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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德蒙•伯克遭遇脱欧公投(下)| 微思客

11月6日,在英国高等法院裁判英国政府无权启动脱欧程序之后,微思客第一时间推送了龚克的《当埃德蒙•伯克遭遇脱欧公投》的上篇。该文首发于端传媒2016年7月30日“思想寰宇”栏目。在高等法院裁判之后,作者增补、修改了一些内容,授权转载于微思客。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点击【阅读原文】阅读上篇。

 

龚克 | 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

议会精英,已成漂移的压舱石

伯克身处十八世纪晚期,对新兴的大众民主深切怀疑。他认为“至于每一个个人在管理国家事务上所应享有的权力、权威和方针的份额,我决不承认它是人在公民社会中直接的原始权利”,而且“一场选举就会彻底毁灭这个国家的统一、和平和安宁”。他把治理国事的希望,寄托在“有恒产的、受过教育的,和有著诸如扩展与解放理解力这样的习惯的人们”所组成团体上。换句话说,便是这个国家的中上层阶级,以及他们的政治化身——英国议会。他曾经欣慰地提到,国会议员“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成为国家这艘船的压舱石”。

但是此次脱欧公投显示,即便“最坏的情况”尚未来临,这块“压舱石”可能也会脱离位置而四处漂移。没有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会始终蒙受上天眷爱,以天命来保证其智慧;英国也不例外。无数评论都已经指出,这次公投本无法律上的绝对必要,究其直接根源,正是卡梅伦(David Cameron)试图以公投为筹码赢得连任,而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等人试图借势将其推至权力巅峰的合谋产物。换言之,为这场势不可挡的民意洪峰开闸的,是一个由政治菁英算计所共构的政治开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伯克当年猛烈攻击法国议会的言辞,用来观照今天的英国,依然有惊人的吻合度:“他们(指某些有才能的人)会被邪恶的野心、被对庸俗的光荣的欲念所驱使,如果这样,那时候议会的这一脆弱部分,就轮到自己变成为他们阴谋诡计的愚弄品和工具栏。在这场政治交易中,领袖们将不得不向他们的追随者的愚昧低头,而他们的追随者则将不得不屈从于他们领袖们,及其恶劣的阴谋诡计。”

抛开伯克式的爱憎不论,公投之后英国三大政党同时陷入混乱,卡梅伦和法拉奇(Nigel Farage)辞职,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工党遭遇信任危机,即便约翰逊一时风头无双,也因为盟友背后捅刀而退出党魁之争(顺便一提的是,他出任新内阁外交大臣堪称黑色幽默的典范),同样折射出这场大地震背后所隐藏的小格局。

更重要的是,面对汹汹民意,英国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已经放弃了“压舱石”的终极角色。虽然“议会主权”一脉相承,但自伯克以降两百年,他曾经青睐的这个群体,无论是从现代民主的正当性理据,还是政治胆略出发,都不允许自己站在与大众民意公开对抗的立场。伯克当年以英国政治之审慎为傲,但两百年后,面对全民公投这一标准的大众民主机制,无论在法国、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议会都只能承认民意的终极合法性。或许政治精英可以避免打开公投的潘朵拉魔盒,但一旦打开,则不敢正面撄其锋,只能以民意的终极合法性来自我解脱。这也是为什么在公投揭晓之后,所谓二次公投和议会否决,仅有理论上的可能,在实践中基本已经无望。

按:相关评论以2016年7月前的事态和舆情为依据,11月高等法院裁定出台之后,议会将扮演何种角色仍然值得观察。


鼓吹脱欧的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左),公投之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堪称黑色幽默。

以人民之名:趋于全知全能,还是沦为乌合之众?

