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说话?对《人民日报》的一次身份审视 | 微思客

重木 |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

 

日前,《人民日报》对豆瓣、猫眼等网站的公开发难,批评其有“水军”刷分,发布恶意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严重破坏了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此次发难直接触发大量反弹,整个舆论界一面倒地支持豆瓣等网站。

1、一次民间文艺发言权的揭竿而起

其实文章主要提及的《长城》和《摆渡人》两部电影得分太低,最直接的理由便是这两部电影所牵涉和联系的某些特定人物,再加上片方在此基础上的相关宣传效果,和最终观众花钱去电影院看到的作品之间存在太大差距。最终交出的成绩显然在一大部分观众看来,既不值票价,也对他们被挑拨起的期待进行了粗鲁地冒犯。

这样的情绪最终与一直以来对于许多国产电影的低质量水准不满而汇聚,从而形成观众的逆反心理,进而希望给其一个“教训”。《人民日报》的指责所抓住的正是这一心理所导致的结果,但显然是忽视了导致观众这一心理产生的一系列原因。所以之后《人民日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称观众有给电影打“一星”的权利,应该也就是弄明白了这一来龙去脉。

2、一场“规训主义”的失败入侵

整个事情来说,《人民日报》发难所占据的观点本身就是经不起推敲的,即他们指责豆瓣、猫眼这样一个网络平台,指责他们存在故意对于国产电影的差评,从而造成了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的不好印象。在这里,它弄错了因果关系,并不是豆瓣、猫眼做出这样的行为,而是在豆瓣、猫眼上参与评论的那些买了票去电影院看了电影的普通观众在进行评论,我想这一个权利是没人会否定的,即作为观众,完全有权利对一部电影作品做出自己的评价。

而对于不时出现的“水军”现象,似乎也并非豆瓣猫眼网站所能控制的,而是一些和某部电影存在利益联系的一些公司或群体的行为。至于一些观众为“报复”某些国产电影的质量而发起所谓的“一星”活动,我想对此也无可厚非,这些都是观众的自发行为,属于言论自由范围;而《人民日报》指责豆瓣猫眼对此行为的旁观不理,也几乎就是在暗示豆瓣猫眼相关网站应该对此进行主动干预,我想这是不合适的。

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网站平台,如果用户在其上发布的言论并未对其他人造成直接且及时的伤害的话,就不应该且也没有权利去对其进行规训和删除。

3、一回反抗权威的合理想象

《人民日报》此次对于豆瓣猫眼的批评,或说是发难所引起的反弹,既在我们意料之中,也其实在意料之外。《人民日报》在其后很快就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篇纠正这一批评的文章,并且当网友询问这两次态度是否矛盾的时候,其公众号编辑回复“以此为准”。

熊培云先生于12月29日在理想国微信公众号上所发的一篇名为《“必须保卫豆瓣”与“《人民日报》恐惧症”》 文章里指出,公众在此次事件中的激烈反应和几乎一边倒的维护豆瓣猫眼网站的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他称之为“《人民日报》恐惧症”在作祟,即公众把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直接当成“国家意志”,从而造成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冲突,进而引起人们的反弹。熊先生在文章中说:

“以我在报纸里的从业经验,我知道有关批评豆瓣的文章,也许只是一篇日常评论,但是它很快被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人民日报》恐惧症’再次蔓延。”

“害怕《人民日报》是一种病……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个国家,希望它朝着宽阔而开放的路上走,就请遵从你内心的是非,从你不再在意那些让你恐惧的事物开始。”

熊先生的这一结论有其真实性,但在这里他似乎简化或是忽略了《人民日报》的特殊性,即正是由于《人民日报》非一般报纸,所以出现在其上的文章——即使只是一篇日常评论——也必然有着不一般的影响,甚至是涵义——即使这一涵义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4、一场官退民进的话语权争夺

