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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讨论:信仰者与非我族类丨微思客

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

——和几位基督徒朋友的讨论札记

和宗教信仰者的讨论或争辩,我最担心和最怕遇到的情况就是一种“一刀切”的排斥手段,即对方以“你不是信仰者,所以不懂”或“你没有圣灵,所以读不懂《圣经》”这些理由来毫不妥协且十分霸道地切断继续讨论的可能性。对我而言,这是非民主的讨论问题的方式,也不是什么值得鼓励的行为,尤其对于宗教信仰者自身。

宗教信仰中——尤其是一神论宗教——总是潜藏着一股颇为令人不安的力量,即某种根深蒂固的霸权性:他们坚信自身对于绝对真理的掌握,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坚信自己所说所行的事情是上帝的旨意……这样的坚定会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有益的,而第二种则是令人担心和厌恶的,并且所造成的相似悲剧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讨论中有时我们会遇上这样情况,即信仰者批评对方以少数人——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下——不当行为来批判整个宗教信仰。他们强调这世上有三分之一的人信仰基督教,不可能他们都是错误的。在我看来,任何有理智和能够思考与分辨是非的讨论者,都会提前弄清楚且始终明白这件事,即防止以偏概全的错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打破所谓的“坏苹果”理论,即一桶的苹果,只有一支或两支是坏的,且责任都在于他们自己身上,和整个桶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借口我们时常会在某些政府部门在因自己几个属下的不当行为而为自己辩护时所使用(如2004年美国军方对于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辩解借口),以划开自己和行为不当者之间的距离,并以此减少或直接杜绝人们对于整个部门或是这一套体制的批评。以上这两种情况在现实实践中都存在,我们既需要对此心中有数,但也不能被它困住,而难以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美军虐囚事件(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韦伯指出我们如今的世界是“去魅”的时候,也就暗示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世界从此走出中世纪的宗教一元主宰,而开始了以“新神”——理性——取代“旧神”——宗教——的过程。我想,对于个人而言,理性的得以张扬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过程,由此我们得以确立对于自我的认识;理性和思考,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却是在最基础和最大的程度上保障或是约束着人们的自我行为。无论人们如何辩解或否认,我们都应该承认一点,即东西方文化是存在不同的,我们有着各自的文化起源和发展路径,并由此塑造了如今的我们和一系列的思想观念。而理性,几乎是在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就已经出现。各个文明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伦理道德系统,而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基础的个人的行为守则。

在我看来,认识过去和对于自我观念的建构应该是历史式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确实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宗教信仰者和其反对者的根本不同也存在于对于人生归途的看法,前者一路寻寻觅觅,希望能重回伊甸园,重新找到重回那种在拉康看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有的母体的路径;而后者——或至少是我——则认为,当我们离开母亲的子宫,就已经没有必要再如此不懈地找回去的路,而应该顺其自然地走在进入坟墓的路上;这是一个过程,宝贵的过程。宗教所承诺给信仰者的是一种另外形式的永生,而永生这一渴望本身就是人类对于自身焦虑和局限的恐慌产物。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异性恋的延续后代这一行为本身就暗藏着永生的渴望,以把自己血脉延续下去来达成这一目标。各大宗教都提供着某种来世的图景和想象,而这些承诺弥补着这些缺失和恐慌,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战争、不幸、苦难和必然的死亡。在这里人们以“回溯”的手段来建构一个起源,完满的未曾被污染的源头神话,并且又通过某种对于人的贬低来解释这一完满的被破坏和不复归,于是人生的所有目的就是为了救赎,为了弥补因为自己而造成的堕落与伤害。

这是宗教的恐吓,就好像存在于各大宗教中那些神神秘秘的审判或充满奇思妙想的地狱一般。这是恐吓和精心设计的一个压力系统,但信仰者告诉我,这并不是——在这里,他们总会有意无意地提及其他宗教的目的是如此的,但并非他所信仰的宗教。宗教总是承诺了许多东西。在这里,我想起电影《V字仇杀队》里,V在电视机上对民众说的那段话中的一句,他说:“元首承诺你们秩序与和平,而他希望的回报就是你们的沉默和乖乖听话”。在此处,如果我们能回到文章开始时我提到的那两个信仰者用来反驳他人质疑的理由时,问题不是就显而易见了吗?在这里存在某种“交换”,即你如果想了解《圣经》(虽然这本经典本身就存在疑点且问题重重)就必须付出些什么,放弃些什么;在这里,需要放弃的往往是理性和常识,逻辑在这里遭遇尴尬,而所有你曾努力学习和了解的知识也都变得一无是处,因为一切你需要了解和信仰的都在《圣经》中。我真的见过众多基督教信仰者对于《圣经》的绝对信仰,这让我后背发凉。

世界三大宗教(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在这里暂且放下关于《圣经》产生历史的讨论,而先讨论“绝对信仰”这个问题。它包含强烈的排斥和一种几乎是攻击性的因素,令人不安。中心的存在是因为有边缘,所以总是存在着非“绝对信仰”体系中的事物或人群;所以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它自始至终都是一段充满排斥和偏见的征途。那些在每个特定时代的边缘人被压制和打击,而更糟糕的是,有一些人并非某个时代的变态或异常者,而是在历史的建构中塑造成永恒的罪人。权力总是保障着这样的现实得以出现并始终能够维持和继续,直到如今依旧如此。“唯一”和“中心”就必然暗示着对非我族类的排斥,而这些手段往往都是暴力的。

