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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就像藜麦,没味道但很营养| 微思客*法律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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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来自台湾东吴法学院校友院生的团队。我们希望台湾能成为尊重人权的法治社会,所以试着透过网络、用不一样的方法传达法律知识、和大众一起思考:法律到底是什么?答案其实藏在大家心中,只是法律太咬文嚼字,那就让我们和你一起写下属于台湾的法治篇章!

 

刘容真 | 法律白话文驻站作者

「组工会是人权,支持警察组工会!」「结婚是人权,我爱女生,我要跟女生结婚!」「杀人犯有人权,难道被害人没人权吗?」「本籍劳工的人权应该高于外籍劳工!」「台湾就是太有人权、太民主了,才会这么乱~」

自从台湾于2009年《两公约施行法》推出以来,针对种种胶着的公共议题,我们又多了一个论述工具:人权!但人权除了听起来很厉害外,具体而言,它到底代表什么呢?人权,究竟是什么法律体系下的权利呢?如果在宪法里,翻来翻去找不到,大法官也不曾在释字里言明,那国际人权法还能拿来主张吗?怎么用呢?那些似是而非的人权言论,又要怎么反驳呢?

「人权」,作为人之权利,即与你我、与生活周遭大小事都相关,小至警察来敲门,大到各种想冲动上街头的社会争议。人权究竟是什么?国高中历史、公民课本中学到洛克的「天赋人权」说,听来既熟悉又遥远;而对成长于后戒严时代的年轻一辈,就算不使用「人权」二字,公民政治权的内涵,似乎已是理所当然。

然而,无论是公民如你我,或是对法律使用较熟悉者,实际上在接触国际人权档时,仍可能因为太抽象的用语、与宪法基本权理论的不同,而感到理解困难。有时,甚至会质疑:国际人权法,不过只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作为此系列文集的首发,本文将以目前在台湾已经产生国内法效力的人权公约为例,简单说明国际人权法的特色。

国际法的一部/国际人权法是国家必须遵守的国际法

首先,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不是外国法。它是藉由习惯或条约累积,对国产生现行或未来的拘束力;而不是英国法、美国法、日本法等其他国家的法律。所以,无论是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像是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公约,或是联合国体系下的九大核心人权公约,对签署、批准而完成缔约程序的国家来说,这些人权公约的内容,就不只是「他山之石」而已,而是国家有义务遵守其内容的实体法律。

所以在运用特定国际人权公约,支持自己的主张之前,我们应该先搞清楚:该公约是否已经对台湾产生国际法上的拘束力?更进一步来说,该公约是不是已经成为国内法律之一部,而能够让人民依据公约主张权利?

国际人权法之整部,是否已具备国际习惯法的要件,而不待国家签署人权公约,即应遵守保障人权义务,还没有确定见解。1一般而言,国际人权法指的是藉由国家签署各个人权公约、进入个别公约机制,藉由与公约监督机关之间,就公约内涵对话诠释,而逐步建构的法律内涵。

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时,就需要考虑会员国是否明确违反公约义务,或特定事项属于会员国制订政策的判断余地(margin ofappreciation)。又如联合国体系下,透过不同层级的人权机构(如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理事会),以及个别核心人权公约之条约机构,例如人权事务委员会(HumanRights Committee, HRC)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政公约」)为了解释条约而作出一系列的一般性意见。

台湾是人权公约缔约国吗?

台湾因国际地位特殊,无法将人权公约批准书「存放」于联合国秘书处,而使得这些公约对台湾是否具备国际法上效力,仍有争议。然而,国际法规范的国际法效力与国内法效力,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台湾透过制定「公约施行法」的方式,已明确将公约内容「转换」成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不过,在台湾,对人权抽象内涵进行解释的是释宪者(即大法官),而且没有超国家机制来审查我国的公约实践;诸如「施行法」的作法,可能会被认定公约内容仅具备一般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层次),而产生适用上的疑虑。

因此,应如何避免国际人权法成为司法者的「参考数据」,而非适用对象,值得深思。毕竟人权公约的宗旨,在于纠正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内法对人权保障不够周延的问题。但这个复杂的问题,容我们日后其他系列文章再谈。

国际人权法常见的误解

由于国际人权法理论关于人权保障的特质,与基本权保护有些许不同,容易引起误解:

国际人权法要求的是最低保障(minimumstandard of protection)

前面说到国际人权公约具备人权保护之最低保障性,指的是国际人权档对「人」所提供的保护,是为了维持人的尊严与生计,所不可或缺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国际人权法理论下,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定不能缺少」的权利。国家签署人权公约后,对人权的保护,只能更好,不能更差。

举例来说,公政公约第13号一般性意见中,就表示对刑事被告的最低限度程序保障,包括以被告了解的语言告知他被控诉的罪名等;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下称「经社文公约」)第3号一般性意见,表明关于公约所列国家最低核心义务的描述等,都是最低保障性在公约的呈现。

正是因为国际人权的最低保障性,理论上不会发生国际人权法反倒限缩国内宪法的基本权保障的情形,所以法官们解释、适用宪法中已明白保障之基本权,大可放心使用国际人权公约,衡量我国宪法保障与国际人权法,择优适用。相反地,人权保障体制相对完善的台湾,尽管我们的宪法包涵了公政公约里的每个权利,而其他经社文权利,例如适足居住权、健康权等,亦可能透过宪法22条解释出来,却在实务上显得保守。

