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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崩溃,还是自由主义的进化?(下)|微思客

王培 | 微思客撰稿人

642.jpg(图片来源:https://img3.doubanio.com/lpic/s29287103.jpg)
作者: [以] 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从智人到神人
原作名: 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译者: 林俊宏 
出版年: 2017


在我看来,赫拉利的论证存在两大方面的瑕疵。一方面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有偏误,另一方面他对算法性质的理解也有待商榷。

第一,赫拉利认为,个人主义假设了自我的单一本质,但自我并非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主体,而是由许多的不同算法组成的。

实际上,就某个方面而言,个人主义所假设的自我单一性是指物理上的单一性。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身体,而身体体现了自我在物理上的单一本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砍伤了另一个人的手臂,我们不会只是指责那个人砍伤了受害者的手臂,更不会说那个人只不过砍伤了受害者由许多不同算法组成的手臂,我们会进一步指责说,那个人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侵害了受害者这个单一的人,甚至还会建议受害者向侵害者寻求精神赔偿。这也是为什么自由主义会把人权视为是每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因,这种人权既包含了对身体的保护权,也包含了对精神的保护权。算法组合的多样性并不能否认身体的单一性和整体性。

不过,赫拉利所探讨的自我单一性更多是针对自我的意识层面。他认为,人的意识是由许多不同的算法组成的,并没有单一的内在声音或单一的自我。

其实,无论人的意识是否由算法构成,有一点是肯定的,意识层面的自我是一系列观念(我把欲望、情感、信念等意识内容统称为“观念”)的集合,而这些观念有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就个人而言,在任何一个意识瞬间,他都可能具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念;二是每个人的观念都会发生变化,因而构成观念的集合也会发生变化,故而意识层面的自我确实就如赫拉利所说,并非只有单一的内在声音。然而,得出这个结论可以完全与算法无关,而与意识活动本身的特点有关;三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观念也存在很大差异,甚至经常是彼此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观念集合的整体,意识层面的自我也具有单一性,每个人的观念集合都不会完全相同于另一个人的观念集合。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叙事,与它愿意承认并接纳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观念差异和冲突有关,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正是任何一个前自由主义时代所缺乏的优点。

总之,在自由主义看来,自我是由单一的身体和多样的观念共同构成的,自我仍具有单一性,算法并不能反驳这一点。

第二,赫拉利认为,个人主义假设真正的自我是完全自由的。

在这里,对于“完全自由”这个概念,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完全的自由,然而,每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由是有限制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如果“完全自由”是指“绝对自由”,显然,赫拉利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就错得离谱了。个人主义决不追求损人利己的自由,也决不会追求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自由,比如,要求别人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送给自己的自由。

在否认自我完全自由的时候,赫拉利指出,“构成人类的算法并不‘自由’,而是由基因和环境压力塑造”。在书中,赫拉利强调,自由主义者对自我的自由意志的理解只不过是一种认知幻觉,对自我的生命意义的理解只不过一种个人叙事。由此看来,赫拉利是一个决定论者。然而,自由意志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哲学命题,至今学界仍无定论。不同的人对于决定论的含义也有不同的理解。赫拉利所理解的决定论认为,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由基因和环境压力塑造,而它们都是算法的产物。宗教信徒所理解的决定论则认为,个人的观念和行为通通由上帝决定。当然,还有很多学者支持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并不冲突的相容论。

不管怎么说,自由意志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棘手的问题,本文无意对此展开深入讨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自由意志一定与自我意识有关。完全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否认自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并不符合日常经验和直觉。我们都有过这样的自我意识:当我想作恶的时候,有一种善的观念提醒我不能这么做,而我最终确实没有选择作恶。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还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难题:我们如何让违法犯罪的人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毕竟,他可以说他没有自由意志,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基因和环境决定的,或者是由上帝决定的。如果个人完全没有行为的自由,社会就没有正当的理由将过错归咎于个人,混乱的社会秩序将不可避免。

实际上,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否认基因和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但也决不会把这种影响夸大到决定论的程度,并且这些影响也并非总是负面的。自由主义者欣赏不同的个人禀赋对社会带来的价值,比如,我们感激博尔特优良的短跑基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们感激盖茨优良的智力基因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同时,自由主义者也警惕个人禀赋差异所带来的非正当的不平等。比如,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就坚决捍卫一种价值观:天生残疾的人不应该得不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富人不应该与穷人承当同等比例的税负。至于环境的影响,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承认环境会制约个人的行为选择,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个人在极端恶劣或危险的环境下仍应避免作恶,避免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同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已经证明,后天环境虽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巨大,但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选择,从负面转为正面。

第三,赫拉利认为,个人主义假设自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最了解自己,自己的选择永远是对的。

这显然又是赫拉利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误解。个人主义确实假设自我意识是个人一切观念和行为的根源,但它完全不等同于自我是绝对自私的、绝对封闭的、绝对没有价值观的。当自由主义的开创者霍布斯说,人类社会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所有行为都是为了生存的自保时,另一个开创者边沁站出来说,不是这样的,人类社会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当边沁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比任何一个通俗作家的作品更有品味和价值时,他的学生、也是自由主义者约翰·密尔站出来说,不是这样的,华兹华斯的诗歌一定比色情文学更有品味和价值。实际上,自由主义是一个包容性极强、内涵极为丰富、谱系极为广泛的思想体系。