我们不必回顾千百年前的历史悲剧,只需要回顾晚近的20世纪就能够意识到对于“绝对信仰”的顽固所能造成的危害。20世纪似乎是漫长历史中恶劣因素集中爆发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和各地争斗与屠杀。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对于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一案的书写来从另一个角度体会“绝对信仰”的运作和所隐藏的破坏性力量。阿伦特主要指出的是艾希曼在整个屠杀犹太人这一过程中的平庸,即他完全抛弃了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思考能力,只是在整个巨大屠杀机器中机械地运作,把屠杀犹太人当成一份需要及时完成的工作。这种工具理性在其后被质疑和批判,而人们也由此对“新神”理性展开反思和更进一步的讨论。在电影《朗读者》中,不识字的汉娜同样是这样一颗螺丝钉。在法庭上的汉娜多次理直气壮且疑惑地告诉法官和听众,她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即使被关在仓库里的犹太人已经要被烧死,她也坚信自己需要遵守工作要求而不能打开大门。她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就像卓别林《摩登时代》里那个可怜的技工。在他们这些人的行为背后都存在着一个相同点,即抛弃支撑着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思考能力,而无条件地信仰某个东西,无论是律法还是一些理念。这样的情况和宗教信仰者对于《圣经》或上帝的绝对信仰一样,都可能造成巨大的后果——无论好坏。

卓别林在其1936年的电影中饰演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被削弱生命的“螺丝钉”。(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总是有无数的理由说服自己相信某个东西,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并非如此;而我们也总是十分渴望把自己掌握的真理传递给别人,这是有益的事,但却不是选择在你的事。我的意思是,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当代,最基本的在人与人之间所能达成的共识应该是对基本常识的遵守,在这之上我们或许才能建立“新房子”;而不是反过来,先建房子第二层,然后根据它创造合适的“地基”。

在和宗教信仰者的讨论中,所能感觉到的排斥感是十分强烈的,这或许也是宗教本身的特点之一,即始终保持着某种纯洁性,但也可以说是封闭性。这是它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因为它的理念地基要求它必须如此。所以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也就集中于此,即对“非我族类”的异教徒攻击。包容和尊重是所有宗教的宝贵精神之一,但它们的适用范围总是在“我族”中,或会有稍微地扩展,但很难会扩展到其他宗教信仰者,即异教徒的身上。孔子提倡推己及人,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扩散开这样的关爱,而由于它并非西方式的宗教系统而杜绝了上面我们讨论到的那一局限性。一些极端的宗教信仰者完全接受不了对于其宗教的质疑和批评,一些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其对于批评者异教徒这一身份的反攻。而异教徒的命运,纵观西方历史,大都是悲惨的。

对于交流和讨论,我想用只是使用“你不是信仰者,所以不懂”或“你没有圣灵,所以读不懂《圣经》”这样的理由始终是不妥当且危险的,因为这些理由几乎是一种“万灵药”模式;恐怖分子完全可以根据此理直气壮地回击人们对他的指责,因为在他看来,他也在行上帝的旨意。(在这里,或许有人会好心地提醒我,这些是恐怖分子或是其他一些排斥少数族群宗教人士对于宗教理念和圣典章节的错误理解和冒名引用,不能责怪于宗教理念。这里我们遇到的再次是上面我所讨论的坏苹果和木桶的那个例子。而且许多宗教典籍和思想中本身就存在着对于异教徒的迫害,这一点在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笔下更是十分猖獗。苹果坏了不仅仅只是苹果自己的原因,和装它们的木桶也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样的反驳理由最终就会把关于宗教的讨论局限在其内部,要想得到任何的发展和进步都会如蜗牛爬叶。

最后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在讨论中对于真实情况的扭曲和历史资料的隐藏问题。宗教信仰者对于《圣经》诞生历史的隐藏和不愿提及,对于基督神性在早期基督教内部的争议等等(此处指的是厘定最终版本《圣经》和确定基督神性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尽管许多宗教信仰者对其信仰的历史缺乏了解,但却能够以上面那些理由来理直气壮地否定质疑,这本身就已经是霸权者的行为。法国的雷蒙阿隆和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但他们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了解比许多坚定的信仰者更深入。陈寅恪先生曾提及自己在年轻时就已经在瑞士读过原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所以他之后在答科学院的那封信中提出的“不宗奉马列主义”时,已经对其有过了解。我觉得我们同样应该秉持这样的方法,了解自己所怀疑的事物和理念,了解后再质疑;而那些坚信这些的人,则同样需要对其有深入的了解,只有如此,当你面对他人的询问和质疑的时候,才能进行反驳,展开讨论。我反对因为自己的一无所知就使用一些借口或理由(如上那两个)来反驳他人的合理质疑,如果你连自己所信仰的东西都没弄清楚,那你也只不过是大机器中的一颗没有思考的螺丝钉而已,而当再次出现疯狂年代的时候,你是否能避免对自身或他人造成悲剧,则始终值得忧虑和警惕。

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First Council of Nicaea),是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城召开的基督教大公会议。这会议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性主教会议。此会议确立了一些为现今大部分天主教会探纳的教义,影响极其深远;它是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召集在公元325年召开的。(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2012年的德国电影《汉娜阿伦特》中,阿伦特最后在课堂上回应人们对其艾希曼一案报道的过分批评和言论时提及西方哲学史中的“思考”这一问题,现录于下,做本文结语:“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我们通常把思考称作‘我和我自己之间直接而无声的对话’;拒绝当一个人,艾希曼就已经完全投降,那个最简单且明确的人性特点:人是会思考的;因此,他也就不能够再作出任何的道德判断……这种失去思考的能力,创造出了大规模的普通人去犯罪的可能……思想之风的出现,它并不是知识,而是去分辨对与错,美与丑的能力……并且我希望,思考能带给人们力量,去阻止在那些罕见时刻发生的严重灾难。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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