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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革命时期的英国农业史及乡村社会变迁 | 微思客读书会

编者按


双元革命时期英格兰地区的农业制度转型如何发生?乡村社会的变迁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这场土地变革是“一个融化冰帽的过程”,而阻碍这一进程的主要有两大力量:封建土地领主和封建小农,这两大障碍被克服的过程即是英国农业革命实现的过程。本文是《革命的年代》系列读书报告的最后一篇,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聚焦英国农业史。
容天 | 微思客读书会第四期成员


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力求综观整个欧洲乃至与之紧密联系的外部世界在双元革命时期的历史变迁轨迹。为使读者能够一窥此时期欧洲变迁的堂奥,作者囊括了双元革命时期的大多数议题,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圈地运动、反《谷物法》联盟、工业革命、劳动贫民、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单一议题的探讨中,如农业领域问题,作者又不局限于以西欧为中心的经济综合体,还引领读者横跨许多地域,就中欧、东欧、西欧之海外殖民地等不同区域展开农业所有权的具体分析。

除了地域跨越广泛之外,作者追求的“整体再现”还有另一层意涵,即作者不将某个专门史(如经济史)单独跳脱于整体历史脉络之外,而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政治脉络下加以宏观历史角度地观察,因此本书除了将历史事件的细节及情境描述出来作为论述主轴以外,还尝试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因素重新加入,以求还原双元革命时期整体复杂牵动的历史面貌。关涉、描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也决定了企图完整观照作者每章节的主题及分析诠释过程非本文篇幅所能,本文更倾向于聚焦双元革命时期的英国农业(确切说是英格兰地区的农业)及乡村社会变迁这个单一议题,尝试就此部分内容展开更具体细致的探索,以求为理解英国农业制度转变积累更多具体而微的例证。

圈地运动
(图片来源:goo.gl/d7HtWu)

“土地变革”的理论方向

正如作者所言,在本书所论时期的开端(1789年),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的世界主要是一个乡村世界。这从以下两点可得到简明地验证:首先,按照我们现代的“城市”标准(居住人口50万以上称为“城市urban”)来判定,当时世界各国的城市数量均非常有限;而从经济特征来看,当时各国地方城市的繁荣多来自农村及农业经济。其次,各国的城市人口在本国总人口中是绝对少数:“除了某些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区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五分之四的欧洲大国。”因此可以说,双元革命时期的土地变革在“欧洲大国五分之四的人口范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由于农产品价格(尤其是谷物、肉类价格)关系到每个社会个体的生存成本问题,在特殊境况下甚至决定了某个社会阶层能否按照原有预期原封不动地“生存”下去,因而对这一时期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变化进行梳理讨论,具有特殊重要性,所以作者在第一、二章即首先交待了1780年代欧洲各个区域的农业发展情况。而在第八章《土地》中,作者则是首先透过最传统的经济承载体、且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土地(重农学派观点)来加以论述,再逐渐推演出双元革命对传统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及农业的多重影响。传统土地制度所承载的劳工、资本与人口流动情况在1789-1848年间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广泛、明确地转变。

作者将这种转变比喻成融化“冰帽”的过程,作者将传统土地制度对生产效率的限制比喻成覆盖在经济增长沃土之上的一顶巨大冰帽,“土地变革”的最终方向就是突破传统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关系对生产效率的局限。这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土地必须转变为一种商品,由私人所有,而且可由其自由零卖。

第二,土地必须转入愿为市场开发其生产资源,而且受理性的自我利益利润所驱动的阶级所有。第三,大量农村人口必须以某种方式转移,或至少部分地转移到日益增长的非农业经济部门,以充任自由流动的雇佣工人。

(图片来源:goo.gl/CwSxMH)

