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报》对豆瓣、猫眼等网站的公开发难，批评其有“水军”刷分，发布恶意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严重破坏了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此次发难直接触发大量反弹，整个舆论界一面倒地支持豆瓣等网站。

这样的情绪最终与一直以来对于许多国产电影的低质量水准不满而汇聚，从而形成观众的逆反心理，进而希望给其一个“教训”。《人民日报》的指责所抓住的正是这一心理所导致的结果，但显然是忽视了导致观众这一心理产生的一系列原因。所以之后《人民日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称观众有给电影打“一星”的权利，应该也就是弄明白了这一来龙去脉。

而对于不时出现的“水军”现象，似乎也并非豆瓣猫眼网站所能控制的，而是一些和某部电影存在利益联系的一些公司或群体的行为。至于一些观众为“报复”某些国产电影的质量而发起所谓的“一星”活动，我想对此也无可厚非，这些都是观众的自发行为，属于言论自由范围；而《人民日报》指责豆瓣猫眼对此行为的旁观不理，也几乎就是在暗示豆瓣猫眼相关网站应该对此进行主动干预，我想这是不合适的。

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网站平台，如果用户在其上发布的言论并未对其他人造成直接且及时的伤害的话，就不应该且也没有权利去对其进行规训和删除。

熊培云先生于12月29日在理想国微信公众号上所发的一篇名为《“必须保卫豆瓣”与“《人民日报》恐惧症”》 文章里指出，公众在此次事件中的激烈反应和几乎一边倒的维护豆瓣猫眼网站的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他称之为“《人民日报》恐惧症”在作祟，即公众把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直接当成“国家意志”，从而造成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冲突，进而引起人们的反弹。熊先生在文章中说：

“以我在报纸里的从业经验，我知道有关批评豆瓣的文章，也许只是一篇日常评论，但是它很快被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人民日报》恐惧症’再次蔓延。”

“害怕《人民日报》是一种病……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个国家，希望它朝着宽阔而开放的路上走，就请遵从你内心的是非，从你不再在意那些让你恐惧的事物开始。”

熊先生的这一结论有其真实性，但在这里他似乎简化或是忽略了《人民日报》的特殊性，即正是由于《人民日报》非一般报纸，所以出现在其上的文章——即使只是一篇日常评论——也必然有着不一般的影响，甚至是涵义——即使这一涵义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但是，由于我们的特定历史使得无论是我们，还是《人民日报》这份报纸自身，都很难把它看做是一份普通报纸。如果我们回顾《人民日报》从其创立之初到后来新中国成立，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历史的话，我们就总会发现，党和政府的一些重要指示、政策和意志都在其上公布，并通过它的传播而牵动其后的一系列改变，可谓影响深远。一份报纸拥有这样的力量，我想即使是西方那些自诩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系统也难以企及。而正是因为这些历史现实的积淀最终塑造和赋予了《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力，并且这样的印象和影响直到当下我们都时刻能感觉到。

《人民日报》长期定位为官媒、党媒，并且它也一直完美地扮演着这个角色——我们如果能回顾下历史，就会清晰地发现，《人民日报》的角色始终是一个传达党或政府意志的喉舌，是一个工具。这一点本该一直如此，或者党与政府也希望它一直如此，但在如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场域中，党媒也在争夺在它们看来正渐渐从它们手里流逝的话语权，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又不知不觉地开始扮演其一个在市场经济下的、有着自己具体身份和声音的媒体，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身体，塑造了一个形象。

或许《人民日报》本身所渴望的是对这两种身份进行融合，但这也就造成了某种矛盾甚至是不和谐，我们不知道是谁在说话，是党和政府的意志在发声，还只是一篇日常评论在发声？

熊先生有些简单的把“《人民日报》恐惧症”说成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仍旧习惯恐惧，并且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但并不是我们无由来的怀疑和恐惧，而是我们始终不知道是谁在说话这一困境，导致了我们必须提起精神防备，甚至就直接引起了反弹。这是《人民日报》对于自己身份难以调和所导致的结果，即让人们始终担心那就是党和政府的意志，从而提起警惕，因为我们始终时刻需要为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存在做保护。这一心理是应该可以理解的。

我并不觉得我们最终能把《人民日报》当成一份普通的报纸那样看待——即使这在熊先生看来是恐惧的后遗症。法律和规则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就是清晰性，在历次全民与《人民日报》的对话中，它身份始终暧昧，而暧昧所导致的便是不清晰。

就如村上春树所说，在鸡蛋和高墙之间，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因为鸡蛋实在太脆弱了，而高墙的威胁总是时时存在。对于无论是国家意志还是强势媒体的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和有着相似这样理解和渴望的他人一起，利用常识、法律和内心的是非标准来对其进行讨论或批判，而无需在意其权力的庞大。

而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公民这一最基本的权利永远值得保护。

编辑：刘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