诚然,自由主义没有建立一套绝对正确、穷尽一切的价值观,但这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完全没有价值观,或者说,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对的。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捍卫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尽管这些价值观的内涵也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但自由主义从来不会与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纠缠在一起。无论是传统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还是现代的女权主义、全球主义思想,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演变都建立在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之上。自由主义者决不会说,我有选择成为奴隶主的自由,也决不会说,我有歧视黑人的自由,并且这些选择还永远是对的。

当然,自由主义并没有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建立绝对的价值标准,这不仅是因为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道德两难和价值冲突,因而根本就难以做到绝对的标准统一,还因为自由主义相信,在个体的基本权利之外,在正当合理的法律法规之外,对个体施加不必要的行为负担,就将构成一种强制。虽然让社会或国家保持团结一致、步调一致几乎是人性中善良而美好的梦想,但自由主义者对于这种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梦想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非常警惕强调行为一致所带来的社会危险。当种族歧视无处不在时,自由主义者一定会发出抗议的声音。但当人们争论究竟是莎士比亚更有品味,还是琼瑶更有品味时,尽管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会有不同的观点,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决不会拿出一套现成的判断标准,强迫(无论是语言强迫还是武力强迫)某一方接受。

自由主义允许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审美品味,也允许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思想观念,这倒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偏好低级趣味或者完全没有价值判断,而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深刻认识到,人与人的观念存在差异,不是每个个体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样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对于一个只读过琼瑶,从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人来说,要他违心地承认莎士比亚作品的品味更高,就构成了一种意志的强制,而这种强制除了满足强迫者的控制欲之外,对于被强迫者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在广大自由主义者中,既有看琼瑶小说的,也有看莎士比亚戏剧的,既有懒散堕落的,也有自律向上的,这些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远非凭借意志强制或者社会强制所能统一。对于懒散堕落的自由主义者,他仍然可以选择一种开放的心智,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养成自律向上的行为习惯,同时,社会也应该为个体寻求积极向上的改变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基于自我选择永远是对的这一个人主义假设,并且基于算法比自我选择更明智,赫拉利推出了另一个结论:算法将否证个人主义假设,取代个人的选择,从而取代个人的权威,个人主义的大厦将就此坍塌。

这个结论要成立,还需要其他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算法将在所有方面超越人类,只有这样,算法才有可能完全替代个人的选择。显然,如果这个前提成立,人类确实就失去存在的必要和价值,甚至,人类将被机器人消灭。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算法能够准确预知未来。

假设我怀上了一个宝宝,在四个月的时候,B超显示宝宝只有一个肺。算法汇集了所有医学数据告诉我,一个肺的宝宝有95%的概率会非常健康地生活一辈子,而且我的宝宝只有一个肺不是因为我和配偶的基因有问题。因此,算法极力建议我留下宝宝。但我只有22岁,非常年轻,我不想面对5%的负面概率。这个时候,我仍有可能会选择放弃这个宝宝。在这种情况下,算法并没有主宰我的选择。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它与算法的预测能力无关,而与我的认知、品格和价值观有关。比如,算法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到我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虽然宝宝健康的概率高达95%,但鉴于我还很年轻,根据大数据显示,在我这个年龄,遇到类似情况的孕妇有90%都选择了放弃宝宝,因而建议我也放弃。但我认为宝宝健康的概率已经很高,我愿意承受风险,哪怕宝宝生下来不健康,我也会用最大的爱来照顾他,并且决不后悔。那么,我可能就会选择留下宝宝。在这种情况下,算法仍然没能主宰我的选择。

一方面,如果算法不能绝对准确预知未来,人类就仍然面临不确定性,也就仍有做出不同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不论算法发展到多先进的地步,如果我的认知和价值观与算法的认知和价值观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一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第二种建议),那么,本质上,算法的性质就与家用电脑类似,仍然是辅助人类决策和行为的一种工具,只不过这种工具远比现有的工具先进和聪明而已。

如果算法只是人类使用的一种工具,那它对自由主义的颠覆就不会像赫拉利宣称的那样彻底。甚至,工具的改进说不定还会对自由主义的进化产生积极作用。想想看,为什么朝鲜不准民众用手机,不准民众上网?若不是因为科技的进步,自由、平等、人权思想也决不会在几十年的时间影响到如此之多的国家和人口。人类三大难题若没有科学进步与自由主义社会的结合,想必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非凡成就。

如果算法更聪明,但又没有聪明到可以主宰人类,或者,即便算法能够全面超越人类,人类仍然能够用有效的技术手段或监管手段将算法控制在工具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大可以去想象,这样的算法将如何极大地提升人类的福祉。

在赫拉利的自由主义观中,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来探讨。他认为,算法的发展将加剧贫富悬殊,让社会资源进一步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而大多数人将失去对于社会的经济价值,这将使得崇尚平等的自由主义濒临崩溃。

