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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统令遇见中间禁令——联邦地区法院特朗普移民禁令案评析|微思客

编者按:

本文首发于中法评(微信号:chinalawreview)。
从特朗普总统的推特中可以知道的是,他可能没有将司法系统看作是权力分立的一个独立分支,而错将其看作是违反他命令的某个下属,才会在法院作出裁决之后,愤怒的将Robart法官称为“所谓的(so-called)”法官。他大概真的不了解司法的力量,也更加不会理解阻挠他的不过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的一个条款,法官只是做了一件诉讼中的平常事。

李曼 |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于上月签署了暂禁难民和7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的命令。总统令一经签署即生效,立刻产生相关入境旅客受阻、未登机旅客无法登机等直接效果。毫无疑问,在移民大国美国,这样的总统令会激起排山倒海的反对,其中当然就包括提起诉讼争取权利。

当地时间2017年2月3日,在华盛顿西部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诉特朗普总统等一案中,联邦法官James Robart发出了“震惊”白宫高层的临时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TRO):在全国范围内暂时禁止被告的政府官员、律师、代理人、雇员以及其他所有一切相关的人适用总统令中的第3(c)(90天7国禁入条款)、5(a)(120天难民计划中止条款、难民准入筛选条款)、5(b)(按宗教犯罪对难民申请排序条款)、5(c)(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入境条款)、5(e)(个案审查难民准入条款)部分。

白宫方面以司法部为代表,立即于次日向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推翻联邦地区法院的临时限制令、恢复总统令的执行,同时提起就临时行政性暂停执行(immediate administrative stay)的紧急申请(emergency motion),但是,上诉法院当天就驳回了该申请。至此,特朗普总统的团队就必须要暂停该总统令的施行,等待临时限制令的上诉结果了。

究竟在诉讼中发生了什么能够让总统先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被迫按下新官热情?
法院发出的临时限制令究竟是怎样的命令?
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何以发出覆盖全国的命令?
这样的命令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及其依据如何?

在第九巡回法院官方网站上所公开的文书显示,发出这一命令的程序法依据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5条——该条规定的是中间禁令,系指在案件得到最终解决之前、案情还具有不确定性时,为减轻原告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而给予的临时救济,[1]是衡平救济的一种。

中间禁令的种类包括第65(a)条规定的预备禁止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PI)和第65(b)条规定的临时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TRO),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突破美国程序法中至关重要的正当程序,仅凭单方行为及无通知的情况下发出,同时,只有满足特定标准才能被上诉。[2]本案所适用的就是临时限制令。

鉴于该案仍在上诉之中,那么最终的上诉结果取决于对初审法院发出临时限制令的司法判断和法律评价,因此,作为一枚程序法学人,与其未卜先知地预测上诉结果,勿宁回到临时限制令制度本身,仔细观察双方当事人争辩的理由和初审法院的判断依据,从司法和裁判技术的角度分析这一具有重大国际政治意义的法院命令。

一、申请移民禁令临时限制令的理由是否成立

这里最先要关注的是临时限制令的法律要件,这也是本案审理和裁判书中主要探讨的内容。2017年2月3日,华盛顿西部联邦地区法院举行了针对该案临时限制令申请的听证。本文所引用的辩论资料就是来自于听证的法庭笔录。听证中双方律师出庭,联邦法官James Robart审理了此案。

听证的时长为一个小时,基本属于正常的、涉及重要案件的临时限制令听证时长。听证主要环节是原告和被告陈述,随后是原告回应被告,最后是法官总结并宣布裁决。前两个环节期间,法官会随时向双方提出问题,但也会留给他们不被打断发言的机会。

听证过程就是法官完成自由裁量的过程,法官对案件所持的观点、倾向会渐渐从提问中显露出来,直至形成最后确定的结果。临时限制令要转为预备禁令需要再次听证。

临时限制令是否成立要根据中间禁令的标准判断。由于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宣告总统令的部分内容无效并禁止这些内容的实施,因此属于违宪审查案件。但囿于专业所限,本文没有置讨论重点于法令是否违宪,而是在裁决书中所提到的第65条的语境下进行探讨。但由于违宪审查可能是标准要素之一胜诉可能性的重要判断依据,笔者会尝试以呈现听证现场的方式让专业人士及其他读者作出判断。

