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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转移,理论教学与师徒传承|微思客

黄厚铭|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

人们常说,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但这是怎么一回事?究竟科学进步是累积而来,还是不连续断裂的?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是由主流科学家所带动的,还是边陲另类科学家 反叛的结果?甚至于,是一些在历史上留名的伟大科学家的个人成就,还是代代相传或团队合作而成?


科学的进步是主流科学家带动的,还是边陲科学家反叛的结果?如哥白尼?

这一类问题,放在在台湾学术发展的脉络中,还显得更具现实意义。像是所费不赀的顶大计划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政策,未来应如何调整修正?在国际化,世界大学,以及流浪博士日益增多的趋势下,国内博士班的维持与开设还有没有必要?为了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不乏所谓的理论课程,仍然致力于精读几十年前或上百年前的经典之训练?阅读经典作业的意义为何?自然科学中所定义的进步,能否适用于社会科学?最后,台湾如何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影响?嵌入于各国社会文化脉络而各具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否有助于扩大台湾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是应该寄望于普遍性较高的自然科学?凡此种种,因为牵涉到经费资源的分配,也牵涉到人才的培养,进而也影响到个人在教育升学上的选择,所以应该也是不分自然或人文科学,不论是学者专家或一般社会大众都会感到好奇的问题。

林宗弘教授在五月底的“巷仔口社会学”网站中(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发表了一章纪念刚过世的台北大学社会系黄树仁教授的文章。文章主要是以黄树仁教授多年前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论文<小国的学术困境:台湾社会科学研究,教学与评量的反省>为“争辩”对象,指出这篇论文在分析单位上过于强调国界的疑难,并质疑其中有关典型转移的设想,缺乏时空因素的考虑,以致提出类似近年顶大计划资源集中的政策建议。

◎小国学术魔球的惊艳想法

相对于此,林宗弘教授则引入诸如魔球理论等等,主张国内的社会科学学术发展应该该模仿美国职棒小联盟的模式。先承认在英语等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再以此为前提,以统计分析等强项,跨领域地结合“能写,能算,能在学术界有广泛社交,或能与审查人纠缠到对方受不了而让文章刊登的”量化研究者,理论研究者与质化研究者,从一些并未受到西方古典社会学关注的同志权益,气候变迁,全球传染病,环境破坏等问题着手,由“学术边界的革命份子来推动典范转移”。

林宗弘教授也主张,不要再钻研经典社会学文献或古典社会学学著作,因此这等于接受“西方常态科学典范”或“伟大传统”,而以己己短与西方学界的强项竞争。甚至在教学上也应该削减古典训练,并打破封闭的师徒制以利网络的开放性,乃至于包括在甄析新人时,也不要再坚持得具有「传统社会学的理论深度」,而应该着重跨领域其中各点都可见诸如“快速”,“迅速”,“效率”等措词。


【已经21世纪了,还要读150年前的老东西吗?】

我个人很欣赏林宗弘教授的这篇文章,其中有很细致的论证分析,也有很具体的制度建议。并且,既不刻意回避提到自己的研究,却也不会变得自以为中研院,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到科技大学等评定标准的差异化,我就很支持他们的主张,虽然我觉得在落实为制度时还是得谨慎为之。简单说,在教学与服务指标无效的现状下,不管研究表现在升等或评鉴上是占10%还是90%的配分比重,都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与100%无异)。此外,以美国为例的说明,更是令人惊艳。

不过在有关典型转移,理论研究教学在典范转移中的地位,以及师徒传承的作用等等,我希望提出几点不同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林宗弘教授所提出的诸多政策建议,是在既有台湾学术发展政策的框架下,试图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提高台湾学术研究成果的能见度与影响力。也因此,比较着眼于投稿,发表等候背后的文化资本,人脉连结之类的客观条件,来构思相当务实的具体建议。不过这些建议比较少提及文章中的「典范转移」。此外,典范与典范转移的概念内涵,似乎没有在文章中做详细的说明,其结果可能错失了理论观点在典型转移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典范转移与理论观点之关系

