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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反传统文化的阴影丨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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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图片地址: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

 

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编辑


直到如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依旧被我们反复提及和研究。对于它的精神也在各种视角下被放大观察,对其的怀念,对其的反思和批判,都折射出在它“阴影”下的漫长影响,并且在很多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其中主要的一点便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在清末列强纷纷闯入中国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革和质疑就未曾再断绝过,最终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对传统落后旧文化的抛弃,追求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主流,而之后随着《新青年》强盛,新文化运动开始成为主流,传统文化面临一路被抛弃和批判的命运。在这一极具破坏力的阶段性总结运动之后,它的幽灵并未就此消散,而是依旧飘荡在我们身边。所以直到如今,我们依旧时常听到学者对传统文化毫不留情地批判,而他所运用的语言和形式在“五四”及其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中已经形成。

中国的近代史是面对外来文明侵略的历史,国家被侵略导致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希望强大,而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先贤们开始学习强者——西方的文化和在其上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体系。在这一状况下,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质疑必然同样会出现,即使从一开始对于立足本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观点已经被提出,但和者寡然。对于国家强盛的巨大渴望催生着对改革的迫切。而在众多学者看来,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全盘西化”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评和整理也成为主流。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诸先生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之后的发展,我们可以说改革派占据着历史的主流,而像吴宓、钱穆和陈寅恪诸先生较为温和的立场则被忽视。如今,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继承的是改革派的精神系统,他们的影响依旧占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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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图片地址: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

在这一精神下,并随着1949年之后大陆政权更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批判依旧是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核心指导思想,儒教和孔家店被人鄙夷,这样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而这一事已至此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流淌着“五四”的血液——“五四”及其之后一系列运动的阴暗一面。当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主流时,学者们纷纷利用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来比附和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所以根据斯宾塞的社會达尔文主义成为传统“公羊三世说”的现代科学版本,也出现了把清朝学术比作文艺复兴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脚注或说是待实验的原始物种。在国家受辱,落后挨打的背景之下,这样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当这样的历史背景远去,这样的“主流”就必须有所改变,因为归根到底——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做法是存在众多弊端的。

其中主要的弊端之一便是中西文化是否真的有如此比较的可能性,即使有,是否应该以这样的模式而非其他模式进行改造?亨廷顿提出饱受争论的“文明冲突论”,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不同,如果我们执意把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强制融合,后果便是造成冲突。而这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似乎也在为他的这个观点提供注解。对于亨廷顿的观点,清末以及“五四”之后的一大批学者应该会既同意又反对,同意的是他们同样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如此囫囵吞枣很难彻底的解决当时中国问题;反对的部分则是他们并不认为融合是完全不可能的。通过对中国自身历史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对其的融合时而有之的。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古史,他曾明确指出自己这一学术转向的目的之一便是探究历史上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应对手段和接受方法,以此希望能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思想中自古就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等等处理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方法。而这些观点在之后处理中西文化问题上同样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无论是普通事物还是文化之间,存在不同是必然的,因此无论是中西文化还是中印文化,之间的不同点必然远远超过相同点,因为造就文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等复杂因素不同,因此最终会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系统。在我看来,中西文化便是不同的文化系统,所以对于这二者之间的比附是不必要甚至是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把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进行比较来以此研究,但我们不必按照基督教的模式来生硬地把儒家改造成一个宗教。这样的比附最终只会造成研究的错位,导致对其真实含义的理解出现扭曲。