从第65条的条文看,除(b)款中“……原告将遭到直接的不可弥补的权利侵害、损失或损害……”外,[3]该条款中没有详细的标准。总结美国法实践和理论,中间禁令以衡平精神为指导原则,以“固定要素—灵活模式”为衡量思路:固定体现在要素的数量和大概定义上,为法官裁量提供方向,能够总结的固定要素即为下文所提及的四个要素;灵活体现在要素的证明程度和相互作用模式上,为衡平提供平台。

标准要素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成立是当事人的辩论焦点,双方在初审和上诉时会围绕相关问题以引用判例和解释判例等方式阐明己方观点、反驳对方观点。在本案的联邦地区法院听证资料和被告向上诉法院提起的紧急申请文书中,可以对照的标准要素构成部分包括当事人资格、总统权力的正当性、总统令目的的正当性、总统令的合宪性、禁令范围的正当性等。

显然,除了原告在对上诉法院的答复中所提及的本案临时限制令是否可以上诉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会作为本案最重要问题一直被辩论下去。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标准要素不一定是当事人提出之后再由法官评估,法官可以凭借自由裁量在案件中寻找要素、形成观点。

(一)本案中的标准要素

第一是不可弥补的损害(irreparable injury),是指原告必须向法院证明若不发出中间禁令会导致原告的损害无法在法院审理完实体请求后获得有效补救,需要根据个案判断,其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损害必须是真实的、有威胁的;损害具有紧迫性,实体判决即使胜诉也无法阻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4]如果能够在损害发生之前完成审理、可以用金钱或其他救济形式弥补原告可能或正在遭受的损害,法院就不必发出中间禁令,[5]即“无足够法律救济,衡平方得使用”。[6]

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损害来自于州政府所代表的公民、大学,大学的学生、员工等不能回到美国继续学业和工作,这对他们来说是直接的、即时的损害。同时,居住于外州的、因本总统令无法入境的人会对本州的商业、税收、交通等造成影响。法官还认为华盛顿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属于州政府,这些机构的损失是州政府的损失。这些损失不是被告所主张的信誉损失,而是真正的金钱损失,例如无法入境的学生无法缴纳学费,州政府就间接地损失了财政收入。[7]

第二是胜诉可能性(possibility of success on the merits),是指主张能够成立的可能程度。从判例中可以总结胜诉可能性的一般要求。首先是不要求和获得最终救济一样的程度,“没有必要让申请方证明案件一定胜诉,仅仅证明到能保持案件现状就可以了。”[8]其次是“为了能够达到衡平目的,中间禁令标准中的要素要灵活处理,因此胜诉可能性应当与其他要素结合评价。”[9]

美国的违宪审查案件附带于普通民事诉讼之中。法院司法审查的权力只限于对宪法与法律意义上具备“可审查性”的案件,法院只能对有“具体争议”的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案件必须具有确定的原告和被告,原告具备诉讼资格并遭受现存的实际与法律损害,而且法院决定具有法律约束力。[10]本案原告将该问题分成了几个层次进行论证,被告的观点虽然没有精确按照本顺序,但可以和法官意见一同观之以求更加清晰的意见形成过程:

1、本总统令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中禁止联邦政府违反平等保护的规定(equal protection),“……所有国民要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美国诉讼中,因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依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对州政府提起诉讼依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以本案所称的违反平等保护是指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判例法中有许多关于行政命令的审查违宪的案件。法官审理这些案件时要考量法令真正的意图。[11]

虽然没有提到“伊斯兰”或者“穆斯林”的字眼,但本总统令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宗教歧视色彩。[12]同时,本总统令不能实现“为了保护国土安全”的意图,例如不予入境的穆斯林和已经成为永久居民的穆斯林是否均属于对国土安全的威胁,在白宫一周内近五次的态度反复中并没有准确的答案。针对此点,被告回应本总统令是按照国别而不是按照宗教区分的,没有原告所主张的宗教歧视,[13]对难民政策的排序修改也将会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进行。法官却认为这样的条款更加会树立宗教倾向。

