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思客版块

当埃德蒙•伯克遭遇脱欧公投(上)| 微思客

龚克 | 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

当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并引发轩然大波之后,一个思想实验式的问题,不止一次地进入我的脑海:曾在十八世纪末出版《法国革命论》,淋漓尽致地批判法国革命与“大众民主”的前英国国会议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如果穿越两个世纪,苏醒于英国脱欧公投的前夜,他会如何选择?是投In,还是Out?抑或索性撕碎选票,扬长而去,蹒跚走回到历史的深处?

这当然是一个关公战秦琼式的问题,但其中折射出的问题却并不全然虚幻,在《法国革命论》中,伯克对法国革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从这个现代民主实验室诞生的主要产品——大众民主,正是他的主要矛头指向。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两百年后的英国退欧,恰恰选择了全民公投这种典型的大众民主形式。在“古今之变”的参照系下,揣摩“伯克如何投票”的问题,或许可以开启新的认识空间。


《法国革命论》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一部圣经。

《法国革命论》:时间错位和预言证伪

长久以来,《法国革命论》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圣经。伯克借批判法国革命及其英国同情者的契机,阐发了保守主义“珍视传统、尊重权威、反对激进变革”的经典论题。而在中国,在革命狂飙突进数十年后,伯克的思想也正迎合了二十世纪末期政治保守主义回潮的趋势,”言必称伯克”成为中国知识界一时之盛,虽然在保守什么和如何保守的问题上始终聚讼纷纭。返回到文本本身,从源头看伯克对革命的理解,不难发现基本面的可商榷之处,同时也构成这场思想实验的出发点。

事实上,《法国革命论》并未完整涵盖这场政治地震始末。它出版于1790年11月,亦即法国革命爆发的十五个月后──彼时革命情势尚未激化、战争没有爆发,断头台无处可觅,雅各宾派专政和“恐怖统治”(La Terreur)更远在三年之后。但即便法国大革命才刚开始(甚至更早,因为动笔是在1790年初),伯克却已对这场革命进行了暴风骤雨式的批判。

《法国革命论》被后世看重,相当程度的原因在于伯克“预言”了大革命后期的可悲景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对革命“乱象”的斥责,很大程度上是用完成时态、而非未来时态描述的。换言之,他笔下的大量恶行或属夸大(如民众冲击凡尔赛宫的片段),或是成书之后才真正出现。伯克以强烈的感情色彩,跨越了实然和应然的微妙界限,将“已是”和“将是”在笔端融为一体,令读者不自觉中模糊了这一时间界限。

这种年代错置如此频繁,以至于伯克提及“在大地上爬行的那位最屈辱的生物”时,中文版译者想当然地译注为“当时被囚的路易十六”──但事实上在成书之际,路易十六并未被推翻,甚至权威尚未遭到根本性的动摇,只是因为法国王室在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激起了伯克几乎无节制的同情心和夸张笔法。


当被伯克描绘成为“在大地上爬行的那位最屈辱的生物”时,路易十六事实上仍然高居王位之上。

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明确以“未来时态”做出的预言中,有些得以印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真正指挥着军队的人将成为共和国的主人”。然而即便如此,伯克没有看到的是,拿破仑并不是克伦威尔,前者以强力手段继承了革命衣钵,并为革命之后的法国奠定法律与行政基础。在帝制与共和之间,事实上保持著微妙的历史联系(一个例子正是,和旧制度相反,拿破仑帝国和革命前后的共和国都承认普选与公投的正当性)。

伯克强烈地反对以抽象人权为出发点。在他看来,法国人以“自由”和“人权”为名义发起革命,其意象仿佛是“疯子逃出了监禁室的防护性约束和保护性的黑暗”,或者“逃出监狱的强盗和杀人犯”,此时后者享受到的抽象自由和天赋权利,根本不值得称道。

然而事实上,抽象的自由和人权概念,固然可能导致某种虚妄的政治理性主义,但在一个没有“大宪章”和英式议会,却仍承受著密札(lettre de cachet,常用作秘密逮捕令使用)和法式贵族的社会中,这种抽象人权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不得不为的诉诸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革命展示了一种新的鼎革图景,纵然充满暴力,追随者却不绝于途。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所言,美国革命如此成功,却始终是一个地方事件;法国革命以悲剧告终,却激起全球回响。