人是权利享有主体(beneficiary)

相较其他国际条约规范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国际人权法所关注的是国家与其管辖领域(有实质控制的)范围内人民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人权法的法律目的就是「人」本身,人享有权利不以符合特定价值、尽到特定义务为前提。因此享有人权不必倚赖宪法/基本法的赋予,就像上面提到的:人之所以为人,就能是权利主体(亦称权利人,即有权之人)。

呈现在公约里的诸多权利中,都包含了人的「参与权」,而这背后其实假设了人民是公共生活中积极、知情的参与者,而不单单只是政策决定下被动的对象。也就是说,无论是都市计划的环境/健康影响评估,或攸关教育内容的课纲争议,由居民或受教者直接参与议定程序,都是人权所保障的。因此,人民所能参与的公共事务,绝非仅止于服公职和选举投票。

相对于享有权利的人而言,保障人权的义务承担者就是加入人权公约的国家。其主要义务有三:尊重(respect)、保护(protect)与实现(fulfill),而个别权利项目之间,国家义务亦有不同,请期待本文集后续文章进一步的说明。

All humanrights are universal, indivisible and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related.

普世性(universality)

人权是人基于尊严所应享有权利,同时也代表人权是普世的,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位人们都应该享有的。诚如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所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Vienna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第5段及第32段表示:人权的享有不应有国家、区域之区别。尽管各国、各区域间,在历史、文化、宗教上皆有差异,但不论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为何,都应相同地保障人权。这就是人权普世的第一面向。

而权利普世的另一面向,就是国家应如何保障人权,取决于享有权利的主体(人)对于权利的平等享有:每一个人都应享有所有权利,不分男女、老幼、国家、种族、社会地位、身分、财富、宗教。人权即为人人一律平等享有之权利。

所以在国际间,尽管伊斯兰国家与基督教国家文化迥异,其人民仍然同样享有人权,伊斯兰国家不应以国情不同,而正当化对妇女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在国家与其人民层次,富人与穷人应享有同样的教育权。

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

所有的人权项目具有相等的重要性,不存在某权利优先,某权利劣后的问题。因此,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台湾都更争议中,常听闻将群体发展作为排斥适足居住之论述,是毫无道理的。

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

所有人权项目彼此相互关连、互相影响。例如经社文公约第7号意见书再次重申这个特性,说明迫迁不仅只是居住权利受侵害,往往也会同时侵犯其他的人权,包括生命权、人身安全、隐私权以及财产权等。

这样的相互依赖性,藉由上述种种公约共同的特性与原则,也呈现在各项人权公约之间。因此,任何权利的完全享有,都不会是孤立的,只有在全部的权利都享有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国家尽到了保障人权的义务。举例来说,一个让人民赚钱赚饱饱,却箝制言论、罔顾健康环境的国家,并不能被评价为守护人权的国家。

正因权利的相互依赖,人权公约理论上并不会发生「后法优先于前法」的情况,因为人的权利与国家义务只会越来越具体,例如以《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无障碍环境之提供,补充了公政公约的行动自由、教育、工作等权利的内容。

小结

国际人权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反省。

当我们以国际人权法作为论述工具,必须认知人权法作为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并非自助餐,不可只挑喜欢的作为论述支持。国际人权法中,也没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小家子气想法,当我们拥抱人权的价值时,就要了解到,我们拥抱的是所有人的,不分种族、宗教、语言、思想、性别的权利。

当我们以国际人权法作为论述工具时,也不能一厢情愿地想象它万能无敌,毕竟它也只是最低保障,而且时常不能摆脱国际政治包袱而显得暧昧保守;当我们以国际人权法作为论述工具时,要时时回顾被援引的文件对台湾有什么效力、权利内涵为何、国家义务又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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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字或许是枯燥的,但人权是浪漫的,就像没味道的、容易被误会是麦子,其实高纤又富含omega-3的藜麦,好好煮就会好好吃~唯有掌握了正确知识,才能做出最有力道的论述。以笔者心中对国际人权法为何最浪漫的引言作为总结,希望国际人权法来得及阻止人类自我毁灭。

 

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

Donnelly J, Universal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003), pp. 93-98, 103-106

邓衍森,国际人权法理论与实务(元照出版 2016),页79-88

张文贞,《国际人权公约与宪法解释:汇流的模式、功能及台湾实践》,司法院大法官学术研讨会-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解释,页5-9

李建良,《论国际条约的国内法效力与法位阶定序-国际条约与宪法解释之关系的基础课题》,廖福特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八辑(中央研究院法律所 2014),页182-202

1. 虽然有学者认为人权法的整体已被多数国家签署与遵守,而具备了国际习惯法的要件,甚至部分内容已经具有为强行法(jus cogen)的效力:因此所有的国家,包括未签署人权公约的国家,都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责任、遵守人权的义务。不过这样的观点并未获得大多数国际法学者,甚至是公约监督机构本身的强力支持。相较其他特定的国际条约,

国际人权档因为对人权保护采「最低保护」标准,期待国家有采取较高标准的实践;又,因为人权本身具备「对抗主权」的性质,用字明显较为弹性而模糊。使公约必须透过各个人权机构,解释其内涵(conception),但又允许各国采取不同的实践方式(implementation)。这样的特质,其实与习惯法或强行法对于「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不太一致。

 

编辑/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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