的确,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赢者通吃成为新的商业规律。全球富豪榜前五十名,IT精英占了多数。然而,就通常情况而言,科技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并不会煽起仇富的情绪。相反,依靠制度不公而发财的官僚、金融精英和骗子才是民众不满的发泄对象。

在《与机器赛跑》一书中,作者认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技术进步太快,而民众知识更新太慢,这一结构性问题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在赫拉利看来,民众由于知识更新太慢,就会失去经济价值,而一旦个人没有了经济价值,自由主义社会就将解体。

显然,赫拉利将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错误地等同了起来,与此同时,也把人的价值与人的经济价值错误地等同了起来。在自由主义看来,人是最根本的,经济发展只是为人的幸福服务,而不是人的幸福的全部,经济价值也不是人的价值的全部。

自由主义所捍卫的价值观决不仅仅用某类人群的经济价值高低来评判取舍。自由主义者决不会因为奴隶的经济价值低于奴隶主,就不为奴隶的自由平等而奔走;也决不会因为捍卫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并不能带来经济利益,就不为同性恋者鼓与呼。如果认为人没有了经济价值,就没有了存在价值,也没有了人的尊严,可以弃之于不顾,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自由主义所要反对的。没有哪个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者会歧视残疾人,尽管残疾人的经济价值很低;也没有哪个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会反对科技精英们继续研发新的技术、生产更先进的产品,尽管科技精英们已经富可敌国。

要缩小贫富差距,不应该抑制科学发展,而应该减少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和弊端,同时,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帮助(非强迫地)民众改善知识结构,尽管这并非易事,也并非短期能见成效。

赫拉利曾经在《人类简史》中断定,相比物质贫乏的狩猎社会,物质更丰富的农业社会并没有使人类感到更幸福。当他提出这个观点时,他不仅考虑到了人的经济价值,还关心到人的精神价值。然而,到了《未来简史》,赫拉利却一味强调人的经济价值,忽视了人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和尊严。也许,他过于担忧科学进步对人类经济带来的威胁了!

643.jpg作者: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从动物到上帝
原作名: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译者: 林俊宏 
出版年: 2014-11

然而,赫拉利还可以设想另一种可能性:即便算法真的在所有领域都替代了人类的工作,人类也并非完全无所事事。马斯克不是正在研究如何让人类在火星上生活吗?如果开发外太空最终能成为真正的产业,相关的工作机会,也许会远超地球上已有的工作机会。不仅航天业会成为像航空业一样的庞大产业,外星球上的吃穿住行,几乎都面临全新的商业机遇。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帮助人类去探索和开拓这些机遇,而这些机遇的最大受益人仍然是人类。

赫拉利意识到了自由主义叙事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他不满于人文社科知识对自由主义的修修补补,试图想象算法能够颠覆自由主义。然而,正如本文所论证的,赫拉利的论证是不成功的。

第一,算法虽然可以给人类提供更丰富更明智的选择方案,但它本身并不能强迫人类接受它的方案。没有这种强迫,算法就仍然给个人的自由选择留有余地。这也意味着,人与人的观念和行为仍将存在差异,以个体观念和行为为根基、捍卫个体基本生存权利和选择权利的自由主义就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

第二,不管算法有多么聪明,它仍然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至于如何用好这种工具,人类可以从伦理和法律的角度加以审慎研究。用好了,算法将极大地造福人类;用不好,算法就像核武器,也可能摧毁人类。

第三,即便算法在所有方面都超越了人类,甚至具备了超越人类的意识能力,在那样一个人工智能世界,机器人可能还是有自我意识,这意味着,机器人的世界也不得不以机器人个体的生存和利益为根基,寻求与其他机器人和谐相处,确保机器人世界和平稳定。果真如此的话,机器人世界也难逃自由主义叙事。

第四,即便算法可以颠覆自由主义,赫拉利所提出的数据主义是否真的可以完全替代自由主义?数据主义可以在很多方面增进人类福祉,但人类社会还面临着文明上的冲突、宗教上的冲突、种族上的冲突、价值观上的冲突,这些问题数据主义能比自由主义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吗?对此,赫拉利语焉不详。

正如前文所说,自由主义根植于对个体权利和利益的捍卫,是一个包容性极强、内涵极丰富、谱系极广泛的思想体系。之所以我们很难设想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叙事,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脱离了以个体权利为出发点的社会叙事何以做到逻辑自洽。极权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失败既是事实上的失败,也是逻辑上的失败。它们都试图把民族、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作为优先考虑,其必然结果就是,把很多不必要的行为负担强加于了个体,从而违背了人性规律。

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我意识,只要人类社会一直存在,或许,自由主义叙事就跟进化论一样,都是一种元叙事,我们只能在元叙事的框架内试图把各种子故事讲得更好。这既需要我们进一步增进人文社科知识,又需要我们最大程度地利用科学发展的成果。

然而,又或许,那些把自由主义看成是元叙事的人,只不过是太缺乏想象力而已。我想,赫拉利心里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点击阅读上集《自由主义的崩溃,还是自由主义的进化?(上)

编辑:蓝敏菁、林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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