熊先生是希望我们抛开对《人民日报》的恐惧,把它当做一份普通的报纸来看待,而不能被自己的恐惧所压制而出现无论是过激或软弱的不良反应。

但是,由于我们的特定历史使得无论是我们,还是《人民日报》这份报纸自身,都很难把它看做是一份普通报纸。如果我们回顾《人民日报》从其创立之初到后来新中国成立,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历史的话,我们就总会发现,党和政府的一些重要指示、政策和意志都在其上公布,并通过它的传播而牵动其后的一系列改变,可谓影响深远。一份报纸拥有这样的力量,我想即使是西方那些自诩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系统也难以企及。而正是因为这些历史现实的积淀最终塑造和赋予了《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力,并且这样的印象和影响直到当下我们都时刻能感觉到。

《人民日报》长期定位为官媒、党媒,并且它也一直完美地扮演着这个角色——我们如果能回顾下历史,就会清晰地发现,《人民日报》的角色始终是一个传达党或政府意志的喉舌,是一个工具。这一点本该一直如此,或者党与政府也希望它一直如此,但在如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场域中,党媒也在争夺在它们看来正渐渐从它们手里流逝的话语权,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又不知不觉地开始扮演其一个在市场经济下的、有着自己具体身份和声音的媒体,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身体,塑造了一个形象。

5、一次对党媒的身份审视

正如上文所说,当下的《人民日报》是有着两重甚至多重的身份,首先且最主要的它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第二个新的形象身份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与随着互联网发展下的舆论多元化中产生的。这是《人民日报》当下最重要的两种形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原本应该是前者掌握后者,但很多时候后者也会有“冒出”前者的欲望。

或许《人民日报》本身所渴望的是对这两种身份进行融合,但这也就造成了某种矛盾甚至是不和谐,我们不知道是谁在说话,是党和政府的意志在发声,还只是一篇日常评论在发声?

熊先生有些简单的把“《人民日报》恐惧症”说成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仍旧习惯恐惧,并且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但并不是我们无由来的怀疑和恐惧,而是我们始终不知道是谁在说话这一困境,导致了我们必须提起精神防备,甚至就直接引起了反弹。这是《人民日报》对于自己身份难以调和所导致的结果,即让人们始终担心那就是党和政府的意志,从而提起警惕,因为我们始终时刻需要为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存在做保护。这一心理是应该可以理解的。

我并不觉得我们最终能把《人民日报》当成一份普通的报纸那样看待——即使这在熊先生看来是恐惧的后遗症。法律和规则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就是清晰性,在历次全民与《人民日报》的对话中,它身份始终暧昧,而暧昧所导致的便是不清晰。

在每一段交流、谈话或争论中,有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即我们知道是谁在说话,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和准备好合适的反驳材料;而一旦我们不知道和我们说话的是谁,那么即使是那些言辞清晰的句子和文章,也会成为春秋笔法,失去其清晰性,变得暧昧和模棱两可,在这样的局面下,说话的人总是在雾的另一边,而我们却始终在雾里,才是引起的不安和恐惧的来源。

熊先生说“遵从你内心的是非,从你不再在意那些让你恐惧的事物开始”,这是重要的。而在这里,“让你恐惧”的事物其实是权力的暧昧性和模棱两可,是法律和规则失去其清晰性,而造成一切存在时刻被否认和难以站稳立场的可能。所谓的“《人民日报》恐惧症”其实是对于它模糊身份中的权力的不安和警惕,而说到底——面对权力,无论其清晰还是模糊——都始终需要保持着质疑和批判的态度。

就如村上春树所说,在鸡蛋和高墙之间,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因为鸡蛋实在太脆弱了,而高墙的威胁总是时时存在。对于无论是国家意志还是强势媒体的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和有着相似这样理解和渴望的他人一起,利用常识、法律和内心的是非标准来对其进行讨论或批判,而无需在意其权力的庞大。

而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公民这一最基本的权利永远值得保护。

 

编辑: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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