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无字碑: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 | 微思客

徐添 整理 东方历史评论 (微信公号:ohistory)

 

只有将某位政治人物放大乃至神化,方能将其周边的信仰者团结起来,组成特殊的关系网络,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在由秦至清的两千余年历史里,无论专制皇权是强是弱,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维护着皇帝制度并为其披上各种样式的合法化外衣,仿佛不如此,便无法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及其纷繁复杂的官僚系统。20世纪清帝退位后,皇帝虽然不复存在,可“神化”的政治传统却未曾消失。

“神化”的传统仍在延续,其动机并不难理解。但对于历史学人或喜欢探知真相的读者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剥去历史上的“神化”外衣,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重新理解历史人物,重新评判人物的功过得失。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个被“神化”的人物。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述中,“国父”孙中山作为伟大革命先驱的地位毋庸置疑,也无需置疑。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他一登场便成立了兴中会,策划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再登场便号召群雄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直接成为了全国最大革命团体的领导人。这样一段论述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其背后却隐去了许多同早期革命活动有关的人物,也忽视了革命派同改良派之间原本并不那么清楚的界限。

在同盟会还没有成立的那些时间里,他是如何组织革命运动,又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威望的呢?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同时尽量避免政治话语对此问题的干扰,本期的外刊扫描特地选取了两位海外华人研究者的论著,力图通过这两篇文章,为各位重现一个未被“神化”前的孙中山形象。

1、偏是良人离故国:流亡时期的容闳、康有为与孙中山

整理自: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20, No. 1 (1986), pp. 1-32

作者:J. Y. Wong(黄宇和)

在中国近代史上,容闳、康有为与孙中山无疑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了救亡图存,他们各自怀抱不同的政治主张,活跃于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使得危在旦夕的时局露出一丝生机。他们想要“挽狂澜于既倒”,但昏暗的政治却容不得这些有理想与抱负的“良人”,1898年前后,他们陆续流亡海外,各自组织团体继续同朝廷抗争。如今,我们都已知道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别,不断彼此论战,彼此斗争。然而我们所不了解的是,在1900年,改良派(后来的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合作。在《流亡理想家:容闳、康有为与孙中山,1894—1911》(Three Visonaries in Exile: Yung Wing, K’ang Yu-wei and Sun Yat-sen, 1984-1911)一文中,澳籍华人学者黄宇和(J. Y. Wong)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详细叙述了容、康、孙等人曾试图联合反抗清廷,最后又分道扬镳的原委。

要说到容、康、孙三人的流亡故事,还是要从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说起。这场中日之间的第三次战争(之前是唐朝的白江口之战与明朝的万历东征之役)给国人的内心深处所造成的震撼实在是无法估量。1895年在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正是听闻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才愤而联合举人“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本已对洋务运动失望至极而居美国多年的容闳也正是因为受到这场战争的震撼,才回到中国为张之洞筹谋划策;在帝国的边陲广州,前一年向李鸿章上书失败的孙中山正是因为国事如此颓败,才最终心灰意冷,成立了香港兴中会,发动了广州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个人都受到时局的刺激,进而施展自己的手段以救亡图存,但不幸的是,他们的主张与行动接连遭到失败。

最先离开的是孙中山。1895年与杨衢云等人策划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迫离开广东,经由澳门、香港,流亡海外。相比于三十年后改组国民党时候的自己,此时的孙中山还有颇多的“理想主义”,在他企图夺取广州作为反清基地的计划失败以后(这几乎是必然的,且不论他是否能指挥得了成百上千的贩夫走卒,光是考虑到起义成功后如何迎战成千上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这场起义就不可能成功),他企图前往英国伦敦向英国政府求得“善意中立”(benevolent neutrality)并支持他的起义活动。英国政府对于他的计划丝毫没有兴趣。尽管他在伦敦蒙难时曾受英国政府营救,但英国政府之所以会将他从清使馆中救走,主要是因为清使馆的人员破坏了伦敦当地的法律,当然,对于这样一位东方专制主义的受害者,他们也没有否认自己的关切之情。孙中山的伦敦之行收效甚微,他仅仅取得了得以重返香港的权利。但是正所谓“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的伦敦蒙难经历竟然吸引了日本友人的注意,此时这些日本人正在为自己所领导的泛亚主义运动找寻一位中国“英雄”,而孙中山的主张与气质刚好符合了他们的期许。宫崎寅藏(Miyazaki Torazo),这位孙中山日后最重要的国际友人就是在此时认识了孙中山。1897年秋,孙从英国经加拿大抵达日本,同宫崎寅藏会面。尽管二人以纸笔交流,但所谈甚欢。到最后,宫崎寅藏已经完全为孙折服,他给孙中山提供了一套房子并各种设施,以供其尽快学好日语,便于进一步的交流。孙中山暂时在日本安顿下来,在其期间,他听闻了1898年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辅佐下,颁布《明定国是诏》,进行变法。然而事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便突然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囚禁光绪于瀛台并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六君子不幸遇难,而康梁等人则在英日等国使馆的帮助下出逃国外。在英国使馆的帮助下康有为从上海逃到香港,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变得有些妄自尊大。在香港,康有为遇见了宫崎寅藏,宫崎寅藏企图促成康、孙二人的联合,他几番向康有为游说,但没能成功。

