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人文主义者:纪念齐格蒙特·鲍曼丨微思客

编者按: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自身经历的影响下开始了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详实而深入的研究,并揭露出存在其中的陷阱与雷区,和由此而导致的巨大悲剧;鲍曼晚年反复提醒人们不要遗忘历史,并且在这个“液态世界”中能保持住自己,而不会随波逐流,重蹈历史覆辙……

陶力行丨自由撰稿人、冰川思想库编辑

640.jpg齐格蒙特.鲍曼

“能说的都是说得清楚的,说不清楚,那就闭嘴。”

当我们说一名学者是人文主义学者的时候,通常会说这名学者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体验,对于人性的优缺点有着敏锐的洞察,以及对大时代下的个体命运有着深切的关照。正因为此,人文主义学者往往会显露出某种“生命的悲剧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称为人文主义学者。

齐格蒙特·鲍曼,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于2017年1月9日辞世。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时代命题将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

与发型上相似的叔本华一样,齐格蒙特·鲍曼也对自身所处的时代充满着各种不信任。在他眼里,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严格的官僚体系,它在鼓励人的原子化倾向。而鲍曼终身思考的是,怎样才能抵抗住这样的原子化倾向?

原子化的个人只会理性地考虑自己,计算自己的所得。当个体被嵌入现代社会的体系后,就会进入无止境的异化阶段,最终沦为一颗毫无知觉的螺丝钉。在生活场景中丧失思考能力的个体只能从事消极的服从工作。除了履行某些必要的功能,人变得一无是处。

在自己的作品里,鲍曼就对这样一种人之存在状态表达了持久的焦虑。

当然,鲍曼的焦虑感来源非常复杂,这与他作为犹太裔波兰人的经历有关。

犹太人,天生就背负着被排挤的命运。犹太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就曾称自己是“三重身份的流亡者”:在德意志我是波西米亚人,在波西米亚我是日耳曼人,在全世界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从来没有家,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落地为家。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没有“根”的表现,没有根就没有意义。犹太人没有根,所以犹太人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不该存在,所以犹太人亟待被销毁。

即便是到1948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都立国之后,这个民族依旧摆脱不了其命运的抗争性。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从未消停过。仅有的几次和谈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和谈者惨遭暗杀的下场。或许,只有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施密特式的第一命题进行确认才能延续一个民族的生命。

同时,波兰人的身份也注定了鲍曼必须面对颠沛流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虽身处德国与苏联之间,但是德苏两国都没把波兰当作一回事。在两个列强的眼里,波兰不过是块鱼肉,还可以作为各自保护屏障或缓冲地带。德苏两国暗自签订秘密协议,瓜分波兰。1939年9月1日,德国空袭波兰城镇维隆,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波兰人民坚持抗战,军队骁勇,但是不足一月,华沙就被德军攻占。为了躲避德军,鲍曼全家迁往苏联。

在另一面,斯大林也派兵入侵波兰。次年春,贝利亚经斯大林批准,命由其掌管的苏联秘密警察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对波兰军官、知识分子等实施了有组织的大屠杀。这一惨案的历史经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解密公开。1943年,才18岁的鲍曼就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不知身处历史幽暗地带的鲍曼会作何感想?我不敢猜,也无法猜,因为我不曾体验。

643.jpg2007年波兰大导演安杰伊.瓦伊达拍摄电影《卡廷惨案》,展现这一真实惨案。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一系列经历都会让鲍曼意识到时代潮流的不可抗拒性,以及在浪潮面前,个人会必然暴露出来的脆弱性。但即便如此,鲍曼依旧在一生中保持着极度的克制与审慎。

1945年,鲍曼被授予十字勋章并荣升为上校军衔,但是在1950年代却因对父亲的犹太复国主义不满,被撤销了职务。他不愿意受情绪而动,不愿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选择所谓的犹太立场。鲍曼思考人的处境,但他不愿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善恶之争、对错之分,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

他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我们所遭受的乃是现代社会所赋予我们的命运。

在他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作品《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就贯穿了这样一种认识。

毋庸置疑,大屠杀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至恶。然而,不同于过去的大屠杀,纳粹的大屠杀作为一项系统化的工程,其实现必须经历一个从设计到布局至最终执行这样一个连续过程。这样的系统性工程,绝非靠几个邪恶之人商量一下、谋划一下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一个理性的顶层规划。

644.jpg纳粹集中营中穿条形睡衣的孩子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鲍曼看来,这里的理性就是现代社会所确立的核心价值,而这种理性机制也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理性机制下,大屠杀一旦被启动,那么整个过程就会像经历绞肉机一般,停不下来。

作为个体,我们既摆脱不了社会,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厄运。

一项大工程由无数件小程序构成,集体共同协作完成整项,而每一个个体都仅被分配至完成一个小程序。每个人的任务细微到只不过是开启一个开关或关闭一道闸门。任务太过细微,往往使人看不到全局,他们做的无非就是接受指令以及执行指令。也正因为此,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推卸责任,他们既不愿也无必要对整个事件的恶果承担责任。

可是,不是每一个个体都会选择服从。和汉娜·阿伦特一样,鲍曼也寄希望于个体的抗争。这种对于抗争的指望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某种信仰,因为历史中确实发生过不少抗争的案例。作为一个环环相扣的工程,只要中途有一截链条被切断,那么整个事件就可以在顷刻之间消停下来。

鲍曼指望的不是抽象的集体抗争,而是具体的“公民不合作”。

人天生就会思考,思考是行动的前提,当思考被启动,那么行动就会被推动,而不合作也就成了可能。在鲍曼看来,要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最终要依赖的还是人本身。这种人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公民,尼采意义上的超人,法国后德雷福斯事件传统中的知识分子,鲍曼所谓的“真正的人”。

对于个人的原子化倾向,鲍曼开出的最终药方是:寻找或培养这样一种人,即以自身之力抵抗时代的思考者。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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