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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微思客读书会

编者按:
二零一六年的最后一个月,微思客读书会项目正式启动,三十位读者朋友和微思客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啃下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大家在阅读、打卡、线上交流的过程中迸发出不少思维的火花,几位特别活跃的读者朋友还成文记录下了自己阅读讨论中的思考,我们特地制作了这期推送与大家分享本期读书会的一些小小成果,本文系本期读书会领读人Holly的读书报告。
(预告:读书会会员精彩的报告将于明天开始推送,敬请期待。)

Holly | 微思客编辑

作为一个“民主观察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开篇不久便坦言:“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1]

“废除旧的社会结构”,正是这一点,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也使其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变革。那么,18世纪的这一恐怖的“暴力革命”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并非一蹴而就,也绝不是革命者一时的“心血来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

“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2]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政体到处濒临崩溃,法国各种封建权力和社会关系的松动程度远甚于其他国家,此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王权”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产生了。

“它与中世纪王权毫无共同之处,它拥有另一些特权,占有另一个地位,带有另一种精神,激发另一些感情;这便是国家行政机构,它建立在地方权力废墟之上,向四面延伸;这便是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官吏等级制度。”[3]

这种王权借助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并对社会权力结构进行重组,托克维尔从中窥见的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膨胀以及王权演变为集权的危险。他通过分析总监、总督、总督代理和御前会议的职能后发现:御前会议相当于国家的头脑,负责制定各项应用于国家的条例,总监、总督、总督代理则负责将这些决策加以执行,这一整套系统犹如一张大网将权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末梢,以国王为顶端,自上而下地控制住整个社会,行政集权所带来的,是地方自制的萎缩。在中央集权的控制下,首都膨胀,地方坍塌,巴黎成了整个法国的心脏,一切指令由此发出,地方自制丧失的同时,其独立意志也慢慢衰退,政府将其置于自己的监视管理范围内,旧的公共生活的痕迹逐渐被抹去……

封建时代地方的领主享有自治权,他们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对其领地内的臣民履行照料的义务,农民与土地、领主与臣民之间都存在一种超乎“占有”之上的纽带般的联系,这种“统治”,不是革命历史叙述中的“压迫”,而是不同阶级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合作。而在集权政府的掌控下,地方领主的权力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委派的领取薪金的地方官吏,他们通常只对政府负责,因为缺乏与土地、农民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很难真正对地方的利益感同身受,他们关心的是自己上级的指令,是中央集权的顶端,托克维尔称这种病态的现象为“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4]。

贵族的权力被架空,但其并未丧失特权,土地已经不再能够使其获得足够的收益,他们中的一部分纷纷向首都奔去,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留在地方的小贵族,对农民不再有切身的同情,相反,他们琢磨的是如何从农民身上攫取最大利益。最可悲的莫过于农民,他们失去了贵族的照料,却仍需向其缴纳粮食,他们被从国民中淘汰下来,亦不具备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仿佛被整个社会扔在一边,其他阶层小心翼翼地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样,农民成了被孤立的对象,但是被孤立的,又不仅仅是农民。托克维尔认为:当地方自制遭到破坏,人们不再去关心故土而转而涌向权力的中心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便被置于一种孤立的状态之中,他们对乡土感到漠然甚至厌弃,对过去的种种茫然不知,以为自己生来便活在利益的追逐之中,情感无处寄托,内心被欲望所填充,空洞而又焦急地无所适从……当社会中的人处于这样一种“原子化”的状态中,他们之间也就不知不觉地形成一道道沟壑,彼此相互疏离,慢慢形成封闭的自我,这样的个体心中往往除了对自己的爱,再难产生其他的情愫,正因为太爱自己了,他们很容易对其他个体产生强烈的嫉妒,进而转化为仇恨,而此种仇恨一经煽动,便会燃起熊熊烈火,爆发出令人生畏的“激情”,产生惊人的破坏力。

在社会不断被割裂的同时,人们也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当人们甘愿屈从于权力、只顾追逐权力、各自过着冷漠而麻木的生活时,他们便丧失了个体的丰富性,集权对人的心灵产生戕害,抹平棱角,使一切变得归顺,人们之间的行为、情感、欲望都在不断地趋近于相似,个性不再得到重视,人性也在不知不觉间泯灭。

当然,集权本身乐于见到这种局面,他们甚至希望无须自己出马,人与人之间就自动地远离,这种原子式的个体极易驯服。然而,托克维尔发现:统治者的短视之处在于,他们只注重眼前的臣民是否易于统治,而不去关心社会长期割裂所带来的恶果。“六十年前,当使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接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虽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5]社会的割裂与同质加深与巩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仇恨,人们渐渐觉得差异本身不可忍受,渴望能够碾平一切的统一:“他们每一个人坚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是因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但是,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们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6]而革命,无疑是实现这种病态平等的最快捷最高效的方法。

当时的法国民众天真地以为:只要将一切旧的框架打碎,重新来过,人与人之间再无高低之分,便可构筑一个以“平等”为基石的乌托邦。他们未曾想到,推动此种“理想”的观念何其强大,而这种强大,是以暴戾为根基的,人与人之间割裂的状态培育麻木与冷漠,而冷漠则是暴戾生长的天然土壤,人民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的“激情“会将他们带往何处:“依靠人民的激情实现的革命,一般说来都是人们渴望的事情,而不是实现计划好的事情。吹嘘事先有密谋,那只是想由此得到好处。革命是由人民的精神的一种通病自发地产生的,这种通病突然在谁也不能预料的意外状况下把事态引向危机;至于所谓的这些革命策划者或指导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策划,什么也没有指导。他们的唯一功劳,是发现了大部分未知陆地的冒险家的那种功劳。也就是说,风推你前进多少,你才敢于前进多少。”[7]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常听人慨叹:当时的统治者难道不知道他们这么做的潜在危险吗?他们为什么不有所察觉或有所防范?有趣之处恰在于此,托克维尔发现:革命并非爆发于最黑暗的时代,而恰恰相反,它通常发生在压迫开始减轻,甚至走向开明的时刻。更有趣的是:恰恰是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与复仇的火焰。或许,可以用鲁迅先生那个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来解释托克维尔的洞见:一个铁屋子,若无窗户,黑暗便无所谓黑暗,但倘若开了窗,情况便会发生改变,见过光明的人很难再甘于忍受黑暗,光的存在反而让黑暗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即“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有其他流弊的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加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8]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日益膨胀,政府不断将这种欲望之火点燃,而其本身的存在又成为逐利者的障碍,人们便在欲望和愤怒中饱受煎熬,逐渐变得不可忍受,终于,在隐约看到曙光的时候选择砸碎一切。

托克维尔笔下,从旧制度到大革命正好是一个关于“利维坦情结”的故事:旧制度下的专横权力剥夺了人民互相照料的能力,使人民陷入深深的不安,人民憎恨特权,也憎恨特权者,独独对权力本身心存依恋,当统治者被拉下王位,人民继续将抽象的“人民”送上王位,庆幸自己获得了解放,然后,心甘情愿地受其奴役。于我而言,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阅读体验,《旧制度与大革命》原是一本法语旧书,但却无时无刻不投下现实的影子,或许恰如托克维尔所说:“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9]

参考资料: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49页。
[2] 同上,49页。
[3] 同上,58页。
[4] 同上,161页。
[5] 同上,148页。
[6] 同上,137页。
[7] 同上,62页。
[8] 同上,215-216页。
[9] 同上,106页。

编辑:H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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