康、孙二人联合所产生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明白,就连维新派的干将,后来也去了日本的梁启超也心知肚明。日本人没有完全放弃游说两人联合的计划,驻香港的日本使馆曾劝说康有为去日本避难,借此同孙中山见上一面。然而,康到了日本以后,还是拒绝了孙中山的见面请求。

康有为

康有为对孙中山态度如此冷淡乃至抗拒,原因不难理解。尽管双方都有打倒慈禧太后一派的政治诉求,但其最终目的并不一致。相对于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的主张,康有为首先要考虑的便是“保皇”。皇帝不但是国家的象征,更是康有为自身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流亡的过程中,康有为曾在某些场合表明自己怀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此事后来被证伪),这份“衣带诏”不仅在逃亡的过程中带给他很大的便利,还为其组建军队、筹集资金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改革流亡者”与“帝师”的形象相互交织,让他在海外获得了众多华人的支持,一旦这道皇帝的护身符不复存在,康有为的影响力会打多少折扣,可想而知。凭借其特殊身份,康有为在海外的募款活动受到了众多海外华人的支持。在加拿大、新加坡以及檀香山,康有为的拥护者远远超过了拥护孙中山的人,甚至连早年曾向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资金帮助的兄长孙眉也转变了态度。海外华人的大力支持,加上“帝师”、“流亡者”的身份让康有为更加固执己见,拒绝同孙合作。在流亡海外十八个月后,1900年5月某日,康有为告诉新加坡当地的军政长官一个消息:当月月底,中国将有大事发生。

康有为所指的“大事”显然就是当年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唐才常,湖南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好友,坚定的维新人士。在1898年的政变中,唐才常随维新余党流亡日本并同康有为商议计划,准备勤王,发动起义。在犬养毅、宫崎寅藏等人的介绍下,他很快便同孙中山相识。唐才常惊喜地得知孙中山同长江中下游的秘密会社保持往来,他们愿意响应孙的号召投身排满运动。同那些泛亚主义的日本友人一样,唐才常也希望能够在康孙二人间搭建起合作的桥梁,这样,这些长江流域的会党便可为己方所用。1899年,趁着康有为返回香港的机会,唐才常来到香港并游说康有为,但他也徒劳无功。任务失败后,唐才常返回日本同孙中山商定起义的详细计划。由于康有为的不合作,唐、孙之间的共同起义计划只能各自独立进行:唐才常利用孙在长江中下游的会党关系于1900年8月9日在华中五地同时起义,而孙中山则在此时于华南惠州发动起义,南北合攻。

孙中山对于未能实现同康的合作深表遗憾,他并没有死心,趁着唐才常返回国内着手起义的功夫,他直奔康有为避难的新加坡,再次试图缔结联盟。然而这次,康孙之间围绕着资金的使用以及海外华人的援助形式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竟致不欢而散。孙中山眼见合作无望,便自行跑到上海独立领导华东地区的起义,企图领导华东华南两地,为的是与起义成功后的唐才常相抗衡。然而,就在这时,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暴露了。

唐才常

按照计划,唐才常的五地自立军将于1900年8月9日同时起义。然而随着起义时间的临近,之前同康有为约定好的起义资金(用于征召兵员、购置武器装备等)却迟迟不见踪影。无奈之下,唐才常只得暂时推迟起义的时间,起初推迟到8月19日,最后又推迟到了8月23日。唐的临时决定并未能及时通知到所有起义领导者,到了最初约定好的时间,秦力山等人发动了起义,他们很快遭到了大批清军的镇压,死伤惨重,秦力山被捕。在经过严刑拷打之后,秦力山向清军透漏了所有重要的起义信息,唐才常等人在8月21日尽数被捕,不久便遭处决。自立军起义彻底失败。

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无疑是秦力山的泄密以及唐才常的推迟,但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康有为未能及时将资金送到唐才常手上。除此之外,康有为有意无意地公开提及勤王计划也是导致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曾写信给刘坤一,鼓动他参与唐才常的起义,然而正是刘坤一发现并镇压了秦力山的起义。更为可笑的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三个月后,康有为又给刘坤一去信,居然想鼓励刘去完成唐才常未竟的事业。毫无疑问,是康有为的妄为造成了起义的失败。

