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讲座(三):社会总会选择其敌人 | 微思客

本次法国专题推送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杨彩杰在香港所组织的萨特系列讲座。之前巴黎恐袭时,我们已经推送过该系列的第一讲《从哲学角度看尼斯恐袭:呕吐的世界》,这里为大家准备的是第二与第三讲。
 

杨彩杰 | 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

富德楼艺鹄日前举办了萨特文学哲学第三讲——社会总会选择其敌人。这个标题是萨特在1960年出版的大作《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的一句句子——「社会有必要选择它的死者和那些营养不良的人」(La nécessité pour une société de choisir ses mortset ses sous-alimentés)的转化。五十年代末开始,华人世界掀起了存在主义热潮。当中很多人以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高举个人自由,然后凭借这股来自「存在先于本质」的自由,人们彷佛可以完全超越宗教、社会规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想法似乎放大了萨特理论中的乐观精神。事实上,萨特二战后的哲学著作,与其说歌颂了人类自由的伟大,不如说呈现了人类自由的悲剧。

短缺

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萨特首先分析了「短缺」(la rareté)这个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总会令人感到短缺,例如职位短缺,新产品不足以应付市场需要,政府资源未能满足有需要的人等。在此,萨特不是严格地沿用经济学「资源有限欲望无限」的概念,也不是说一切东西都会短缺,他只是想指出短缺是社会历史的条件。但事实上,所谓短缺,不一定是数量上不足够,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短缺的,短缺更多的是指人类不断需求更多的心理。这种心理形成一种社会形势,然后大家觉得必须决定把资源优先分配给某些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排斥另外一些人。

由此,短缺令社会成员间形成竞争,争夺各自需要的东西。过程中,社会某些成员无可避免地对其他成员施行暴力——不论是哪一种暴力。因此「社会有必要选择它的死者和那些营养不良的人」一句,就是指社会在选择谁人可以获得资源这种人类社会必然的内在矛盾。而萨特看过很极端的情况。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目睹中国为了遏止人口膨胀,强硬实施计划生育,然后把超过限额的婴儿视为多余的人(l’excédentaire),或想办法制止他们诞生于世上,或活生生把他们处死。就如流亡作家马建在《阴之道》中说:「在党的眼里,每一位母亲都是生育嫌疑犯,每年的查环查孕就是在预防母亲犯罪。」这就是现在、此刻的人,出于短缺的想法,觉得自己有权决定未来谁人可以活在世上,谁人可以获得世界的资源的例子。

抛弃左派的教条

那么一度在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中极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行动,能否终止因短缺而带来的社会暴力呢?萨特认为并不能。早在1946年的文章〈唯物主义与革命〉里,萨特就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业已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共产党,反对他们主张物质条件决定人类行动和历史,并认为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最终可以推翻资本主义的想法。他质疑,如果物质条件能决定人的行动,那么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是什么呢?个人在历史活动中是否毫无自由可言呢?再进一步,如果共产主义革命可以一蹴而就,带来乌托邦的世界,那为什么史大林统治的苏联人民,其自由就毫无寸进呢?事实上,在萨特思考这些问题时,苏联于1956年派兵镇压匈牙利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可谓完全撕破了对人类解放的承诺。故此,萨特认为社会成员间的对立其实更为复杂。

于《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意欲摆脱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摆脱所有教条,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解释马克思思想,指出人的自由其实是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从俄国革命的例子来看,它可以帮助人们挣脱皇权的枷锁,追求社会平等。但另一方面,当政治革命达至某程度的成果后,社会上的压迫仍持续不断地出现,因为社会仍在不断地选择、转换它的敌人。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看不到人们无止境的竞争和排斥这种状况,他假想革命能带来历史的终结,以为人类自此可以安身于社会主义的国度里。然而现实中,无产者仍然不断受到压迫。因此,萨特主张法国工人不应满足于个人收入的增加,必须持续地革命,不断矫正社会仍然存在的压迫,如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个人的压迫。

辩证的经验

虽然萨特不断批评当时法国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但他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当下不能绕过的视野。」因为诚如马克思所主张,人类绝不能按理论凭空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社会状况里再创造的。然而,他认为马克思过分乐观,忽略了社会状况同时会对人的行动带来反作用,阻碍人们达至原定目标这一点。萨特参考了雷纳·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亚洲史研究。后者指出中国人为了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长期在边境伐木,扩充耕地面积。这样虽然增加了农作物收成,养活了庞大的人口,但同时造成泥土侵蚀,河流泛滥日益严重,威胁沿岸人口等问题。这个例子说明了人的实践(praxis)改造了物质自然(耕地和泥土),形成新的社会状况(经济和社会稳定),但当人的某些实践达至一定成果后,他马上就要面对新的困难(大自然受到破坏)。因此,人类历史其实并没有简单地直线进步,完全摆脱昔日的问题,人类仍然要跟自然搏斗。这就表明人类经验是辩证的(dialectique),人的实践改造物质自然,但不会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人的筹划(projet)总是不断超越物质自然的限制,形成新的形势。而整个辩证的经验,就像一个螺旋的图像。而且,物质自然不是不可改变,或与人无关的物理现象,而是必定带着人类实践的痕迹的,萨特称之为实践之惰性(practico-inerte)。

