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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16立法會選后短評 | 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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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嘉和 | 英國約克大學社會政策博士候選人

2016年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可寫之事實在太多,包括參選資格爭議 (你懂的), 境外勢力威嚇候選人退選,以及黃毓民等政治明星落選、多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入局。但既然早前未能及時交稿,筆者也就不趕這次熱鬧,反而按選後一個月的情況,向香港以外的朋友解釋這次換屆選舉的長遠意義,及並嘗試簡述一下梳理立法會年輕化及碎片化的前因後果。

誰是贏家?

9月4號晚,無疑是激勵人心的一夜:香港選民通宵排隊投票,創出回歸以來最高的六成投票率,保住了民主派在在直選的多數、及整體立法會三分之一的議席(直選:19/35;功能組別:11/35),令多數的民意仍可否決當權者對《立法會議事規則》或《基本法》的修訂。民意繼續授權議會抗爭,梁振英至14年亂局後向市民呼籲「vote them out」,至此可謂完敗,這甚至可解讀為反梁民意的大反彈。梁振英本人所出身的測量及建築專業界別,竟然今次也給民主派偷襲成功, 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話說回歸以來,「民主派」與「建制派」(親北京政團) 在地區直選得票大約維持六:四之比,但近一兩屆立法會選舉已拉近至五點五:四點五。另外過去四年,香港卻正逐步轉向新加坡式警察國家,是故零三年「非典」、23條立法下社會自救的氣氛再現,令今屆有危急存亡之感。問題是民主派事前未能協調,在各選區派出了太多名單(香港回歸之後採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全港分成五大選區,每區選出六至九席,當選的門檻約為一至兩成選票),引起了選票分散下俱敗的風險。結果反而是選民運用了自己的智慧,集中票源把心儀的新面孔送入議會,放棄了一些戀棧的老民主派,如已在議會超過20年的民協馮檢基及工黨李卓人。

民主派的分裂?

民主派在直選雖然比上屆多得一席,但其19席中的六席(全港20%選票)是由冒起的「本土自決」派所得。這批候選人並不出自傳統民主派系統,有些甚至指責傳統民主派因循保守,對北京妥協太多,是阻礙香港民主運動的敵人。他們甚至乎也不視彼此為同路人,實際上只能夠勉強稱之為「非建制派」。因此,香港政治的版圖已發生深刻改變。在設定政治議程的一環,傳統民主派近年已失去民主運動的主導權,往往落後於公民社會的形勢(本土自決、保育鄉郊),公民社會也不再視傳統民主派位為代言人。是次選舉只是將此一趨勢體現於選舉結果。

民主派分裂,實始於零三年後50萬人大遊行後,公民社會醒覺。先有法律界、學界等高端精英參政的公民黨,後有激進左翼的社會民主連線。傳統民主派最大黨民主黨在左右夾擊下,人才及選票選票大幅流失,急速衰落。曾蔭權05年上台後香港社會氣氛稍為緩和,但深層次社會矛盾並無解決 (當時主要是指地產霸權),抗爭氣氛日盛。其後社民連又分裂成為人民力量,主張激進的議會抗爭路線,而保育鄉郊、文物等社會運動亦如雨後春筍。民主運動的範式開始轉移到自下而上,傳統民主派往往顯得落後於公民社會的形勢。與此同時,中港加速融合,大量自由行旅客來港,帶來文化衝突及擠壓市民生活空間,中聯辦亦漸漸走到香港政治的台前,收緊對港政策,香港社會面臨生存危機,民間醞釀本土思潮。

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梁振英上台之前,本土尚未成為公民社會的主流論述。12年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帶起20萬人集會,反對在學校進行國民教育,突出的其實是青年議題:年青人的未來受現時政治所決定,但在現時政治內卻完全沒有代表。原來有關建議在上屆特首曾蔭權任內,已在立法會討論,建制派當然贊成,但傳統民主派的立場由於是「愛國不等於愛黨」,所以原則上也沒有反對國民教育,忽視了社會對當局藉此推行愛國思想教育的擔憂,最後見社會輿論勢色不對,才後知後覺地反對。另外又有高鐵香港段的爭議。傳統民主派代表的是中產保守選民,多數支持大型基建,但年青一代並不視之為金科玉律,反而質疑其經濟效益及對鄉郊的破壞。最致命恐怕還是人大「8‧31決定」。當年支持「民主回歸」的傳統民主派一廂情願地等待30年,卻最後被跑單,固然是受害者,但也可算是自作自受,年青人卻完全是躺槍。傳統民主派完全背負了香港「只有回歸,沒有民主」的原罪,幾乎可是被青年唾棄。年青人既然覺得寄望中共給予民主的「一國兩制」此路不通,便產生所謂的二次前途問題,指出港人面對2047年「50年不變」承諾結束的大限,應追求前途自決。

