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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性学大哉问(二):性革命真的发生过吗? | 微思客

“没有束缚的享乐”,68学运提出的著名口号,使得关于性关系的法律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性革命”吗?

Régis Meyran 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人类学博士

杜卿 巴黎四大文学系,微思客编辑

1967年,情境主义哲学家Raoul Vaneigem曾写道:“没有任何限制的欢愉的爆发,是迈向日常生活革命最坚实的道路。”这里,他预见到了1968年5月的那场风暴:一部分年轻人誓要挣脱“资产阶级的束缚”。他们读着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青年人的性斗争》(La Lutte sexuelle des jeunes,1931年),向往在“没有禁忌的性高潮”中绽放自身。在巴黎市区或是楠泰尔大学(巴黎十大)的墙壁上,有着各式各样的涂鸦:“我射进了铺路石里”,或者“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人们开始提出性革命这一说法,当中所涉及的是席卷全球的文化变革: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在伍德斯托克节,嬉皮士一丝不挂,高呼“要爱,不要战争”,保卫着通过“自由恋爱”实现自身发展的理念。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性革命真的发生了吗?

漫长的道路

毫无疑问,六八学潮使得性行为发生深刻的变革。1950年代的法国,民众依旧忍受着自维多利亚时期传承下来的众多桎梏:对堕胎与避孕的限制、对年轻人性欲的压抑、对强奸的纵容、对同性恋的拒绝……五月风暴所引起的第一个变化便是非生育性性行为的普及。受美国节制生育(birth control)政策的启发,Marie-Andrée Lagroua Weill-Hallé发起为避孕所做的斗争,最后建立了计划生育政策(planning familial,1960年)。第一批偷偷运营的接待咨询中心开始出现。针对女性的避孕法规先由左派提出,后由掌管政府的右派接手,1967年12月28日,正式法律出台,在药店买卖避孕药得以合法化。

第二项重大进步:堕胎的权利。1950年代,帮助妇女堕胎有着踉跄入狱的风险。1970年,受美国女权运动影响,法国展开了妇女解放运动(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其中,为“自由而免费地”堕胎而进行的抗争,经由波伏娃在《新观察家》(1971年4月5日)杂志上发表的343宣言而广为人知。1975年1月17日的薇耶法案(Loi Veil)允许自愿中断怀孕过程(IVG)。另一项进步:战后社会中被普遍否认的青年人的性欲,慢慢得到正视。心理学家与教育学家开始为青少年的性欲问题进行抗争,声称他们有权利通过性欲充分发展人格,从而达到与自己、与他人的和解。在他们的施压下,学校成立性教育课程(1973年),成年人的最低年龄由21岁降到了18岁(1975年)——这意味着,只需年满18岁,少女们便可合法地申请避孕手术。

最后一项进步:同性恋权益的诞生。1960年代,同性恋依旧与酗酒一道被视为“社会危害”。1968年,女权主义者批评一切规范性准则的思想(尤其是“女性只有阴道高潮”的观念),拒绝弗洛伊德式的性理论,即女性因其“阴茎羡妒”(envie de pénis)而承担被动的角色。随着这第一波对“天然”性角色的质疑,一些同性恋权益推广协会得以成立,并在公共空间里发声。国家整体在权利与自由层面的进步使得同性恋脱罪化得以实现(1982年8月4日)。艾滋病的肆虐让这些LGBT斗士们的身影更多地显现在公众视野中。1999年,民事同居制度(PACS)成立,同性伴侣可以合法同居;2013年,同性婚姻也得到了合法化。

在这些新的法律框架内,法国人的性行为模式发生变化。我们越来越早地开始做爱:1968年至1999年间,女性的初次性行为年龄,从22岁降到了17.5岁(与男性持平)。我们也结束得越来越晚:50岁的已婚妇女中,80%仍保持活跃的性生活(1972年这一比率为50%)。甚至在养老院,在仍是禁忌的情况下,也有性行为存在。同样,我们也见证非婚生子女的增加、离婚率的急剧上升以及性伴侣数量的飞速上涨(女性的性伴侣人数已从1961年平均1.8位上升为2006年的4.4位)。性行为本身也变得多样化,女性与男性间的口交已经普及,而在50年代,只有很少的人会这么做。

渐进,而非革命

然而,历史学家Anne-Marie Sohn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这些年所经历的更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革命。况且,这些性行为模式的改变并没有触及到所有的社会阶层。就像在19世纪,如果说包办婚姻在上层阶级十分普遍,这一现象却很少出现在工人阶级,在后者之中,伴侣之间需要性和谐与感情和睦这一观念已然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城市平民阶层的年轻女性在结婚前,也已经开始尝试多次更换情人。还有,我们今天真的在性方面“自由”了吗?也许答案并没有那么肯定。新的制约已经出现。哲学家Michela Marzano批评道,我们已经把“无尽的享乐”预设为生活的艺术,媒体里充斥着这种理念——勒令女性像走在市场中一样不断尝试新的性经验,而让那些自感不受欢迎的女性产生罪恶感。记者Clara Schmelck也对以Tinder为代表的线上交友软件发出了同样的指责,她把它们比作“极权的乌托邦”。更别提那些色情文化,它把男性推向一场场“景观”,这其中会造成各种错乱或变态情结。

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一场性革命?心理学家Catherine Millot认为,我们或许混淆“性解放”与“享乐的自由”。她用拉康的理论支持自己的观点:激发性欲的,是禁忌,是与规范的对抗。“没有束缚的享乐”,这68学运的著名口号,或许只是幻想,因为在欲望与道德之间,总存有永恒的辩证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关于性解放的理念,虽然这无疑会让问题更为复杂,并把获得答案的时间无限地推后。

 

编译:杜卿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翻译自法国杂志《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第284期(2016年8-9月),第34-35页。有个别字句做了更改。如需转载,请取得授权。联系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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