2、本总统令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未经正当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如果总统令生效的话,已经入境并在美国境内有稳定工作和生活的人将在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下失去了再次入境的机会。被告认为正当程序条款仅适用于公民,要讨论该问题应首先要讨论原告是否适格(standing)。原告认为州政府作为州的所有者和公民的代表,在公民利益受到足够的损害时是提起诉讼的适格当事人。[14]

同时,本总统令的施行让华盛顿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以及其他在华盛顿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遭受损害的事实也赋予了州政府提起有关正当程序诉讼的资格。被告提出从判例法中可知,由于该总统令没有对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造成“地域主权”(territorial sovereignty)的实质损害,因此原告没有以州政府的身份代表公民适用正当程序条款的权利。但法官显然更赞同原告的思路,认为如果按照被告的意思,只要没有对州领土造成实质的损害,联邦政府就可以对州公民为所欲为。[15]

3、本总统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政教分离条款(establishment clause),“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本总统令的做法恰恰表达了一种针对特定宗教信仰的倾向。被告认为这需要等到总统令所规定的120天之后,甚至的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评估是否产生了违反该条款的效果。[16]

4、总统令背离了《移民与国籍法》的初衷。《移民与国籍法》第202(a)(1)(A)规定了在申请移民签证的过程中“不因种族、性别、国籍、出生地、居住地而受到优待或歧视”。本总统令中有国别歧视。[17]法官认为本总统令的范围过大,怀疑总统的权力是否受到了必要的限制。[18]被告认为《移民与国籍法》的第202(f)恰恰赋予了总统“在他认为某些入境者或者入境团体对国家安全有威胁时采取必要的行动”的权力。[19]

5、总统令第3款的出发点不合理。被告称第3款的出发点不仅是911事件,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将来不受恐怖袭击。况且,国会针对名单上的一些国家也有立法。这些国家都是恐怖袭击高发地区。但法官直接说明了911事件后来自那些国家的人没有在美国本土发动过恐怖袭击。被告认为法官无权审查总统令的意图,这是行政事项。但法官认为他没有在审查总统令的意图,而是在评估该总统令是否合理。

第三是困难权衡(balance of hardship),是指中间禁令所预防的损害和其所引发的损害之权衡,如果发出禁令对被告造成的损害小于不发出禁令对原告造成的损害,就可以发出禁令,反之则不发出。[20]本案中被告提出总统的行政权力不可动摇,因此困难权衡应该倾向于被告。法官对此没有过多论述,但从案件总体看,法官发问和思考的重点是如何保护州利益和移民利益。

第四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指中间禁令是否会影响公共利益。从判例法观察,公共利益的考量应是被申请行为的辐射范围和其所影响的权利性质。在两种考量点都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根据同一案情可能出现对同一公共利益的不同定义,或者出现针对同一当事人的多重公共利益。[21]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就公共利益辩论太多的内容。

从案件的性质和案情分析,本案中不管是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的公民利益,还是大学、研究机构等的组织利益,抑或是国家安全利益,都可以成为辩论对象。一旦展开辩论就会出现上文中所讲的多重公共利益。出现这样的局面后就要取决于法官对公共利益的排序了。本案中的法官似乎更加倾向于保护州利益和移民利益。

(二)判断临时禁止令的的标准模式和本案上诉法院的政策倾向

作为衡平事宜,中间禁令标准的实践并不统一。总的来说联邦巡回法院的衡量模式可以根据要素的数量不同以及要素间的作用模式而分为不同的种类。临时限制令、预备禁令、上诉审查都会按照巡回区内相应的标准判断。有经验的律师在案件准备和听证时会按照本司法辖区的标准模式整理。本案中的原告律师就是先提出了胜诉可能性要素,而后逐渐展开其他要素和标准模式。

在分析直接适用于本案的标准模式之前,这里先简要介绍下美国法下的整体状况。

从大致分类来看,有从衡平救济本质去看待中间禁令的法院,例如第七巡回法院,在标准的把握上最为灵活,被称为浮动标准。原告在证明具有一定的胜诉可能性、法律没有足够的救济、不可弥补的损害之后,法院要继续衡量困难权衡和公共利益。[22]