实现这三个方面变化的经济体便可称其为确立了资本主义土地关系,也即实现了作者所指称的在本书所论时期的“土地变革”。

与之相对应的,作者认为妨碍资本主义农业确立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前资本主义地主,另一个是传统小农。因为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领主,他们使用的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在这种条件下,领主仅依靠封建权力即可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没有通过技术改造来提高产量的动机。因为简单地提高地租、增加剥削率,毕竟比投入大量资金改进生产方便得多。这无法推动土地实际产出价值的提升,却可生产出他们王侯般的收益。而传统小农则局限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境况,缺乏动机也缺乏能力去改进土地生产管理模式,并探索提高生产率的途径。在资本主义土地关系向农村入侵的时代,这两大“障碍”将受到最直接的冲击,并引发其最痛苦的反抗。

因此,“(欧洲)农业领域的变化是本书所论时期影响最多人生死的基本问题,而双元革命对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和农业的冲击,是本书所述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此时期正在经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下面将从最早实现农业革命的英国开始进入具体案例的探讨。

圈地运动与大佃农革命

提起英国的农业革命,我们马上会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圈地运动”作出的经典描述:大领主把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传统的封建权利(耕作权)的佃户赶走,将土地用于牧羊业,于是有了所谓羊吃人之说。

 

但是本书对“圈地”的过程叙述,却远不像马克思描述得那样具有戏剧性,因为所谓“圈地”,从十三世纪农奴制在英国解体就开始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换言之“圈地运动”只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一个因素,并不能决定“土地变革”的全部。其次,早期(18至19世纪的议会圈地运动之前)的“圈地”,主要出自佃户之间的自愿,而非领主强制下的结果。而且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领主突破传统土地制度“冰帽”的过程同样需要更细致准确的分析,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放下了反抗。

根据本书及史学家惠特尔(Jane Whittle)对相关细节的记述可以得知:来自领主方面的障碍主要是被以下三个因素所克服。第一,农奴制度的解体斩断了领主与农奴之间的传统纽带,尤其是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审判并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之后,英国土地领主的封建权力更处于被削弱的趋势中。而从佃户与领主的需求关系上来看,十四世纪的黑死病把英格兰的人口减掉一半。人少地多,使得农奴可以轻而易举地逃离领主的控制,到别的地方找到土地生存。这就迫使领主用更好的租佃条件吸引佃户来种地。第三,到了十六世纪,人口增长引发通货膨胀。根据惠特尔的研究,佃户之间交易的土地价格上涨了三倍,但领主从自己庄园中获得的收入,却因为固定的惯例地租的束缚而没有明显增长。而在十五、十六世纪的租佃关系条件下,失去传统封建权力的领主没有力量单方面改变租佃关系或提高自己在土地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产生了一个大佃户阶层(本书亦称之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主),他们一方面给领主付地租,另一方面又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本僱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民,最终是他们为英格兰的农业革命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如霍布斯鲍姆所归纳的那样,有效地降低了土地生产的经营成本,并将农业生产转变为完全为市场开发其生产资源的利益活动。大佃户阶层还把从土地中获得的价值重新投入土地之中,这又引发了农业的技术革新,增加了土地的实际价值,使农业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

也正是因为大佃户从土地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于是要扩大再生产,为获得更多的租佃权互相竞争,最后在租佃的竞价中,把地租抬得越来越高,使领主最终获益,并将领主改造为不再依靠传统封建权利、而是借助商品市场获利的土地利益阶层。因此可以说,在英格兰式的土地变革中佃户起到了带头作用,而领主只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而已,这正是对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至于大佃户为什么能通过改善经营实现了霍布斯鲍姆所言之土地变革的三重变化,这就需要引用奥弗顿(Mark Overton)研究中的结论:大佃户经营大农场平均每英亩所需的投资要比小农场低得多。例如经营150英亩所需的资金与经营60英亩大致相同,并且在合理的劳动分工上占有优势。惠特尔更指,在土地市场上,大块土地的单位价格可以比小块土地低一倍,这无疑降低了大佃户的生产成本。当然更重要的是,大佃户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改善生产效率bn。奥弗顿还计算出,受益于歉收年份粮价的上涨,大佃户收成虽减,收入却反增;小佃户则因无足够口粮而不得不从市场上高价购粮。所有这些因素相加,使大佃户越来越有竞争力,小佃户则因难以生而渐渐丧失了土地。同时,与大领主相比,大佃户同样也享有种种经营优势。首先,如前所述,领主从庄园中获得的收入,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租。庄园的习惯租金常常轻得微不足道。领主没有权力提高这种形式上的租金,佃户却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租佃权。结果,租佃权在佃户间的转移是按市场价值进行,而领主方面微不足道的租金,只能使这种土地市场的交易成本大为降低,促进农业的商业化。也就是说,大佃户可以按市场价格转租他们租佃的土地,并从中谋取利润,领主则没有这样处置土地的自由。大佃户的转租,才更接近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土地出租。领主的“出租”,只是法律上的形式而已。

