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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爱心泛滥的社会吗?| 微思客

许英杰|微思客WeThinker传媒撰稿人

(罗尔在微信发表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

罗尔事件引爆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众觉得自己纯洁的爱心被糟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吃瓜群众在面对网络求助时,往往很容易上钩、甚至主动咬钩。求助募捐信息在当下的朋友圈琳琅满目,甚至许多家庭遭遇不幸的新闻在网络发酵后,本没有求助意愿的主人公,也会收到大量捐款,有好心的受援者甚至只能原路退钱。以至于混杂其中的许多诈骗诱饵,吃瓜群众们也是奋不顾身、一拥而上咬钩。仅从这个现象来看,这个社会似乎真的是到爱心泛滥的地步了。

大量的网络捐助行为,实际上体现为一种社会关怀,源于对他人痛苦与不幸的感同身受。按照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里的说法,传统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以家庭为圆心,向外呈同心圆状辐射,以分出亲疏远近。在小家庭的内部是完完全全无私的个体,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而从家庭向外辐射,对他人的关怀则不断减弱,以至于公域,则成了一块大家都想占尽便宜的肥肉了。在当下,民众中不断涌现的强烈的社会关怀与爱心,似乎预示着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

但是,对他人不幸和痛苦所产生的怜悯以及施与的帮助并非只是社会进步在道德层面的一种反射,实际上对应着一种众所周知的社会现实,即这个社会本身缺乏对个体基本生存的兜底保护机制。当下的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流动性持续降低,且社会保障不足,一个人的患病往往就能让一个家庭从小康坠向贫困的深渊。除了少部分高薪和富豪阶层以外,大部分中国家庭在面对不幸与灾难时都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说他人的不幸能够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感同身受,原因只在于大部分人都意识到自己并不例外,同样裸露在灾难和不幸面前,毫无保护、掩盖和支撑。

有别于西方,我们的社会没有大量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些组织本身起着社会缓冲器的作用,凝聚群体的力量,构建起一张维护社会基本正义的网络,避免出现那种“逼人于绝路、置人于死地”的极端现象发生。而恰恰在我们这个社会,因为没有这样的网络,在指望不上体制性力量援助时,任何人都潜在的会是下一个不幸和灾难的猎物。

也许,正是这种社会整体的不安全感,才会让公众对他人的不幸遭遇具有如此强烈的共感共鸣。

可以想象,如果罗尔是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发表他那篇感人至深的文章,或许不会有多少美国人愿意打赏捐助。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需要到网上众筹才能治疗自己身患绝症的女儿,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罗尔所获得的260多万捐款,大部分都是吃瓜群众们几块几块聚拢的,那篇传播广泛的文章本身就吸引了许多读者的打赏。为不幸的人和家庭打赏捐助个五元、十元,对一般人来说都不算是个事,又能够消解自身强烈的同情与怜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随手转发走失儿童、走失老人的启事和新闻铺天盖地,甚至经常会有“轻轻一转或许就能让家庭团圆”这样的话语,如此一来,不转发似乎就背上了沉重的道德负担了。

奉献爱心是一件需要付出成本的事。散尽家财、倾囊相助是大爱,打赏一元、随手转发多少也算得上爱心。说到爱心,似乎是不能去比个高低、上下来的,否则就很容易被公知说成是“道德绑架”。但毫无疑问,爱心是有成本高低之分的。

当下社会,诚然能够看到许多人为不幸的家庭奉献爱心,但大部分似乎也仅仅停留在奉献低成本的爱心上,就像打赏几元、随手转发,许多明星也会在微博上转发反对家暴、反对虐待动物这样的正能量,但这个社会真的很少能够见到那种倾囊相助的大爱,比如很少能够看到大企业家们捐助全部身价用于科学家研究治疗绝症,或者用于支持慈善组织救助非洲饥民。为什么,国人对于低成本的爱心趋之若鹜呢?

一个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往往决定着普通人行为的预期。在一个社会信任度高、规则明确、法律公正的社会,人们普遍都能够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明确的预期,一个人死后把遗产捐赠给医学研究,是因为他知道医学家会完全按照他的遗嘱来使用捐款,不会贪腐挪用;一个人捐款给饱受洪水侵袭的灾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钱不会被官方慈善组织侵吞。人们愿意奉献爱心,甚至不假思索的花费大量成本去帮助他人,也因为他潜意识里清楚,假如自己身处绝境,社会也会毫不犹豫的解囊相助。在一个信任度非常高的社会,人们是不会对爱心有所吝啬的,因为吝啬爱心并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而奉献爱心则无需太多疑虑和担忧,反而会制造更多愉悦。

当然,很难绝对化的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信任,相互之间严重猜疑、没有温度,但我们的确很难说服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信任度非常高的社会,甚至因为我们的法律不健全、制度存漏洞、社会缺正义,而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权威和让人敬畏的仲裁,在这样的社会,你很难指望人们会奉献高成本的爱心,因为很有可能这些爱心会打水漂。

汪丁丁在《三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一文中,将道德定义为“凡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去做的那种事”。在完全的工具理性下,每一个人都把他人仅仅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如此,人与人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相互侵犯对方利益和自由的持续的冲突,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更遑论达成广泛的市场交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本质上是在长期的社会演化中形成的一种共识,即“保有自己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那么也不应去干涉他人的自由”。延伸开去,如果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产权,那么也应该去尊重别人的产权,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高度有赖于这种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形成则需要公正法律的严格执行、平等的产权保护,以及让所有人维持自身尊严的足够权利,并逐渐积累起整个社会的高度信任,没有这种道德共识所引发的社会信任,社会公众的爱心永远都是缺乏的。

 

编辑/在远方写作

校对/Y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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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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