容闳也参与了自立军起义的计划。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便躲避于上海租界,组织“中国议会”(Deliberative Association of China)讨论变法问题。1899年,容闳避居香港,其理由是为“自身的安全”考虑。这当然只是一种托词。实际上,容闳离沪同唐才常有关。1899年,唐才常由日返沪,组成了一个同“中国议会”主张十分相似的团体。为了避免竞争,唐、容很快达成了合作。容闳无疑知道了唐才常的起义计划,也正因如此才要移居香港,避免起义失败后自己受到连累。当然,容闳这种做法并非胆小怯懦之举。对于这场起义,他在不同方面均给予过相当大的支持。在同唐才常结盟之前,他多次用英语向外界表示:在皇帝重掌政权之前,全中国的秘密会社将不会反对外部干涉,这种说法后来为康有为、唐才常所用。此外,按前文所述,康孙之间无法实现合作一直也是唐才常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在与容闳结识后,唐希望容闳能够亲自出面,说服康有为。

1900年3月,容闳抵达新加坡,见到了康有为。容闳同样未能说服固执己见的康有为,他反倒是被康有为说服,告知新加坡的英国政府:一旦中国爆发起义,英国是否会支持?新加坡当局立即将此事传回伦敦,得到的答复是:英国应保持关注,防止任何影响英国在当地利益的混乱发生,其态度十分暧昧。容闳利用了英国人的这种暧昧态度,他声称英国政府支持中国的起义,为了让起义能够得到中国精英阶层的支持,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内召开“中国国会”,上百名社会贤达、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容闳被选为会长。为了消除外国人的顾虑,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一份通告,力求以自己的形象争取国外支持。容闳不但了解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计划,还同唐才常商定由他负责处理外交以及宣传事宜。然而由于自立军起义功败垂成,容闳又成为了清廷重犯,只得再次流亡。他回到美国后便转投了孙中山的革命派。这样,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唯一一次联手就此告终。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自立军起义是康有为同孙中山两派人的分水岭。尽管此前,两派人有着共同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专制清政府),但由于自立军的失败,两派的共识很快破裂。康有为受到起义失败的刺激,此后一生不再主张起义,他的保皇会不久之后就改成了帝国宪政会。由于他的不作为导致自立军起义功败垂成,康有为受到维新派内部诸多友人的指责,威望大跌,为此他不得不亲自奔赴欧美各地并派得意门徒梁启超到澳洲再次寻求海外华人的支援。而与之相对,孙中山的革命派则渐渐呈现上升的趋势,他开始转向西方资本家筹借经费。1905年,在孙中山的组织下,中国最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各地分散的革命团体开始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洪流。

2、跑马场上无字碑:杨衢云、孙中山与中国早期革命运动

整理自: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9, No. 3 (May, 1960), pp. 307-318

作者:Chun-tu Hsueh(薛君度)

在香港的跑马地坟场里,有一块墓碑。墓碑上没有死者的姓名,其背后刻有“6348”字样——这是墓碑的编码,从远处望去,隐蔽在众多西式墓碑中的它平淡无奇;但若从近处打量,你就会注意到它天圆地方的外形设计和碑柱顶部的截痕,这一切都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逝者的“壮志未酬”。

杨衢云墓

这里便是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的墓。长期以来,关于杨衢云的历史一直同他的墓碑一样湮没无闻。由于杨、孙二人曾因会长一职一度交恶,孙中山的继承者们对杨的评价普遍不高,少数人(如冯自由等)甚至较为负面。事实上,早在孙中山之前,杨衢云就已经提出了建立共和政府的概念,并且在香港成立了进步团体辅仁文社,他在晚清中国的革命活动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孙中山、杨衢云与中国早期革命运动》(Sun Yat-sen, Yang Chu-yun, 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一文中,作者便是从杨衢云的角度出发,结合杨衢云与孙中山的交往互动,重新讲述了1895年到1905年之间的革命往事。

杨衢云,祖籍中国福建,1861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后随其父亲定居香港。1875年,十四岁的杨衢云在香港海军码头做学徒期间,因一次意外工伤右掌三根手指齐断,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遂改习英文。毕业后,他任招商局总书记,后成为沙宣洋行副经理。1892年,杨衢云成立辅仁文社开始招收会员,其成员有谢瓒泰、周超岳、黄永商、陈芬等洋行员工,平日以学习西方文化、进行社交活动为主。