本土自決的崛起

今次立法會選舉中冒起的第三勢力,正代表了前途自決的風潮。但他們籠統地全用「本土自決」來概括的話恐怕也是過於簡單,起碼也應該再兩分為「民主自決」及「本土」。「民主自決」陣營包括劉小麗、朱凱迪(屬於左翼社會運動,主打傳統民主派較有保留的全民退休保障及保育運動) 及香港眾志 (核心人物為近幾年主導學生運動的學民思潮及專上學生聯會)。而「本土派」的青年新政及熱血公民,主要的訴求為中港區隔,限制內地新移民,有右翼排外的元素。他們基本上視傳統民主派為敵,也視民主自決陣營為傳統民主派B隊,姿態上主張對北京及港府發動全面的勇武抗爭,因此在競選時候也不是標榜個人的議政質素,而是較民主派沒有底線。這種「不講道理」的政治市場壯大是源於雨傘運動的失敗,當時「講道理」的主導人物專上學生聯會固守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反對示威群眾武力升級,結果一無所得,被當權者愚弄了79天。人大831決定及雨傘運動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追求民主已幾近絕望,傳統民主派 (現在式社會精英)及學生組織(將來式社會精英)在年青民主派選民眼中已沒有了光環,本土派成為較令人期待的嘗試。這是香港民主運動一個很重要的範式轉移,就是青年民眾不再那麼相信傳統社會精英能帶領他們追求民主。相比本土派獲得的全港近20多萬選票(約10%) 及三席,香港眾志在較多中上層市民居住的港島區獲得一席,只能算是安慰獎。

但本土派也不是一面倒地爭取到想在泛民以外尋求選擇的選民。除了香港眾志,劉小麗及朱凱迪,也分別以高票當選。他們已年屆38及40歲,不像青年新政、熱血公民,或是香港眾志的當選人,有明顯的「年齡優勢」(分別為23歲、25歲、30歲及32歲) ,可主打世代認同,而是以較佳的個人質素取及政策綱領取勝。為了回應年青化的大趨勢,傳統民主派其實也加快了世代交替,自回歸前已經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老將,都退下火線,為黨內介乎三十至四十歲的青壯一代「抬橋」(排在名單的第二位)。結果民主黨及公民黨均保住了直選議席,並成功交棒。反而堅持繼續出選的馮檢基及李卓人,卻是以敗選結束政治生涯。因此這次選舉的結果是可喜的,雖然整體民主派總議席和得票沒有很大增長,其內涵卻大大豐富了:民主派選民內,保守及年長的中產保住了傳統民主派,社會其他種類的訴求亦找到了代表。一方面民主派面臨碎片化的危機,但從另一角度看,這其實是回歸20年來香港公民社會全面動員的結果。

當然,這種碎片化的製度背景,其實正是本文開頭提到的比例代表制。回歸之前,親北京政團在單議席單票制的九五直選中,成績慘淡,只得20席中的3席,反之民主派卻取得了17席。為了防止選票過半的民主派在「勝者全取」的單議席單票制下繼續得利,及令相對弱勢、但配票能力(支持者按組織指示投票)較強的親北京政團更易取得議席,政府在一九九八年直選引入比例代表制。其後當選的門檻大幅降低至每個大選區(人口達一百萬以上)的一至兩成,結果民主派的直選議席長期壓縮一半左右,扶助了中間路線及建制派的成長,而由於向中間民意靠攏獲勝的需要大減,民主派內部更出現分歧,不同階級利益、路線之爭浮現,但與此同時激進勢力抬頭的種子已經種下。那怕只是社會上較為偏端的主張,進入立法會,壯大自己政治影響力,已成為實際可行的中短期目標。觀乎具分離意識的本土派在今屆得票,其實也不過是約一成,在舊制下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議席。香港政局到了今天,首先要怪的其實是當權者多手。

但也許當權者一開始就對此不甚為意,因為一開始整個立法會的戰略定位是防守性的:重點是防止民主派取得全體立法會過半議席。方法上也只要透過比例代表制,將民主派議席壓在一半左右,建制派餘下的工作便是靠在功能組別的優勢,加上直選少數議席而成為議會的多數派。在此前提下,建制派本身在可藉此在直選有多少斬獲,其實反而是次要考慮。如何令「非民主派」當選,削弱民主派在直選的實力才是重中之重。回歸以來中聯辦在香港選舉擴大參與基礎的策略,也包括扶助、收編中間派,因為民主派才是「主要敵人」,而在回歸前不屬於親北京政團系統、具有一定社會精英背景但缺乏群眾或組織基礎的中間人士,則是屬於需要團結的大多數了,近年冒起的新政新民黨正是代表。在此背景下,也有一種說法,指部份攻擊傳統民主派的本土派,其實是當權者的內應。而他們針對內地旅客的排外行為,也令香港民主運動失去了內地輿論的支持。從客觀結果反過來推論,他們存在的最大價值對於政權來說就可以孤立民主派。以上亦解釋了為何民主派的選民對本土派仍有相當戒心。筆者在此未敢妄下定論,在10月立法會開始後,大家可慢慢觀察。