认为中间禁令是一种非常状态下才能适用的救济的法院对标准的要求往往特别严格,[23]例如适用要素方法的法院第五、第十一和联邦巡回法院,只有在四个因素全部得到证明后,才能发出中间禁令。

权衡方法也是四个要素,比权衡方法更加灵活,可以再划分为四个要素之间能够相互补充的一类模式和用其中的某两、三个要素当做先决要素的一类模式,包括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和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

同时,仅使用部分要素所构成的模式的法院,例如第二巡回法院的“三要素”模式:a.必须证明的要素是不可弥补的损害;b.或者证明胜诉的可能性,或者证明诉讼有价值审理;c.困难权衡十分倾向原告。

本案中的第九巡回法院所适用的是要素数量最少的“两要素”模式:a.申请方要综合证明胜诉可能性以及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b.证明审理的必要(serious questions are raised)以及发出禁令的困难权衡倾向于原告。“两”指的是一种选择合并关系,即满足a、b任何一条所包括的两个条件即可。

本案中,作为比预备禁令更加紧急的临时限制令来讲,在适用b标准时还要对不可弥补的损害和公共利益有一定的考察。[24]

从上文对要素的归纳可以判断,关于审理的必要性,原告和法官在重要问题上几乎达成了一致,例如适格、是否违反平等保护条款、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原告不仅仅证明了审理的必要,甚至证明了很高的胜诉可能性。

关于困难权衡,虽然被告强调总统的行政权应该得到重视,困难权衡要倾向于被告,但从法官的态度以及最后的结果来看,法官在没有质疑总统的行政权的前提下着实肯定了本总统令的所带来的危害,这样的“行政权”显然不是法官要维护的利益。

关于不可弥补的损害,法官认为本案中州政府所代表的公民、大学中的学生、员工不能回到美国继续学业和工作,对他们来说是直接的、即时的损害,华盛顿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损失是州政府的金钱损失。

从听证过程可以感受到,法官对本案总统令的正当性以及总统令所产生的国际影响都表示了质疑,说明了他认为该总统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具有商榷空间,该总统令所保护的利益是否为正常语境下的国家利益尚待讨论。而州和州公民的利益,移民法律的统一性等都是需要重视的公共利益。因此,充足的(审理的必要性+困难权衡倾向于原告)+一定程度的(不可弥补的损害+公共利益),b标准得到满足。

二、“全国范围”的中间禁令是否正当

本案中让理论界聚焦的一个问题不是临时限制令是否应当发出,而是其效力范围。裁决中十分亮眼的地方是“本临时限制令在全国范围内生效”。[25]原告的理由是“现在已经有两个州提起了针对该总统令的起诉,世界各地都有要来这两个州的人,全国性的禁令是恰当的”,法院的理由是“如果仅在部分范围内禁止总统令,会影响移民法律适用的统一性”。[26]两个理由简单明了。但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是否有权发出全国范围内的禁令的论证远远更加复杂。

普通法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司法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根植于法律体系中的思维传统,经验主义对英国和美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法官的中心地位十分突出。

在此基础上,衡平法更加强调法官作用。衡平法对法官的依赖成就了衡平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法官则在衡平的平台上诠释了极致的灵活。作为对衡平原则一以贯之的中间禁令,不是简单的以完成“诉讼结果被赋予正当性”的目的,也更加是在思考诉讼是否能真正给予保护。自由裁量在“公平正义”的引领下,成为裁决形成的重要力量。

从对中间禁令的相关判例和立法的观察中可以感觉到,法官的自由裁量得到了“异乎寻常”的保障,能够称之为“限制”的规定寥寥无几。来自于民事诉讼体系内部的除了管辖、申请等环节规定,关于中间禁令的专门规定将重心放在了程序保障环节上。

