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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隐逸、游侠文化与帝国统治意识形态的博弈(上)| 微思客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隐逸、游侠两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发生发展演变过程,通过简短的中西对比,解释隐逸、游侠文化的中国特殊性,以及为什么我们可以把隐逸文化和游侠文化看做中国历史上和帝国统治意识形态博弈的两种异端。同时尝试得出这两种“中国古代的独特”文化带给我们的启示并对其进行反思。
 
明珠 |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硕士,现为杂志编辑。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爱好者。
“隐”和“逸”均有潜藏、藏匿、远遁之意。其反义词是“现”。 春秋时期,“隐”才获得特殊含义,即退出社会。《辞海》中解释“隐士”为隐居不仕的人,其实是不甚精确的。隐士首先是“士”,可理解为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不然做不上官的人何其多矣,怎能都是隐士。一般公认,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出仕而不出仕的人,才叫“隐士”。
“侠”在《说文》中释为“俜也”,即放任和气力之意。这也是豪放之侠者常被称为“任侠”和“武侠”之因。《汉书》中,侠通挟,挟辅之意。这是侠常被看做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利他主义的人。
 
春秋战国之隐逸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帝国的前夜。邦国制度正在逐步瓦解,战乱频繁,礼坏乐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阶层“士”,有了极大的用武之地。顾颉刚认为最早的士都是武士,我们称呼教学者为“师”(一个军事单位),为“夫子”(古代有“百夫长”一职)也保留了武士的痕迹。士人既然有一身本领,又无家国限制,所以在当时“邦无定交”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士无定主”的现象。士人自然成了乱世舞台上的明星。士阶层的兴起和士人流动的可能性是隐逸和游侠文化兴起的基础。
 
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思想被公认为是隐逸文化的源头。《庄子·逍遥游》中讲述许由拒绝尧请他做国君时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由此看出,道家隐逸目的之一即自由。不受权力和财富所累,庄子追求的是身心两方面的自由。
《庄子·山木》中还记述了一个庄子的学生看见木材以才被砍,家禽以不才被杀,然后问庄子怎样怎么办,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在庄子看来,没有什么是应该做和必须做的,只要保住生命。置身于当时纷争战乱不断的世间就会危及生命,所以道家隐逸目的之二即生命。道家看重生命本身的价值,并不为其他原因,颇有点康德的“以人为目的”的意思。
 
《庄子·知北游》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还有其他许多庄子对天籁和自然的欣赏,无不暗示了道家隐逸目的之三:自然。崇尚自然、亲近大自然也成了后世隐者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一方面也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儒家的孔子虽不是隐士,也曾明确反对过隐逸(鸟兽不可与同群),但儒家的出仕是有条件的,比如,“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家的道,指伦理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纲常秩序和仁政理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儒家隐逸的目的之一是正义。
 
同时,珍惜和保持自己的生命和人格,不去受不良环境的熏染也是儒家不仕的原因。孔子还说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可以看出来儒家隐逸目的之二是生存。但是,儒家的生存是有条件的,即隐逸不能有害于仁。同时也有目的性,即生存下来弘道。这就好比在时局险恶时期注意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样,以图以后的作为。
孔子提出过“隐居放言”,即隐居并没有放弃社会责任,孔子整理诗经、著述春秋就是他放言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后世一些隐士隐于学术的效法源头。既然士人没有大夫那样的封地,所以选择不仕,哪怕是暂时的不仕,也需要付出贫困的代价,但是儒士的选择正如荀子所说,“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这样,儒士虽然因不仕而贫穷,但是“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所以,当时的儒家是被推崇帝王之术的法家韩非子评论为“文以儒乱法,侠以武犯禁”的。儒家高洁坚定的气节和高度责任感对霸道统治的挑战可见一斑。
 
春秋战国之游侠文化
 
游侠也是随着士人的兴起而兴起的。吕思勉指出当时“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比较中肯准确。游侠发源与替人打仗、任气尚武的那部分士人。因为这部分士人不事生产,不恃常业,所以称“游”,又因为他们能“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汉荀悦)所以称“侠”。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和美籍学者刘若愚认为游侠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职业或集团,而应该是具有共同气质的人群。这种气质就是侠义精神,即游侠文化的精髓。
 
游侠文化也受到当时百家思想的影响。冯友兰认为游侠就起源于墨家。墨家所宣扬的利他精神也可算得上是游侠的价值观之一。墨家的兼爱没有等差,对强弱贵贱一视同仁,而且拥有强烈的正义感,这些都是游侠所具备的精神。同时,不重私利、乐于施舍和绝对忠诚、值得信赖方面,游侠也和墨家非常相似。但是,墨家较游侠来说有着更完备的道德理论和纪律性。
 
