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永远起作用”。（Fear Always Work）
——《疯狂动物城》
我赞成“政治正确”。在我看来，这是对于在历史发展中那些一度被压制、迫害和驱逐的少数族群应得的最基本权利保障。对于“政治正确”的质疑和不满往往来自一种错误的公平和权利原则，但无论是公平还是权利都已经在历史过程中被赋予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群体，或更直接地说是多数人群体。在这两方，我们可以粗略地画上等号，就好像少数族群并不仅仅只是数量问题，它同样表示在历史发展中被剥夺的位置，而被主流权力驱逐在边缘。公平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因素，对此的关注让我们同时需要回顾过去，探索权力的意识形态运作和由此所划分的阶级与等级制度。
美国大选特朗普的成功使得人们对于“政治正确”的讨论再次出现，美国中西部民众和东西两岸民众在这一观点上的撕裂是鲜明的。中西部白人群体最终选择满嘴跑火车，不断冒犯“政治正确”的特朗普，使我们不得不尝试着去探索这一集体行为背后的心理。而其中涉及对于“政治正确”的反感和反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那些中西部白人所感觉到自己渐渐被自己国家忽视的感觉是真是假，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年美国主流媒体和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正确”的反复宣传和强调中看出来，一种突出少数族群的话语意识形态形成，虽然它自始至终都是十分有限且远远低于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巨大，但造成的这一“海市蜃楼”却让一大部分白人不安，并且由于“政治正确”和相关因素所造成的氛围渐渐弥散，而对他们造成一种压力，即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莫名”被攻击和约束的人。这样的感觉和冒犯让人不安。而我们在这里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点则是，语言同样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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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的争取权利和解放运动兴起，被驱逐者渐渐从边缘归来，并且开始建构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系统，而依旧坚韧不拔的把推翻传统父权霸权性异性恋制度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但路漫漫，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所以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和世界依旧是传统的延续，有所改变但远远并非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彻底改变。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族群的冒犯依旧随时在发生，其中的形式之一便是语言上的歧视和仇恨，由此我们回到文章一开始所讨论的“政治正确”。
在当下美国，对于“政治正确”的批评之一便是对其的滥用和无限扩大，结果使得它成为一张无形的网和一只注视着——尤其是主流白人——的眼睛。这一点让白人不仅承受来自舆论的压力，也使得他们被这些言论所造成的氛围隔离，而产生一种他们被从自己家乡和祖国驱逐的感觉。特朗普的竞选策略精明地抓住了美国广大中西部白人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这一心理，并承诺把他们“失去”的家园和国家重新从那些少数群体手中夺回来还给他们。在这里存在两个层面的“夺回”：第一是从少数族裔、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和非法移民手中夺回被抢走的工作；第二则是在观念上夺回自己的声音和意识形态，而不必被——在他们理解看来专门为少数族群所特设的——“政治正确”压制。这种对被东西两岸精英所“剥夺”的声音和权力的再次夺回的渴望，让美国中西部广大白人决定把选票投给那个给了自己这个承诺的候选人，即使他们对特朗普同样心存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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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父权社会的冒犯和压迫依旧随时可能出现，来自强制性异性恋权力的形形色色规训方式也始终不知不觉地运作着。我们在其上讨论的那些歧视和仇恨言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言论即是权力，我再次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表明在如今一切看似大好的局面中，未改变的依旧未能改变。曾经对于黑人具有侮辱性的“N”字如今在美国成为禁忌，但我们发现这里还有许多与之相似的词语依旧被人们日常地使用，以此来达到侮辱和伤害他人的目的，像“faggot” “Queer” 和 “Dyke”……来自语言的压迫依旧和曾经一样，不同的是如今人们希望对此作出约束，甚至是彻底清除，而“政治正确”在一定程度上也作用于此。
但就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随着一些人对于“政治正确”的过分使用，所引起的一种由不安所孕育的反弹和抵抗心理，让人们开始以各种理由来对抗“政治正确”，并且由此直接牵涉到对于少数族群的不满和持续攻击。像有评论者指出特朗普的获胜是“厌女症，恐同症和种族歧视的获胜”，这一笼统的概括不仅仅是不负责任也是危险的，因为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投票给特朗普的民众指责为其上那些人，而这一轻率分析可能导致的不满和反弹会直接作用于女性群体、性少数群体和少数族裔身上，从而加剧原本就已经存在的撕裂和隔阂。
我在这里担心的是人们把“政治正确”当做某种万能的盾牌，使用它来武断且化繁为简地否定和禁止他人的言论与观点，即使这一言论是歧视和仇恨的。错误和不负责任地使用“政治正确”来批判歧视和仇恨言论始终存在着危险，即使它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效果。言论自由自当有其边界，但对其学理上的讨论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实践这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差距。因为在学理讨论上，我们不必过分担心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可能性后果；但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过度使用“政治正确”来规训他人的歧视和仇恨言论时，总会引起反弹。以美国大选而言，反弹的结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镜。
我赞成对于歧视和仇恨言论的约束，但并非通过权力的手段，而是通过一种同样利用言论的手段来进行反驳和批判。对于利用法律权力来进行对于言论——即使是歧视和仇恨言论——的干涉，我则始终对其保留意见。我知道在历史过程中少数族群被剥夺声音和利用言论来为自己辩护和捍卫自己利益和权利，但到如今，他们已经不再是被困于柜子中的被动者，我相信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和努力之后，他们同样拥有了诉说的机会和权利。我们可以通过诉说和言论来塑造自我的主体性，而不必再次成为历史中被主流建构的客体，并且这一主流在如今依旧未被彻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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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右翼本土主义在这些年粉墨登场，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上台，一个明显的反弹在西方世界诞生：对于全球化造成的不安；对于多元化的恐慌；对于恐怖分子的恐惧和面对难民涌入的道德困境……这一系列变化所造成的混乱和不确定性让人们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国家和世界都产生了焦虑，并由此衍生出恐惧。就像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那位野心勃勃的羊副市长所说的：“恐惧永远起作用”（Fear Always Work）。在这样的恐惧中，人们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开始对曾经那些岁月进行追忆，并希望其重新归来；而在那些岁月中，他们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等级制度严格且固定，而权力依旧在手中；少数族裔不会抢走自己的工作；恐怖分子远在他乡；自己不会因为担心说“错话”而承受压力甚至是惩罚；再次回归中心，而未来永远是能由自己创造的笃定和光明……在这样的“忆往”想象中，民粹崛起，而承受这一冲击的则永远是那些少数群体。
编辑：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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