突如其來的「橫州事件」

最終,最重要的問題也許還是,未來一屆甚至乎中長期,民主派的碎片化會否削弱他們監督政府的能力?選後一個月的「橫州事件」是一個頗為正面的預示。為了反對政府及地產商在新界東北向弱勢社群徵收農地,而長期在該地區居住及發展社區工作的朱凱迪,聲言要打破當地「官商鄉黑」(政府、地產商、新界原居民鄉紳、黑社會)勾結的問題 (港產片竊聽風雲三便是以此為背景設定)。結果在沒有政黨背景下,朱以本屆最高的八萬多票當選。他還未上任,便因握有「套丁」(篇幅有限,請看電影)的證據而遭受死亡威脅,但這仍無阻他揭發「橫州事件」。過程更顯出其對新界東北社區及有關土地資料檔案之熟悉。

(維基百科對該事的簡述為:於2013年,房屋署研究在橫洲一幅達34公頃的棕地上興建公屋,預可興建1.7萬個單位。不過屏山鄉事委員會、鄉事派以至地區人士以交通難以負荷為由而反對。到2014年的修訂,將公屋地移至橫洲南邊的綠化地帶用地和斜坡,唯可建單位減至4000個,人口由5.2萬減至1.23萬。但該用地影響近400人村民,指房署未有任何具體的安置及賠償安排,批評政府「放過棕地,破壞綠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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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新任議員朱凱迪

事情的最新發展,是傳媒揭發橫洲發展項目主要反對者屏山鄉事主席曾樹和,原來在該棕地上(泛指已荒廢或遭破壞的農地及工業用地)霸佔官地經營停車場,後來曾組織地方勢力人士在梁振英訪問該區時毆打反梁示威者。其後梁振英親自主導該項目,政府根據與他非正式會談的結果,認為該棕地的公屋項目難以按預期規模發展,轉而向有非新界原居民居住的住綠化地下手,但該停車場竟得以保存。更大的黑幕是,綠化地旁邊的土地,早已有支持梁振英的地產商購買農地。該計劃出台後,地產商便申請更改土地用途,發一項價值50億的私宅項目。該地產商更是聘用政府公屋項目同一顧問公司進行規劃,與公屋項目的交通設施出現無縫銜接。梁振英決定減低該地公屋密度最大得益得益者,從頭到尾似乎更是親梁的地產商。

過往香港人對於收地問題的認知,多數只是地產商僱用黑社會做打手迫走居民,但未曾想過,在梁振英主政後會變成「官商鄉黑」充分合作這麼和諧。梁振英當年參選聲稱對抗地產霸權,盡力為基層市民興建公屋,到尾原來還是一場勾結。在資訊公開透明的香港,醜聞一旦爆發,便往往不能止血,以上所有細節你均可在主要傳媒內找到,更有不少是朱凱迪引爆事件後,傳媒跟進作偵查報道後再揭發的。從事件涉及利益之大,朱凱迪有生命危機並非虛言,希望現任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可稍稍保障其安全。而事件發展至今,已令梁振英手足無措。起初他竟然向外界表示有關的項目是財政司曾俊華有份跟進,向這位對自己連任特首最具威脅的挑戰者潑髒水,逼得曾俊華發一道聲明澄清自己沒有參與有關工作。後來事件未能平息,梁振英也不得不公開有關資料,承認有關決定是自己所下。一個朱凱迪,便能將特區政府打個人仰馬翻,並影響接下來的特首選舉戰情,說明民主派過往所欠缺的,可能不只是議員的數量,而是質量。那麼形式上的團結一致,對選民來說又是否最為重要呢?且看後事如何。

總而言之,舊一代「民主抗共」的方式已經過時:選民單單靠投票給中產精英代理議會問政,已無法回應回歸後政權給社會的壓力。香港市民越來越追求有戰鬥力、能結連公民社會的反對派議員(在未有普選前,所有直選議員理論上都是在野黨),其形像是否為大眾所接受已經不再那麼重要,過於考慮政治市場得失、以獲得最多選民支持的傳統民主派政客,反而會落後於時代。情況就如智能手機市場,贏家反而是不按市場調查設計產品的喬布斯:反觀政治市場,作為顧客的選民不一定就是上帝,走得前、能帶領政治議程的卻像先知。現在「民主自決」及「本土」 兩個陣營都在競逐先知的地位,先有年初旺角騷亂令本土聲勢大振,現有橫州事件彰顯社區深耕細作及政策研究的威力。未來四年,選民會把一切都看在眼裡,決定把自己和香港的將來交付予何人,迎接下香港下一個大限: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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