例如第65(a)(1):“法院只有在通知对方的情况下才能发出预备禁令”,第三巡回法院、[27]第六巡回法院、[28]联邦巡回法院[29]所规定的强制性听证。为了让被告不因禁令的明确性、具体性不足而“被迫”违反禁令,第65条(d)规定“每个中间禁令都必须明确说明其发出理由、内容,对具体行为进行描述”。由于中间禁令适用的是对人管辖权,只有经过传票送达或者被告本人服从管辖时裁决才能生效,因此对人的规定在判例和第65条中也是重点内容。[30]

关于救济程度、自由裁量范围的要求,判例法出现过相关表述。但这些看似是在“限制”自由裁量的先例却给自由裁量打“活结”:“在行使衡平权力时,只要联邦法院认为行为在现在、将来有可能是违法的,就对是否限制行为有广阔的裁量权”;[31]“现实世界的无限变化让衡平法院对中间禁令有十分可观的自由裁量权,只要这种裁量依据了衡平法原则所规定的方向”;[32]“根据案情形成何种禁令是地区法院法官自由裁量事宜”;[33]“禁令的范围应该限于给原告提供足够救济”。[34]

不难发现这些“限制”所触及到的部分是关于“裁判如何形成”的,而不是关于“形成怎样的裁判”的。虽然“裁判如何形成”一定会对“形成怎样的裁判”产生影响,例如是否经过听证一般情况下会影响到法官对标准是否满足的认定,但“形成怎样的裁判”却在众多规则中依然有自由的空间,在形成何种救济的问题上,法官可以自由裁量。恰如本案中的情形,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35]当事人提出了申请,法院举行了听证,听证程序合法。那么接下来法官要形成怎样的裁决结果就是“限制”之外的事了。

同时,从联邦法院系统的统一性来说,联邦地区法院作为联邦法院的构成部分,理论上应该有权力维护联邦利益,保证救济的完整性、全面性。说得再简单一点,只要符合现有立法、满足案情需要、理由说得通,裁决结果就有资格存在。因此,本案中的临时限制令在全国范围生效在正当性上应无疑义。

三、“全国范围”的中间禁令是否可行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对此类范围广泛的中间禁令的理论评估。用“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来形容衡平法十分恰当。

现代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中,所有法官都是衡平法历史意义上的大法官,每个地区法院的法官对事实的意见都要得到高度的尊重。随着自由裁量主体数量的增多,自由裁量的结果必然增多。

久而久之,法官、巡回区的裁判倾向可以人为把握,导致现在所能预见的问题之一就是法院挑选(forum shopping)。就全国禁令的案件而言,第五巡回法院和本案正在面对的第九巡回法院在倾向维持禁令方面已经积累了业界口碑。

比如在United States v. Texas案中,得克萨斯州和其他多个州起诉了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方案。联邦地区法院认为该方案违反了《行政程序法》,并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暂时停止方案的预备禁令。第五巡回法院就维持了这一命令。在Earth Island Institute v. Pengilly案中,原告针对布什总统的《林务规章》提起了诉讼。加州联邦地区法院认为该规章无效,发出了全国范围内的禁令。第九巡回法院不仅维持了这一禁令,而且还表示“法院在发现政府行为违法时必须中止这些行为”。[36]

在关于法院挑选的论述中,有诉讼策略和诉讼武器两种定性观点。不管哪种观点更加正确,以美国复杂的诉讼体系,已经发展出完备的律师服务系统的美国诉讼不会置当事人利益于不顾。

因此,法院挑选与全国性禁令的关系可能仅是前者成为后者的又一诱因。当全国性禁令真正成为判决或者命令内容时,民事诉讼理论内部的问题才会真正显现。

在笔者与美国学界前辈就本案进行请教时,教授们也关注了很多司法技术上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首先,一个全国性禁令的效果是否会等同于集团诉讼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集团诉讼也是从衡平法院的实践发展而来,并且落实在著名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对于群体的保护是该条的主要特点,法条中对群体的定义、代表人的选任、集团诉讼类型、对群体成员的通知、和解、上诉、律师选任等主要内容旨在让群体构成人员得到清晰的通知、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意见、获得公平公正的保护。而在本案涉及的法律争议中,没有按照群体诉讼程序所提出的全国范围内的诉讼请求,却实质上使全国都在禁令的效力之下。

那么,没有获得第23条保护的非当事人是否应该承受这种效力?
如果说禁令没有对非当事人产生影响或者产生了良性影响,那么可以置之不谈,但如果禁令实际上对某部分群体产生了非良性影响又应当如何处理?
另外值得考虑的是,即使禁令对非当事人产生的影响均为良性影响,但非当事人在被告违反禁令时该如何申请执行该判决?
原告可以凭借裁判文书申请法院执行藐视法庭,但非当事人应当凭借什么作出该项申请?