在王权尚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中,伯克指责法国称,“你们的新共和国是在那些标志著堕落与衰朽的共和国的种种腐化之中诞生、繁殖和养育的……你们的孩子是带著死亡的征兆来到世上的”。姑且不说,法国是到1792年8月才成为“共和国”的——伯克出书近两年后,事实上,法国革命中诞生的共和国也没有“堕落与衰朽”。法兰西虽然经历了拿破仑帝国和波旁王朝复辟,但整部宪政史,仍然清晰可见趋向共和的轨迹,预示了下个世纪中大部分国家的演进方向。甚至到今天,可以相当确定地说,英国本身也是一个披著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

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曾把19世纪前期辉格派史家为英国历史做出的具有强烈目的性的辩护,称之为“历史的辉格解释”。作为18世纪末的辉格党人,柏克在英法对比的横向维度中,事实上已经展现出这种“辉格史观”的先驱气质,即为历史发展规定内在逻辑,论证(英国)现实合理性,并做出道德评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辉格史观“或许是种种时间错位和预言证伪的一个认识论根源。


法国革命中的“网球场宣誓”,三级会议从此转变成制宪会议。

 

脱欧公投,本质仍是选择统治者

伯克把英国牧师普赖斯(Richard Price)对法国革命的同情鼓动,归结为三项原则:——“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因其行为不端而废黜他们”、“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政府”,并以此作为批判的一个主要标靶。他讽刺地称,“按照这种政治上的精神科医生的说法,假如国王陛下的王冠并非出于人民的选择,他就不是合法的国王。”

放在伯克的年代,王室神圣权威不容置疑,这种“政治精神科医生”的论点或是无稽之谈。但两百年后再回首,普赖斯鼓吹的三项原则其实已经成为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公理。民主体制下的选举形式多样,对“统治者”的界定也各有不同,但究其实质,选民产生政府,并得以在自由意志下视其政绩决定其去留,是民主体制的最核心要素。

事实上,如果把英王作为虚位元首,而将内阁作为实质意义上的统治者的话,19世纪普选权扩展之后的英国,同样遵循著普赖斯提出的三项原则。从1970年代起,英国及其下辖主要政治体也开始引入全民公投机制,决定入盟、独立等重大宪政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可以一边保留王室特权、一边坦然自称民主国家。

更为吊诡的是,甚至此次退欧公投也同样遵循这三项原则——只要我们对“统治者”和主权概念持起码的开放立场。

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并没有通过公投决定,而是由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这体现出当时精英阶层对这一新兴超国家机构仍有疑虑,更无全民授权。1975年英国首次公投“脱欧”未遂之后,欧共体逐步演变成为欧盟。各成员国在关税、财政、经贸领域的主权,部分转移到布鲁塞尔;欧盟也在事实上成为成员国公民的“统治者”。而在英国脱欧派眼中,从决策效率低下、放任移民涌入,到渔业资源分配不公,这个统治者的“行为不端”是不言而喻的。既然英国无力当真“废黜”掉欧盟,就只能选择退出,从而take back control——重新拿回对国家主权的控制权。如此一来,脱欧进程不仅在形式上走的是卢梭式大众民主公投的路线,连在实质上,也同伯克归纳出的普莱斯的看法暗合。

如伯克所言,坚实的自由固然只能从传统当中孕育出来,但问题在于“传统”本身的时间维度晦暗不明,没有人能说清多少代人之间可以塑造一种传统,以及如何在两个相互矛盾的传统间抉择。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教导法国人:“如果你们国家的最近几代人在你们的眼里显得没有多少光彩的话,你们可以把他们忽略,并从更早的祖先群那里得到你们的要求”。然而当法国革命者忽略整个王政时期、直接远溯到罗马共和,伯克又不以为然。

同样,在久远的“光荣孤立”大传统背景下,英国和欧洲近半世纪以来相互接近的历程,是否构成一种小传统?二者之间又该如何协调?如果(一部分)英国人民认为最近几代人时间里的欧盟没有多少光彩的话,他们的确可以将其“忽略”,并且从前欧共体时代的祖先那里寻求灵感。然而以全民中37.46%(72.2%投票率和51.89%赞成率)的明确脱欧意向,决然颠覆掉这种小传统,是否符合经验主义和传统取向的真义?伯克会把它视为一种回归历史的“拨乱反正”,还是一场民粹主义的绑架?

(待续)

编辑:元嘉草草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原载于“塞纳河风云录”,经作者授权,转载微思客。如需转载,请事先与作者联系取得授权。

联系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图片来自网络。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