失地小农与自由劳动力

传统小农是资本主义农业进入乡村社会的第二大现实障碍。他们原本耕种土地的收入只够自给自足,不能说他们对技术革新、提高产量毫无兴趣,但他们事实上无力推动这部分的改进。所以,接受了商品经济原则的土地领主就逐渐在有地租竞争的条件下,将土地租赁给有能力付得起高额地租的大佃户,而小佃户则因付不起日益高涨的地租最终成为无地的无产者,或者为了生计找寻租佃条件更加苛刻的地主,比如前往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圈地区。尤其是在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英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传统小农的无地化趋势更加增强。参照传统社会的发展轨迹,失地农民达到人口的某个较高比例,就会起而为自己的生存权起义抗争,但是在当时英国独特的环境中,他们却被今天的研究者称作“自由”劳动力,因为当时的农业革命使得农业产值可以保证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而飞速发展的工商业又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职业前景和求生途径,虽然这未必会给他们提供比从事农业更好的待遇,很多时候企业家因为边际利润的降低给出的待遇都是很糟糕的,但他们至少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这个转变补足了发展链条上的必要一环:充裕的资本、资源、市场与劳动力,意义不容低估。但是不少研究者在推究工业革命的劳动力来源时,却认为失地小佃户并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或者说劳动力供应并非主要来自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变,而主要来自总人口的增加。对此,霍布斯鲍姆认为是“不着要害”的,在这里笔者引用里格利(E. Anthony Wrigley)的研究结果来验证霍氏的结论:从1600年到1800年间,英格兰的人口从411万上升到866万,增长了210%,但农业人口却从总人口中的70%下降到36.25%。人口增长固然能够补充大量新生劳动力,但是农业人口远高于自然死亡率的降低则清晰显示了上述转变。而本来会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留居乡村的新生的男男女女们,他们也必须在他们人生的某个阶段移居他处,因为城市劳动力需求量还在增长,而农业劳动力需求量还在缩减。因此在当时英国的经济情况下,并不仅仅是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增长,更主要是非农业劳动力比例的大幅增长。

当然被吸引到新职业当中的人口有各种来源:除了上文提及的人口的自然增长、失地小佃户以外,还有传统手工业队伍以及国际间的移民。像爱尔兰饥荒那样怵目惊心的大灾荒,就带动了巨大的移民浪潮(在1835-1850年间,总数850万人口中,有150万人移居国外)。不过,人口的国内及国际迁移,农业人口到工业人口的转变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要比其他同样发展工业的地方更为强烈,如若不是这样,那么,英国工业的发展就会像法国那样,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稳定舒适生活而受到阻碍,因为这会使工业丧失它所需要吸纳的劳动力。或者英国就得像美国那样,依赖大量的外国移民。而实际上,英国只是部分依靠了爱尔兰移民。

所以这一时期不断涌入英国大都市伦敦、曼彻斯特的廉价自由劳动力,并非因为他们最初为这些工作所吸引,而选择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只是承受生存空间的挤迫,不得不转而从事新工作。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经济和社会苦难是最有效的鞭子,更高的货币工资和城市生活更大的自由度,这些只是附加的胡萝卜。”

微思客读书会《革命的年代》成果分享


1. 麻袋酱 | “市场”的起源 

2. 焖章 | 1789-1848:霍氏眼中的革命年代 

3. Elijah晓栋 |  法国大革命为何影响如此深远 

4. James LAI  | 霍布斯鲍姆论工业革命 

编辑:H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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