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汶龙 | 爱丁堡大学科技法博士生，微思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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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李约瑟的《文明的滴定》中文译著出版之际（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小编非常希望向微思客的读者推介此书。但需要声明的是，这篇文章并非是译著的广告文，笔者也尚未得到机会阅读译作，只是借此机会愿与读者重拾李约瑟难题，领略其本人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精密与深邃。
李约瑟的《文明的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 原著于1969年就出版于伦敦，时隔近50年之后这本中国科技史的旷世之作才在中国有译本诞生。
对于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这个名字，读者应该并不陌生。即便不了解其人，也多少听闻过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作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在横贯20世纪的一生中 (1900-1995) 取得了傲人的成就，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很高声誉。
李约瑟近照。图片来源：flickr
但若不是生物化学出身，读者对于书名中 “滴定” 二字可能会感到陌生。此书的主题虽然是中国的科技史，但却以生物化学的概念命名，这看似古怪的混搭实际上反映了李约瑟一生中重要的兴趣转向。
李约瑟是地地道道的“剑桥人”，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都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他最初的兴趣在医学上，但随后转向了生物化学。31岁时李约瑟出版了《化学胚胎学》，随后又发表了《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凭借这三本著作在国际生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在41岁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生物化学界有如此高的造诣，使用“滴定”用于书名也就不难理解了。“滴定文明”不仅是他对不同领域知识（方法）的融合，也是他作为跨领域研究学者的完美体现。
所谓“滴定” (titrate)，是指用已知强度的化合物溶液来测定某溶液中化合物的量。李约瑟在本书导论中提到：“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研究中国和其他文化的发现发明史时，总是试图确定年代——中国的第一座运河水闸出现在公元984年，亚述的第一条灌溉渠出现在公元前690年，中国的第一条运河出现在公元前219年，意大利的第一副眼镜出现在公元1286年等等。这样便可以将各大文明相互‘滴定’，查明之后当赞许则赞许，所以我们也必须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以了解为什么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p.12) 由此可见，李约瑟解答他所提出的这个难题的主要方法，也蕴含在这费解的书名之中。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这一研究领域著述颇丰；但他对于“李约瑟难题”的回答，只凝聚于《文明的滴定》这本书中。中国科学院的刘钝老师评价说：“我们不能够从七大卷SCC中找到答案，而《文明的滴定》却包括了李约瑟刚决定将后半生献给中国科学史事业的一些很根本的想法。他最好的东西、最精华的东西都在这里。”[1] 在这本书中，李约瑟主要回答了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为什么现代科学，有关自然 (Nature) 的（若干）假设的数学化，及其对先进科技的影响都只在西方迅速兴起（从伽利略时期开始）？其次，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东亚文化在利用知识服务于人类需求这一点上要比欧洲/西方文化更加有效？(p.16) 前者回答西方的兴起，后者回答东方的衰落，二者互为表里。
实际上，《文明的滴定》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由多篇学术论文或讲稿（其中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是根据李约瑟在各地讲稿修改而成）组成。这些文章在本书出版之前都曾在1946-64年间至少发表过一次。
导论
第一章 中国科技传统的不足与成就（1963年首次发表于Scientific Change）
第二章 中国的科学及其对世界的影响（1964年首次发表于牛津期刊The Legacy of China）
第三章 科学与社会变迁（1946年首次发表于Science and Society）
第四章 古代中国的科学与社会（1947年在Conway Hall的演讲稿，1960年首次发表于Mainstream）
第五章 关于中国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的思考（1953年首次发表于Centaurus）
第六章 东方与西方的科学社会（1964年首次发表于Bernal Presentation Volume，以及Science and Society以及Centaurus）
第七章 时间与东方人（1964年在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演讲稿，于1966年在The Voice of Times发表）
第八章 人法与自然法（1951年在Bedford College的演讲稿，于1951年在History of Ideas首次发表）
现代科学仅在西方兴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李约瑟认为，将所有成就都归功于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其他东方人对此毫无贡献，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这也表明了李约瑟对于另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的立场。在《文明的滴定》前两章中，他尝试在悠久的中国文明中，细致探索现代科学更为深层次的起源和东方元素，并将中国的古代智慧与西方现代科学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尤其在第二章，李约瑟站在世界科学文明的高度，认为西方不能够独占科学文明的殊荣。如果我们探寻更古老的根基，会发现“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中世纪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反倒与欧洲人没有什么关系”。东方人的智慧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之间潜在的传承和纽带在这一章中清晰且完整的展现出来，基于此作者得出结论：“虽然在较早时期的传承不那么清晰，但是大体上世界科学受惠于东亚，尤其是中国，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p.115)
李约瑟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1937年，三位中国学生的到来让李约瑟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其中一位女学生鲁桂珍相交甚密，随后发生了婚外恋。在前妻李大斐 (Dorothy Moyle Needham) 去世后，李约瑟娶鲁为妻。李约瑟这个名字就是鲁桂珍给他起的。在20世纪40年代，李约瑟曾来到中国，出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以外交官身份造访很多地方，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收集了大量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文献，并且还找到了他日后重要的助手王玲。但彼时中国仍处于战乱时期，在《文明的滴定》第三章开篇，李约瑟就提及了中国战时创作的不易：“当时自己就好像处于真空中真空，被山崩和滚石切断了所有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只能等待有人来疏通道路”。但当时的他也很乐观，觉得“这偶然的事故反而有利于写作，否则战事带来的苦力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p.123)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图中菩提树下有三个小坑，每个坑上有一块蓝色墓碑。中间的是李约瑟，一左一右分别是他两位夫人李大斐和鲁桂珍。图片来源：赛先生