有关“典范转移”的讨论,我们可以回到Kuhn自己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相关论述.Kuhn在书中第六章<异常现象与科学发现之产生>,正是针对理论的发明“与事实的”新发现“之间关系做讨论。他在该章开头,先提出一个问题意识──既然累积性的常态科学并不会发明新事实,但明明科学发展中总是偶有革命性的新事实被发现,那么这些新发现从何而来?因此,Kuhn认为,“在典范指导下进行研究,必然是一个极为有效的造成典范变迁的法子。”这是个很吊诡的事情,要造成典范变迁,就需要先在典范指导下进行研究。反之,这也证明了,完全不顾该学科自己的核心议题(也就是典范),反而是不会造成典范转移的。大家意料的,也如我常挂在嘴边的:迂回会更直接,慢慢来比较快(据说后者也是高承恕老师的名言)。

接着,Kuhn就着手讨论理论的新发明与事实的新发现之间的关系。简单说,Kuhn主张,异常现象只是新发现与新发明的导火线,“在调整典范的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换言之,在科学家还没有学会用另一种观点观察自然以前),新事实并不能算是科学事实。“就像是自作聪明的侦探,面对爱伦坡小说里那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信一样,没有新观点,我们对于新事实只会是视而不见。事实上,这说法也完全符合新康德学派的知识理论。

诚然,Kuhn也在本章开头几段就明确指出,发现与发明,理论与事实的区分,根本就是武断的,也就是两个是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以科学史中几个实际的例子为基础,Kuhn做出小结:“察觉异象之存在──即研究者根据自己所服膺的典范,并不预期会碰上的现象──是导致后来的新发现(或新发明)的重要关键。但在这两个例子中,觉察到有些事不对劲,只是发现的前奏。若没有进一步的实验与调整观念(或理论)以消融异象的过程,根本不可能发现氧气与X光。这可见,在所谓发现与发明,或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循环或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异常现象的发现只是导火线或前奏。反转是,这些异常现象要成为有意义的“新发现”,得要等到理论观点的“新发明”出现之后,才会被正视为有意义的现象。即使我们不像新康德学派那样,强调观点或理论的先行,退一步说,理论观点的新发明与导火线之后,典范发生全面转移的关键环节。

◎典范转移,横向合作或纵向理论教学传承?

Kuhn所举过的例证也显示,典型转移是不可能在所谓边缘议题上产生的。不论是从托勒密到哥白尼,或是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典范转移,所涉及的都是当时相关学界的核心议题。甚至应该更精确地说,不是当时一时流行的当红议题,是与该学科传统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也因此,熟悉与该学科传统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并以此一核心议题的处理,提出别开生面的创见(从世界观,理论假设,一直到研究方法,测量工具),才会有所谓典范转移的意义。

而厘清与熟悉该学科传统的核心议题,正是理论研究与理论教学的任务。再者,前述从世界观到研究方法的典范转移,从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带动风潮之前,他自己并没有相关的经验研究,而是许多人多少信服他的理论观点,并致力发展出可以印证或检验其理论的经验研究,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测量工具等等。这也证实了林宗弘教授文章里所提到的团队合作。但用我自己比较偏好的措词来说,应该是,纵向的传承可能比横向的跨领域连结还更加重要。

类似后人落实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努力,学生在理论上修正与细致化老师所提出来的理论,或是将老师所提出来的理论应用到其经验所不不现象上,都有助于理论观点与经验事实的循环发展,进而可能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贡献于国际学界。除了跨领域的横向合作以外,强调纵向的传承,也是降低林宗弘教授笔下“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之一,至少是与横向连结同等重要。

【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典范转移,所涉及的都是当时相关学界的核心议题】

如果我们不断把优秀学生送出国外,而形成断代式的研究发展模式,当然就只能靠每位学者自己来拓拓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但哪个学派不是靠传承而发扬光大的呢?无论如何,所谓团队合作,也就意指着分工(与合作),具体来说,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台湾既有的学术生态来说,我认为如何促进双方的对话是当前最关键的地方。