这样的比附在当下我们依旧能看到其阴影,像一些学者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比附儒家学说,从后者中挑出残章断句来解释前者。这些学者所做的是根据需要来寻找证据支持自己,而不是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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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马克思(图片地址: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愈为频繁,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早已应该做出相适应的改变。现在我们经常会遇见这样的状况,即一名研究生或学者张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有时甚至说的头头是道,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真正的研究和理解有多少是真实的,是他们自己的,则始终是个打了大大问号的问题。有这样一个现象在我们身边存在——有时甚至是随处可见——即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来自他人的,来自一些道听途说,来自一些残章断句,来自一些虚假的宣传和被错误或故意扭曲的知识。在这一状况下,一个完全未读过《论语》或《孟子》的人可以十分肯定地批评孔子或孟子学说。这样的风气之胜,导致一系列错误的认识就这样被传播开来,从而造成人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这些先入为主的错误认识。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现实,即在胡适先生那一代对传统文化激烈批评的学者中,他们自身对于传统文化都有着深厚的基础和理解;而在那之后,一些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掌握便每况愈下,直到现在一大批人已经不能直接读古书,因而也就更不要提对传统文化的恰当或正确的理解。在这样状况下,我们又如何能如此轻狂而无知的对其侃侃而谈呢?

49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理念的步步紧逼下节节败退,最终被毁于一旦。(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一部分便是儒家学说。在漫长的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儒学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等同样在其上构建,因此在一个世纪中被反复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受害者便是儒学,因此在“文革”中,打倒孔家店成为众矢之的。)儒学已经变成幽灵,飘荡在渴望着进入或已经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大地上。因此余先生提出需要给这个幽灵找一个新的“身体”,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法同样来自于儒家学说内部,即“日常生活”,把这个幽灵放置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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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批斗儒学宣传画(图片地址: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

我在余先生的这一观点启示下,曾尝试着思考这个问题,并模糊地意识到对于儒学的复兴,应该着重放在千千万万的个人身上,即把“修齐治平”的“修齐”和“治平”分开,前者是私人领域,后者则是公共领域。当然,儒家自始至终都希望通过对私人道德的培养最终达到“推己及人”对国家和天下的责任。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需要斩断的,即我们完全不必认为“修齐”的目的必然且仅仅只是为了“治平”。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儒家文化从曾经掌握社会的方方面面转入到如今的私人领域和日常起居生活;成为“君子”是个人的私事,而不是为了国家,当然就像它一开始所设计的那样,当个人培养成“君子”,当满街都是“圣人”,那么对国家的影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阳明把儒家传统的“得君行道”改变成“觉民行道”,目的便是希望通过对于个体的改变来达到对国家的移风易俗,这应该是当下我们可以尝试的方法,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和民主中的公民社会情况有相似相同之处。

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因不满阳明学末流的空谈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开始,儒家的学说便是如此的,即“道”融于“器”,为世所用。所以儒学随其发展而开始建构典章制度和渐融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当我们把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时候便会发现存在其间的巨大差距。西方文化由两希文明诞生,经历基督教的发展而形成如今我们看到的模样。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当儒学成为主流,对“六合之外”“怪力乱神”的讨论往往都是“存而不论”;佛教进入中国,在隋唐蓬勃发展之后,它对中国广大下层百姓的影响直到如今都有踪迹可循。“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儒家注重个人的修养,在如今纷乱的社会,“反求诸己”首先是对自己的要求,是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自身修养的完善便是对国家发展的帮助(胡适之先生曾说:“有人让你牺牲个人的自由去追求国家的自由,我要对你们说,追求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追求国家的自由”。道理相通。)儒家梦想的“大同世界”是乌托邦,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能以此为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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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胡适之先生(图片地址: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

当我们谈论某件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首先需要了解这件事,有时随着谈论内容的深入而需要对此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因此当我们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对其理解多少,我们对其的理解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经过政治或其他利用而被扭曲的?并且,当我们以西方文化系统来比附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时常所面对的状况就好似是一个打篮球的人与一踢足球的人对话一般。在这里,我想指的是文化之间的交流首先需要拥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或相似相同的领域,而非以A理解B,这样最终不仅会造成理解的错误,也因此隔断了进一步彼此学习和借鉴的可能。

当钱穆先生在日军飞机整日轰炸城市的艰苦环境下写出《国史大纲》的时候,他在前言中写道应“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们可以借用先生的这句话来说,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理解,然后对其同样需要有着这样的“温情与敬意”,然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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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作者(图片地址: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

钱穆先生为其《国史大纲》所写的序言谈的虽然是历史,但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适用,现录于下,以结束本文: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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