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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上的《乡土中国》| 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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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然丨微思客撰稿人

 

今年上半年电视剧除了《人民的名义》恐怕就属《白鹿原》最热了,何冰等一批老戏骨的精彩演绎,着实让这部剧火了起来,但是电视节目毕竟要考虑审查,考虑收视率,一些内容、一些细节就无缘呈现在荧屏。可以说,电视剧版的《白鹿原》与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完全是两个世界,电视剧版的《白鹿原》讲的是故事,而陈忠实笔下描绘的那个《白鹿原》它不只是故事,它有人性的张力,有社会变革的痛楚和哭泣,有根植在黄土中的关中平原村落的魔性和生命力。

从第一次读《白鹿原》我一直认为,陈忠实先生描绘的是独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白鹿原上百姓的作息举止,生活习性,行为习惯,爱恨情仇都是刻着地域烙印和痕迹的,整部小说的基调背景也仅仅限于陕西关中平原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当我开始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时这种判断却疑惑了,费孝通先生这部农村基层状况的作品,是在自己对“江村”、“禄村”等一系列江南或西南村落的考察基础上完成的,可能在文化展示上会更多一些“南方气质”,但是笔触所及的文字,我所读到,想到,所引起共鸣的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北平原的小村庄的记忆,是陕西关中平原《白鹿原》人事草木。

当我读完《乡土中国》后,重新审视《白鹿原》这部小说,重新去发掘我自己的乡村生活记忆,才恍然大悟,无论江南水乡、无论甘陕村落,虽地域不同,风貌不同,甚至风土人情相去甚远,但它们同所有中国的基层一样,它们最本质的味道是乡土气息的,也许农作物的品种不一样,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戏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也许婚丧嫁娶的仪式方式大相径庭,但是父母之命,孝悌之心的“礼”是如此一致。“差序格局”、“男女有别”、“礼治秩序”这不仅仅是中国乡村的显著特征,更是能够划分一种社会形态标志性的灵魂。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所言:“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多么神奇的一件事,乡土中国的这种相对凝固的社会形态,不仅在于几千年时间轴上的不易变迁,更在于在绵延近万里地域上的扎根与无限复制,也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文明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白鹿原》这部小说也可以作为品读《乡土中国》的一个视角,从清末到民国到军阀混战到抗日到内战,外面的世界风起涌云,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可谓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各路人物,各路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白鹿原上的这方小天地却在努力维持它的平静与稳定,如滔天大浪下的一叶小扁舟。

白鹿原上的稳定首先体现在了对“土地”的认同,《乡土中国》写到“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在族长白嘉轩眼中,经营好家中的土地才是正道,所以他一心要培养长子白孝文为族长的接班人,培养次子白孝武为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而对于四处闹革命的鹿兆鹏,远走他乡落草为寇的黑娃,整个村庄对他们是不认同,甚至是“避而远之”的。

其次这种稳定体现在了对“身份”的认同,白鹿原上的白姓和鹿性构成的这个大家族,具有典型“差序格局”形态,这种涟漪般结构靠血缘、姓氏、嫁娶相系相连,原上的人靠祖先辈流传继承的血脉获得进入祠堂参加宗族各类活动的资格,这种资格不考虑你的德行、能力其他因素,成天游手好闲的白兴,甚至有智力缺陷的二豆,天然在祠堂中有一席之地,而冷先生,即使医术高明,宅心仁厚,深受原上村民爱戴,而且与白、鹿两家大户都有姻亲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外姓人、外来户是完全没有出现白鹿家族祠堂的可能的。这种身份的稳定并非“一劳永逸”,因为支撑这份稳定的背后除了血脉还有宗法,还有“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这种“礼治”也是一种社会规范,既然是社会规范就有“惩善扬恶”的功能取向,这种礼的重要来源就是传统的继承,是“仁义”、是“孝道”、是“妇道”、是“自身清白”、是“明媒正娶”,在白鹿原的“礼治”已经集中体现在了乡约上,一方面白鹿家族以“仁义村”为价值追求,另一方又竭力去防范和制裁破话礼治规范的人和行为,像田小娥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是进不了祠堂的,深受周遭的鄙夷,只能远离村庄和黑娃苟活在破旧的窑洞,而对于“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甚至“通奸”这种对族规最大的冒犯行为的人,必定要受到最严苛的惩罚,哪怕是已经族长身份的白孝文。

 

再次白鹿原的稳定离不开族长白嘉轩的一生操劳,他如同“裱糊匠”一般,从接棒族长的“权杖”那一刻,无不为他心中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国而殚精竭虑,处理邻里纠纷,主持乡间正义,树立自身权威,左支右拙,一刻不得闲维持这风雨飘摇世界中的一方安稳的小天地。

 

像白嘉轩这样的人,以前是遍布中国农村大地乡绅,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存在都有其不可或缺的合理性,因为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国家政权从未实现过对乡村的有效控制,只能通过乡绅阶层依靠宗法来治理乡村,正如秦晖先生总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在费孝通先生笔下这是“长老统治”,“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象,但却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无论是“乡绅管理”,还是“长老统治”,这些在白嘉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修祠堂、设立乡约碑管束乡亲、请私塾先生教化村民、处理裁决村里纠纷、带头维护宗族利益等等,都是他作为乡绅、作为长老角色定位的重要体现。