不可否认,就Kuhn所描述的历史过程,新理论观点的提出,也经常与经验研究上所遭遇的困境有关,正如前面提到有关异常现象的导火线或前奏角色。例如,用地心说来构想与解释水星逆行的路径,总是有扞格之处,最后促成了某些学者开始考虑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也就是典范转移中的世界观转变。但在今日比过去更加细致的学术分工,以及更绩效主义的评鉴制度下,我认为分工加上对话合作,或是由传承来让理论观点引导出经验研究,同时以经验研究来刺激理论观点的发展,才是比较务实的。也容我以自己为例,我之所以不自由力地以师承叶启政老师自许,追随他学习至今,以及我在课堂与读书会的教学研究工作,包括最近被大家注意的PTT研究,即是以此为目标在耕耘着(但制度确实很重要,只要评鉴制度底下的判断继续歧视本土博士,传承必然是无以为继)。

◎帕森斯的理论体系与社会学的典范

最后,让我再举Parsons与Merton为例来说明理论研究的意义.Parsons毕生致力于发展他所谓的理论体系来整合社会学,甚至整体人类知识的研究成果,因此,被称为是巨型理论。这理论体系并不是具体的,直接可以被经验研究所检验的经验理论,而更直是一套概念架构。但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学教科书中的章节安排,却也还未脱离这套概念架构,并成为我们社会学界沟通对话的基础。要不,大家可以拿着“社会化”这个概念,去溯其他学科的学者或是一般人沟通看看,就可以发现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与理解是多么特定。

而帕森斯也是藉由这套有自己专有名词,对组成的概念有自己特殊定义的理论体系,来建立一个有别于经济学的研究典范与学科。而这也是他思想中承自Weber的新康德学派色彩之展现,亦即,范畴(概念架构)决定了我们会看到什么现象,看不到什么。其实,这就是典范所内在的世界观。用帕森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理论不只陈述我们所知,也告诉我们,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亦即,需要解答的问题。“实际上,把Parsons建构理论体系的工作跟新康德学派的思想,以及Kuhn的典范与典范转移概念连结起来,并不是我的独获创见。Hamilton在解释与引介Parsons思想的小书中,就已经有类似说法。

相比于此,身为Parsons学生的Merton则不满意Parsons的巨型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他认为在经验研究上的累积不够之前,建构巨型理论的时机就尚未成熟,所以提出「中程理论」的概念。我认为,经过这多年来,这仍是现下社会学主流的态度。不分国内国外,不论是社会学主流的哪个分支领,所认可的理论都是中程理论。但或许我们也该不时检视,经过这多年的发展,我们(台湾或全球的社会学)累积出什么样的典范?以及,其中又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典范转移吗?


【Parsons说,巨型理论跟中程理论,必须在相互的关系上得到各自的定位】

反观,Parsons在回应这些从中程理论的角度对他的批评时,他的说法是,没有巨型理论来让诸多中程理论与相应的经验研究在相互的关系上得到各自的定位,就是分工与合作的架构),中程理论与相应经验研究的累积与整合是不可能的(请记得,常识科学的阶段,知识才是累积的)。用前面的措词来说,就是连形成典范都不可能。我甚至要进一步主张,正如本文稍早引述Kuhn的话所显示,在典范内进行研究是造成典范转移的方法,所以,没有以此理论体系为分工合作的基础,甚至连典范转移也是不可能的。

◎以持续对话来促进学术发展

我从取得博士学位之前至今,也持续在进行经验研究,指导的学生也大多以经验研究取得学位,这是社会学界目前的主流,不过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来思考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地位,这确实是我前几年以<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本土化>为题,讨论相关议题的目的,也是这个匆忙写就的回应用意之一。此外,就是在国际化,英语授课为英语化,美国化)的发展趋势下,再次重申本土学术传承(而不只是新的,可用的肝)的重要性,并呼吁学术思考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必须至少是循环而不可偏废的。

林宗弘: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

 

编辑/蓝敏菁

本图文原载于书《巷仔口社会学》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6/06/02/huanghouming-2/。感谢该网站编辑授权微思客推送。如果需要转载,请联系该网站编辑 。

联系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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