回归到伯克所界定的理想治国者的标准之上——“有恒产的、受过教育的,和有著诸如扩展与解放理解力这样的习惯的人们”,在十八世纪末期,这三项标准已经足以勾勒出一个同普罗大众相分离的群体,并且成为审慎理性的代名词。但在两百年后,这三项标准的内涵与外延都已经变得含混,“精英”与“大众”的鸿沟也日益消弭。

事实上,在这三项标准当中,“恒产”和“教育”作为硬性门槛,两百年后的意义已经逐步消退。以英国为例,今天居民的住房自有率超过六成(更不必说和普遍赤贫的十八世纪末期相比,不动产之外的其他财产也可以纳入“恒产”标准),而学位拥有者占总人口比例约40%。财产和教育两项标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区隔意义。

当外在的、硬性的门槛不足为据时,对于政治体建构而言更为本质、同时也更加不可捉摸的“扩展与解放理解力”,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作为经验主义者,伯克曾经讥讽普赖斯“似乎是有点过高地估计了,他在这个时代所获得和所传布的那种伟大的知识财富”,那么两百年后的知识财富,无疑大大地超出了伯克和普赖斯的时代,却似乎仍然无法保证在多数情形下达成共识、甚至使社会免于撕裂。

或许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人民”的能力?随著教育水准的提高、传媒技术手段的持续改进,它会逐渐趋于全知全能?还是存在某种屏障始终无法克服,终究不免成为勒庞(Gustav Le Bon)意义上乌合之众?如果是前者,是否意味著全民公决可以突破小政治体的限制(如瑞士的实践),在现代国家中成为一种可靠且可操作的民主机制?如果是后者,所谓政治精英又将在何种意义上成之为“精英”?无论何种情形,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适用界限,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调整?——这恐怕是政治领域中一个永远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伯克猜中了问题的开头,却远远没有、也不可能看到问题的结尾——如同他所论证的人类理性之局限。

伯克将如何投票?

回到“伯克将如何投票”这个假设性问题本身,从他对(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政治的态度来看,很难想像他会欣然投IN——无论是在实质上同欧洲维持紧密联系、还是在形式上通过一种卢梭式民主的公投手段(有趣的是柏克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按今天标准正是一位欧盟公民);然而即便他选择OUT,仍然不免成为这场大众民主游戏的同谋者。似乎唯有彻底拒斥,才能符合《法国革命论》中的真意。然而,如果伯克重生于21世纪,他真的会选择撕碎选票吗?如果采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这场思想实验的意义又在哪里?

历史学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曾言:“政治理论的历史,不是一个同样问题有不同答案的历史,而是一个问题不断改变,因此解决方案不断随之变化的历史。”同样,“伯克如何投票”事实上并没有确切答案。理论与现实、目的和手段之间,很难找到一个高度自洽的选项。而这一切,概归因于“问题不断改变”、提出问题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的缘故。

事实上,就在伯克的年代,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问题本身和提出方式也已经改变。“自由”和“平等”的位次之争,是隐含在革命暴力背后的真正“诸神之战”。而两百年后人们蓦然发现,英国新任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的就职演说中,关键字已经不是“自由”,而是“公正”(Justice)──尤其是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平权、同性婚姻等。而在这种特定逻辑中,所谓“公正”不过是“平等”的代名词。当这位新首相声称“我们做重大决定时,想的不是那些有权之人,而是你们;我们通过新法时,不听那些有势之人,而是你们;当收税时,我们不会优先考虑那些有钱之人,而是你们”。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标准的法式平等宣言。如果伯克再生,不知会赞许为“与时俱进”、还是会谴责精英政治的媚俗?

但从另一方面说,今天大肆嘲笑英国人如何“悔不当初”,甚至把英国描述成惶惶不可终日,某种意义上是在重复当年伯克犯下的错误,即以未来代替现在,以情感逻辑代替现实逻辑。虽然这一事件充满历史反讽,但作为观察者,却不必有过度的“感情投资”。

经济学家通常看衰英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但要如伯克般断言一场公投将“彻底毁灭这个国家的统一、和平和安宁”,未免为时过早。

作为伯克的主要标靶之一,法国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暴政”形象似乎已经被盖棺定论,但后者的一句话仍然不妨重提:“物理世界中的一切已经改变,道德和政治世界中的一切也须改变”,剔除掉其中虚妄理性的成分,在这个思想实验中,这句话并非一无是处。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世界已经天翻地覆,而在这个刚刚开启的世纪里,我们当然应以伯克般的审慎来应对变化,但不妨以同样的审慎态度,应对这种“如何面对变化”的心态本身。

 


2016年11月,在商界人物Gina Miller诉请之下,英国高等法院裁定脱欧程序须经议会批准,从而打响了脱欧法律战,英国议会如何抉择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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