场也好,收藏市场也罢,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比较晚近的事物。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品市场会回归理性。前些年,市场像打了激素一样,可谓“乱花渐欲迷人”,就像房地产市场一样,这是不正常的。但是,市场不会总不正常。所以,目前看到的衰退或者说疲软,我认为是正常的。在中国,真正喜欢、热爱收藏的人是极少的。更多的人把它当作“投资理财”,或者作为礼品赠送。

Q:冉夷侨:新的一年,除了“路遥文学奖”之外,您还有其他打算吗?

高玉涛:社会公益与文化,是我新一年继续努力的方向,我会全力以赴。“路遥文学奖”,是我一生的追求与志业。我发现,“姓氏文化”在当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而它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新的一年,我希望发起“高姓文化国际论坛”,希望从姓氏文化入手,着手建立一个体系,让更多的华人意识到自己姓氏的历史,弘扬姓氏这个传统文化,并且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

简单地说,论坛是有志于高姓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人士自愿结合组成的国际公益文化机构。我们的宗旨是,坚守高贵精神,弘扬高姓文化。目标是,构建高姓文化科学体系,为世界先进文化贡献力量。当然,这是长期的工作,需要一代代的努力下去。我已年过半百,做一些铺路的工作,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挖掘和弘扬姓氏文化,共同坚守属于我们的精神家园。

欢迎各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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