杨衢云

在辅仁文社成立之时,孙中山正在香港大学医学院进行最后三个月的学习,他与杨衢云早在1891年便已相识。孙中山出生于番禺(今中山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十二岁时离开家乡前往夏威夷兄长孙眉处。1885年,他来到香港就读医学并于1892年毕业。毕业之后,孙中山连同儿时伙伴陆皓东于1894年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主张“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迅速实施改革。李鸿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是也给了他一笔经费用于成立农学会。孙中山于当年秋天前往檀香山,利用这笔钱成立了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返回香港,同杨衢云相会。出身背景与志趣都极为相似的两人甚为投缘,两人最终决定成立香港兴中会。加入到这个香港兴中会的人有部分来自于辅仁文社,也有部分人是孙中山的好友,如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尽管后世的历史叙述中通常会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兴中会的口号,但事实上,兴中会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排满革命倾向。这个组织的最初目的诚如其会名所示,在于使用进步的手段振兴中国。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兴中会的主张渐渐发生变化。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令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大为震惊,最终走上了反抗满清的道路。

1895年3月16日,《马关条约》签订的一个月前,孙杨等人举行会议,决定在重阳节(10月26日)发动广州起义,孙中山负责率领起义军,杨衢云则负责筹措经费、购买武器弹药,招募战斗人员。双方本已分工明确,然而却在选举会长“伯理玺天德”(president)一职时起了争执。以辅仁文社成员的一派拥护杨衢云出任会长,而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则拥护孙中山出任,双方彼此争论不休,以致香港兴中会差点解体。据郑士良所述,最后是孙中山在选举中胜出,但却被迫让位于杨衢云,此事出于孙中山一方的说法,值得怀疑。但不管怎样,关于“伯理玺天德”的争夺只是加剧了兴中会的内耗,无益于起义大局。

“伯理玺天德”最后被证明毫无必要。因为广州起义尚未发动,便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按计划,起义将于10月26日(重阳)发动,但由于香港方面准备尚未妥当,只得推迟两日。27日,广州当局听到了起义的消息,逮捕了三名起义者。由于孙中山的警告并未抵达香港杨衢云处,到了28日,杨衢云派出的起义者、武器和弹药尽数被清政府缴获,起义就此失败。孙中山匆忙逃亡国外,辗转英美各国,1896年,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帮助下定居日本,而杨衢云则离开香港,经由新加坡等地最后流亡南非。1897年夏,杨衢云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他也来到了日本横滨。然而此时经历了伦敦蒙难的孙中山早已声名鹊起,受到日本人的关照,成为了兴中会实际意义上的会长。杨衢云虽保有会长头衔,然而并没有实权和威望,最后只能在1900年交出会长一职,让与孙中山。

孙中山虽然得到了会长之职,但其革命事业依然充满了许多障碍。由于当时革命力量势单力薄,不足以成事,孙希望与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共同反抗满清政府。然而,妄自尊大的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见面要求,而梁启超虽然有意同孙合作,但碍于师长情面,只得拒绝。孙中山既然无法同康有为达成合作,只得自己寻找打倒满清政府的支援。

1900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等人仓皇“西狩”,中央政府崩溃;在南方,几位手握重兵的地方督抚宣布“东南互保”,观望局势;在民间,维新人士唐才常四处招募勇士,准备在华中五地起义,组织“自立军”勤王,而此时的英国也蠢蠢欲动,企图劝说李鸿章让两广独立。孙中山看到了一次机会。他同意了当时的香港议政员何启的提议,以孙中山、杨衢云、谢瓒泰、郑士良等人的名义写信给李鸿章,劝说李鸿章保境安民,在港督卜力的协助下实现独立。尽管其幕僚刘学询从中斡旋,十分积极,但李鸿章态度暧昧,令人捉摸不定。1900年7月中,李鸿章决意北上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时李态度为之大变,他警告港督卜力不得纵容颠覆分子。孙中山等人明白说服李鸿章独立无望,便着手准备发动惠州起义,企图由惠州北上夺取福建,接受台湾方面日本人的补给。1900年10月8日,惠州起义发动,这场起义由孙中山、杨衢云等人策划,郑士良指挥(尽管杨衢云参加了策划工作,但孙中山却劝他留在香港,等待接收当地商人的援助)。起义过程中,由于补给接济不上,郑士良只得在起义开始两周后将部队解散,他本人也在同一年死于香港。次年,杨衢云也被清廷特务盯上,1901年1月10日,被枪杀于自己在香港的教室内。

1900年,既是一段历史的终点,也是一段历史的起点。自19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排满革命当中,直到最后武昌城楼上的一声枪响,推翻了二百余年的满清王朝。但从1895年到1900年这五年间,孙中山与杨衢云的革命活动却基本限制在广东一省之内,参与革命的人多是广东和海外的职员、苦力以及秘密会社成员,革命的成果极其有限。然而,经历了两次起义之后,孙中山终于从一位“革命小将”转变成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所获得的威望与权力足以让他将各地分散的革命团体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联盟。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首发于2016年9月2日微信公号“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由该公号授权微思客推送。如需转载,请联系”东方历史评论“公号。封面图片来源:sznews.com。
投稿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
编辑:元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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