这样的问题可能将“全国性”禁令置于“可以作出”但“无法执行”的境地。


[1] Stephen C. Yeazell, Civil Procedure, Aspen Publishers, 2004, p.312.
[2]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5(a)、(b)条。
[3]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5(b)条。
[4]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Personnel v. Radio Corp. of America, 183 F. Supp. 834, 839 (D.N.J. 1960).
[5] Falter v. Veterans Admin., 632 F. Supp. 196, 201 (D.N.J. 1986).
[6] John Leubsdorf, Standard for Preliminary Injunction, 91 Harvard Law Review 525,547(1978).
[7]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24.
[8] Bath Industries, Inc. v. Blot, 427 F.2d 97,111 (7th Cir. Wis. 1970).
[9] Metropolitan Detroit Plumbing & Mechanical Contractors Asso. v.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 Welfare, 418 F. Supp. 585,586(E.D. Mich. 1976).
[10]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11]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p.8-9.
[12]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6.
[13]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29.
[14]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8.
[15]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 pp.35-36.
[16]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1.
[17]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19.
[18]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27.
[19]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27.
[20] United States v. Miller, 395 F. Supp. 2d 875 ,880(D.N.D. 2005); Mont. Prof’l Sports, LLC v. Leisure Sports Mgmt., 422 F. Supp. 2d 1271,1282 (M.D. Fla. 2006); Miller v. City of Cincinnati, 622 F.3d 524,533 (6th Cir. Ohio 2010); Dist. Council 1707, AFSCME v. N.Y. Ass’n for New Ams., Inc., 2003 U.S. Dist. LEXIS 21763 10(S.D.N.Y. Dec. 3, 2003).
[21] Winter v. Natural Res. Def. Council, Inc., 129 S Ct. 365, 374-376 ( 2008 ).
[22] Foodcomm Int’l v. Barry, 328 F.3d 300,303(7th Cir. Ill. 2003).
[23] Horton v. City of St. Augustine 272 F.3d 1318 (11th Cir. 2001).
[24] All. for the Wild Rockies v. Cottrell, 632 F.3d 1127, 1135(9th Cir.2011).
[25]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3/17-141_TRO_order.pdf,p.6.
[26]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3/17-141_TRO_order.pdf.p.6
[27] Sims v. Greene, 161 F.2d 87,88(3d Cir. Pa. 1947).
[28] SEC v. G. Weeks Secur., Inc., 678 F.2d 649,651(6th Cir. Tenn. 1982).
[29] Digital Equip. Corp. v. Emulex Corp., 805 F.2d 380,383(Fed. Cir. 1986).
[30] Wilgus v. Peterson, 335 F. Supp. 1385,1389(D. Del. 1972).
[31] Zenith Radio Corp. v. Hazeltine Research, 395 U.S. 100,132 (U.S. 1969).
[32] Tanner Motor Livery, Ltd. v. Avis, Inc., 316 F.2d 804,809 (9th Cir. Cal. 1963).
[33] J. M. Fields, Inc. v. Kroger Co., 330 F.2d 686 ,687(5th Cir. Ga. 1964).
[34] Old Charter Distillery Co. v. Cont’l Distilling Corp., 174 F. Supp. 312,330 (D. Del. 1959).
[35] http://cdn.ca9.uscourts.gov/datastore/general/2017/02/04/17-35105%20motion.pdf,p.46.
[36] Earth Island Inst. v. Ruthenbeck, 490 F.3d 687, 699 (9th Cir. 2007).

编辑: 杨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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