《乡土中国》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彼时,虽然整个社会历经战乱变革,中国的乡土文明,基层社会形态受到不小冲击,虽是风雨飘摇,但还能大体维持住一种相对稳定状态,诸如“差序格局”“长老统治”一系列社会内核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费孝通先生还能从这种稳定的社会状态中抽离出其文化精髓的符号。但是《白鹿原》是陈秋实先生成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的叙事的眼光更加广阔和深远,此时整个中国大陆可谓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白鹿原终究不是“桃花源”,白鹿两家的命运变迁,白鹿原上的兴衰变幻,无诉说稳定的乡土或自愿或被裹挟到社会变革的滚滚车轮之下,“礼崩乐坏”,稳定秩序分崩离析。

这种崩溃早有预兆,鹿子霖剪掉辫子,也算“革命”了,摇身一变成了保障所的乡约,“改朝换代”第一次冲击了这个几百年来静若死水的乡土世界,人们无所适从,却又逐渐习惯,鹿子霖以乡约的身份屡屡与族长白嘉轩唱对台戏,预示着国家的权力正逐步渗透到基层,长老统治的秩序开始受到威胁。

比“抢班夺权”更具破坏力的是“礼崩乐坏”,礼制规范越来越不受年轻人待见,甚至被僭越,被羞辱。田小娥来到白鹿原即使不能进祠堂,照样游走于原上男人之间,贞洁、妇道、礼仪、廉耻完全拜倒在了最原始的欲望之下,千年的教化如此不堪一击。鹿兆鹏组织农会,黑娃落草为寇,砸祠堂、斗乡绅,这种对“团体格局”向往以及对传统“差序格局”的反叛可谓惊天动地,加之后期田福贤等人的反攻倒算,无不预示着板结一体的乡土出现了巨大割裂,这种割裂不仅仅有代际上的误解,“社会继替”规律与作用已经岌岌可危,还有“阶级矛盾、敌我斗争”的时代介入,白鹿原第一次被历史的车轮重重碾过,留下一道不断扩展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如果说,鹿兆鹏、黑娃等人是对乡土秩序的挑战或者冲击,虽“坏”而不“伪”因为他们还有乡土情结,还有“农民”身份朴实的印记,而白孝文则代表的是在秩序崩坏过程中,一种人的异化与迷失,白孝文在田小娥身上找到了欲望的觉醒,也背弃了乡土的自我克制,放弃了“长老统治”的责任,又在饥荒之中,找到了适应这个变化社会的机会,左右逢源,三姓家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彻底抛掉了农民身上的本分与乡土的灵魂。小说《白鹿原》中白孝文成了最后的赢家,也许这才是乡土中国“礼崩乐坏”的最可怕的后果。

后记:娜拉出走后怎么办

 

《白鹿原》写到解放战争后,戛然而止,似乎乡土中国的命运就定格在了那一刻,留下千疮百孔的世界慢慢疗伤。但是时间不会停顿,也不会给“弱者”任何喘息的机会,1949年之后,三大改造,农民公社,国家权力强力介入乡村基层,长老统治被彻底打翻,白嘉轩、鹿子霖们成了刘文彩、周扒皮,个个都是土豪劣绅。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一个个政治身份标签取代了原有的乡土身份,礼治典章被破了四旧,乡村社会秩序完全瓦解,含情脉脉的“差序格局”被化为一个个公社,一个个生产队,乡土上的社会关系如同割完的麦秆被打了捆,分了组。劳动、公分、饥饿成了乡村生活的主线,加之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牢牢锁死了流动了机会,行文至此,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已死、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已死,留下的只是抽去灵魂的僵尸而已。

改革开放之后,包产到户,以及社会控制的逐渐松动,时至今日的人口的大流动,农民逐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不被身份认同的“盲流”到城市建设者的“农民工”,再到接盘三四线房地产存量的“新市民”,农民从个体到群体逐渐逃离了苦难的土地,投入到了工业文明,更加深入地投入到社会合作体系中,城市化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城市化不仅是对乡村主角的巨大的吸附,同时城市化也在大量吞噬乡村的土地,乡村逐渐被遗弃,乡土文明终将成为过去。

如今的乡土中国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空心村庄,一批批空巢老人,一批批留守儿童,“二代农民工”已经彻底断绝了和土地的关系,一个地方失去了人,还有什么活力。乡土的秩序被摧毁之后从未得到重建,国家权力的身份限制结束之后,乡土间的社会秩序逐渐失控,没人说礼,也没人说理,几乎退变到拳头大者为王的丛林社会,基层政权普遍黑社会化,基层村民自治往往沦为恶霸、宗族势力掌控乡村权力的渠道,大量乡土集体财产被中饱私囊。这样的村庄,恐怕是最异化的“乡土中国”。

中华文明自古倡导耕读传家,乡土文明是我们文明的根基和血脉之源,也许它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已经不适应工业化的大生产,也许它安土重迁的保守适应不了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也许“乡土社会秩序瓦解与乡土文明的终结”的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但是我们在白鹿原上看到的那些含情脉脉的乡土精神,惩善扬恶的乡土伦理,维护秩序热心公益的乡土士绅,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摧毁过,我们自食其果,只能浅唱低吟,回不去的故乡,忘不掉的乡愁。

 

编辑:一心

 

wethinker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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