萨特认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正正在具体的实践之惰性里展现出来的,而不是由人的意识和沟通形成,人的自由也不会纯粹体现于意识之中。换言之,只要人类改变实践之惰性——带着人类实践痕迹的物理自然,就会为人类行动释放出更多的可能性,形成新的社会形势,而人们对社会形势的认识和判断也会随之而改变。例如在香港,社会经常有一种论调认为香港地少人多,要纯粹改变这种香港人根深柢固的意识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我们逐步改变土地规划的制度,限制大地产商囤积土地,引入更民主的小区规划,人们运用土地的需求可以直接化成建筑、住房、文娱康乐设施等,就会形成更平等的社会关系,那么人们就不会觉得由政府和大地产商来决定小区面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小区各成员也可以按其专长,木工、电器维修、教育和运动教练等,在规划里出谋献策。当然,就如萨特理论所预见的所样,随之而来的不会单是小区民主化,各人的意见分歧和冲突也会形成了新的难题。因为社会成员间,社群与社群间一定存在张力。

社群内在的张力

萨特参考了专研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乔治·列斐伏尔(Georges Lefebvre)的作品,看到人类社群的内在矛盾。他描述了三类社群经验,分别是序列的群体、融合的群体和宣誓而成的社群,每种社群都有特定的中间物(medium)参与其中,从而体现出不同类型的自由。序列的群体是最日常的经验,例如当人们聚集在巴士站等候车辆,各人带着不同的目的上车,乘客之间的关系就如数字序列,整体看来只是一个数量。巴士站和巴士表面上只是两个对象,但实际上它们维系着所有乘客的关系,假如巴士站改动或巴士误点时,乘客就会采取若干行动,从而改变了群体的形态。而随着巴士到站,乘客群体就会消失。另一个例子是看同一份报纸的读者,报纸维系着读者群的聚集,倘若报纸改版了,读者群的形成就会受影响。萨特认为,社会生活很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序列的群体。

第二种社群经验是融合的群体,它比序列的群体有更强的内聚力。在这个群体中,人们带着共同的目标加入群体,成员间的关系不再是数量多寡,而是每个成员的行动对其他人来说都代表着整个群体。1789年7月14日,当巴黎群众攻占巴士底监狱时,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愤怒的群众聚集在监狱前,一些人带头叫喊,然后开始冲击象征着皇权的监狱。当群众看到身边愈来愈多人不顾一切地攻向守卫时,自然会感到整个群体彷佛都分享着同一个想带来革命的想法。基于这个假设,加入冲击的人就会愈来愈多,直至群众的力量愈聚愈大,冲击的场面就会由抗议、对峙逐渐演变为攻占、革命。这种因着同一目的而聚集的社群经验,经常出现在游行示威的人群中。它跟在一间商店里、一个巴士站前排队的顾客所展现出来的,序列的群体截然不同。在后者,人们行使消费自由,为了的是满足个人利益。但当人们自决参与融合的群体时,这种自由就是集体地行使的。要维持融合的群体,各成员必须暂时放下个人利益,否则当愈来愈多人退出时,其他人参与其中的决心就会受影响,然后整个群体就会瓦解为序列的群体。因为成员是没办法看到运动的全象的,他只能从其他人的行动来感知群体和社会,换言之,所有人都是其他人感知群体和社会的中介物。故此,融合的群体需要人们共同付出。

社群的友爱与恐怖

第三种社群经验是宣誓而成的社群,它最为罕有,也最令人感到困惑。当一个融合的群体要求成员负担更多责任时,往往会通过宣誓来表示他对所有成员和整个社群的效忠。宣誓的仪式比誓词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它改变了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由融合群体的自愿加入和退出,变成要竭力维持整个社群的功能和存在。我们可以想象当一群人成立革命党,目的在于推翻君主制时,如果党员可以随时退出,那么其他党员的生命则很容易受到威胁,因为他们的革命计划可能会被泄露。因此,要保证所有党员的安全和革命成功,所有党员都必须宣誓保密革命计划,退出或不守誓词,出卖党友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这种手段是为了使所有党员都不会,也不能随意退出和违反誓词。誓词愈能强化社群的内聚力,成员间的关系就愈紧密,以至生死与共,但同时,退出社群就变得愈困难,成员之间的猜疑与监察也就愈加严密。于是,社群成员间的友爱和恐怖就会同时出现。宣誓而成的社群体现了人类为了集体的目标而勇于献身的高尚,不过吊诡的是,这同时要求成员互相限制对方的自由。

这种社群经验或者可以带来革命,但它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不能无视人类的辩证经验,就是一旦人们对社群的要求愈严格,要实现更崇高的目标,从而带来更大的自由时,它同时意味着自由之丧失,而这就是存在主义揭示的人类自由面对社会自由时的悲剧。

 

编辑/杜卿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8月20日香港明报,点击左下角可阅读原文。因香港与内地的译名不同,本文在转载时稍作修改。封面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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