随后在第三章中，李约瑟尝试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巨变中寻找“隐藏的关联”(hidden correlations)，尤其是矛盾关系。而他将落脚点放在了科技和民主的联系，并且认定资本主义是当代社会的矛盾点。主张“科学只能够在民主环境下产生”这种论断可能过于偏颇，但是民主到底如何影响科学的发展确是李约瑟关心的话题。在他看来，“如果民主和资本主义相伴相生……而且最终必须有一个会终结的话，那么肯定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民主。”（p.146）
《古代中国的科学和社会》（第四章）一文主要的任务是粗略地描绘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李约瑟将着力点放在了中国的古代哲学，试图将中国伟大的古典哲学与科技发展对比来看。从孔孟到诸子百家，在一系列缜密的梳理和分析之后，李约瑟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中国有着非常了不起的古代哲学，并且这对于中国的科学发展十分重要，但是根本上中国文明对现代科学的兴起是抑制性的，因为在后封建时代中国形成的社会（环境）并不适合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欧洲恰恰相反。”(p.175)
SCC. 图片来源：Amazon
说起《文明的滴定》，就不得不提及李约瑟更为著名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C)，中译本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煌煌巨著共7卷27分册，是李约瑟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主任时组织撰写，上文提到的历史学家王玲为本书的编纂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文明的滴定》所收集的八篇文章早于SCC的出版，并未收入其中。1954年，当《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后就轰动西方汉学界（有趣的是，李约瑟将第一卷的第一分册献给了南京药商鲁仕国，也就是鲁桂珍的父亲，李约瑟未来的岳父）。在该书出版到第二十四分册左右，著名中国史专家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曾提出，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从十六世纪早期中国伟大的科学发展突然终结”？[2]
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文明的滴定》中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要回答的。李约瑟在本书多处反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商人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近代中国被抑制也与此紧密相关。李约瑟很看重商人能够“手脑并用”，并认为他们是唯一能够将“利用智能改变周围环境”的阶级。(p.187) 但是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p.39)。在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中，商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势必没有资源和能力改变社会。对于本书第二个基本问题，李约瑟在第六章《东方与西方的科学和社会》有集中性的探讨。通过对比西方和东方，尤其是在社会和经济模式上的差异，他认为《文明的滴定》所提出的两个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
在回答了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能够持续数个世纪的领先之后，李约瑟将视角转回西方，回应了一个西方科学界经典但饱受争议的论断：“欧洲是唯一能够诞生现代科学的文化”。他进而追问，“如果真的如此，这种文化是否与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兴起有关？”(p.218) 在众多意识形态因素中，李约瑟在《时间与东方人》（第七章）中选择了时间展开分析，因为“无论在某个时间或者时间段中发生了什么，兴盛抑或是衰落，对于中国思想来说时间本身都必然保持真实。”(p.219) 刘钝老师对李约瑟的研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认为他“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予了有力的批评”。[3]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人法与自然法》中，李约瑟向读者介绍了自然法 (Law of Nature) 的概念：“就像人世间中帝王制定法律要求臣民遵从一样，具有至高理性的神/创造者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则，无论是矿石、水晶、植物、动物甚至星际都要遵守”。(p.299) 通过这个概念，李约瑟尝试为其提出的难题提供一个有力的注脚。他认为，自然法与西方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中国思想中没有发展出类似的理念，因此抑制了科技的发展。“自然法”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人们能够将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东西区分开来，从而能够着力解释这个世界，而中国人则更愿意将二者混为一谈，主张“天人合一”。[4]
行文至此，读者大体会对此书有一个粗糙的了解。但是，任何一种简化的概括势必都会造成扭曲和偏见；笔者只能够努力降低这一程度，最终的解决方案势必是读者自己与李约瑟的对话，钻入其复杂且缜密的思维宇宙中一探究竟。也希望微思客的读者们能够因为这样一篇推介文而对李约瑟及其难题，还有《文明的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 这本书产生兴趣（无论是原著还是译著）。
最后再就译本说几句。笔者读过英译本发现，书内大量存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著作、理念和概念的直译，但是在英文中却没有相对应的词汇，不得不用“拼音”替代（但与大陆使用的拼音有差别）。将英文书中的中文词汇再转译为中文，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有。张卜天老师将该书引入中国，势必耗费很多心力，在此为其翻译事业表达深深的敬意。
很遗憾笔者尚未有机会入手该书，因此译文质量如何不便评价——如果读者能够日后给予反馈，分享给微思客以及更多感兴趣的读者，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从译者张卜天老师的背景来看，应该不会让读者失望。张老师是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师从吴国生教授，并曾于2015年1-6月访学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是一位多产的译者，长期从事英文翻译工作，已经有几十部译著。
《文明的滴定》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图片来源：豆瓣
注1：文中不可避免会引译部分原著文本。翻译或采用网络版本，或由笔者个人翻译，可能会与中译本有所出入。
注2：文中所表明的页码均来自于原著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1] 刘钝老师的评价来自于2016年8月19日上海书展上就李约瑟问题刘钝与吴国盛作的一场对谈，谈话记录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赛先生”，题目为《<文明的滴定>：解读现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之谜》（2016年9月25日）。
[2] Alan L. Goodman, Why Didn’t Science Rise in Chin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 Novem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08/11/06/why-didnt-science-rise-in-china/>accessed 29 September 2016.
[3] 刘钝：《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02期。
[4] Colin Wells, Joseph Needham’s Big Ques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8 Decem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08/12/18/joseph-needhams-big-question/> (accessed 29 September 2016)
编辑：李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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