说到儒家对游侠文化的影响,清章太炎甚至认为侠出于儒。我们认为儒和侠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侠者的“不色挠,不目逃,……行直则怒与诸侯”和孟子的“浩然之气”“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可以相互辉映。“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侠则只忠于把事情拜托给他们的人,甚至,更高尚的,侠者只忠于自己价值观中的正义。
 
春秋战国时期,比较著名的游侠当属豫让、聂政和荆轲。以荆轲为例,他并不是燕太子的臣属,只是因为朋友推荐和知遇之恩而冒险刺秦,可以算是布衣之侠之代表。而围魏救赵的信陵君,为了信义,不畏强秦,甚至反对自己的哥哥魏国国君的命令,解救邯郸于危难之中,可算是卿相之侠的代表。比较有意思的是帮助平原君“义不帝秦”的鲁仲连鲁仲连,论隐士的书把他归为高士之隐,论游侠的书称他为救世之侠。这也从一个方面看出了隐逸文化和游侠文化中相通的部分。
 
秦汉之隐逸文化
 
秦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第一个郡县制的高度统一集权的帝国。皇帝集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裁判权于一身,但是本身却不受控制和监督。以前在各国之间活动的士人从人人想要争取的人才资源变为了影响帝国专制统治的不安定因素。在暴秦二世而亡、楚汉争雄之后,汉朝的统治者初期黄老治国,之后经济上盐铁归公,思想上独尊儒术,很好的解决了私人武装和民间思想的问题。儒家被帝国用官位和俸禄收买,从潜在的反对派变为其忠实的拥护者。之后,帝国并没有完全按许诺用儒家思想治国,法家的严酷手段帝国从来没有放松过。儒生不是永远失去了自由的思想,便是为“处士横议”付出惨重的代价。从此,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成为了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之后。同时,因为国家的统一,孟子所说的“无罪而杀之,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再也没有条件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徙”到哪里?
 
所以,此时的隐逸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西汉初,历史上首次出现朝隐的概念,扬雄《法言·渊骞》说:“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欤?”称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即柳下惠)为“朝隐者”。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亦官亦隐的特殊隐逸形式。
西汉末,由于王莽篡汉,第一次大规模的隐逸开始。东汉后期,两次党锢之祸以后,又有一次大规模的隐逸。在东汉这次隐逸潮流中,出现了郑玄、王充这样的隐居做学术的学者,给后世的学术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他们的隐于学术的方式也在后世被许多文人效仿。
先秦提出的各种隐逸观念,在汉代现实中都有了行为的落实。由于先秦思想加上汉代现实共同作用,中国隐逸文化传统在汉魏交接时形成了。我们可以看出隐逸文化对帝国统治和其意识形态的博弈。如果“处士横议”行不通,文人可以选择隐逸,如果身为儒生、身为臣子必将受到控制或陷于危险,那么,为了身心自由和安全,文人可以做隐士。如果统治者无道,则有志有才之士不削与你合作,甘愿明哲保身或藏匿林泉,从客观上对无人能管的帝王起了鞭策作用。的确,历代帝王都以能启用隐士为荣,认为这是自己统治有道的证明。同时,帝王们一般来说也较为尊重隐士。 隐逸是士人们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夹缝中找到的一条既可以用来保身,又可以用来和统治者对峙的办法。
 
秦汉之游侠文化
 
西汉时期的游侠风气还算比较盛行,强秦暴亡,各种势力纷争不断,给了游侠勃兴的土壤。游侠的活动多在洛阳、长安,因为大城市经济发达,可以供给他们的生活需要。当时的富商大贾也多和游侠交接。西汉时游侠多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当今的黑社会有相似之处。游侠们常以一个著名的侠魁为首进行集团活动。这又有点像先秦的墨家。当时的大侠郭解、朱家等人虽是一介布衣却仍然有客。同时,一些“卿相之侠”即身居高位但性有侠风的人也很多,如袁盎、栾布等人。
不过,西汉游侠也常常是统治者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在动乱的年代,有类似侠客这样的人能够为主人打击异己,岂不是很方便。东汉时期,“独尊儒术”的效果已经显现,再加上统治者对游侠的压制,游侠之风渐渐消歇。
但是,汉代游侠仍然能够重然诺、轻生死,为信义而甘愿冒触犯法律的危险。如郭解、朱家都做过隐藏亡命之徒的事情。朝廷追杀之人,如果游侠认为是不公正的,就会救人之急,把他藏匿起来,再尽量设法扭转局面使这人转危为安。这种行为延续了“乱法犯禁”的传统。统治者的是非判断并不能影响游侠的价值观,如果统治者不义,被冤屈的人幸好还有求救于游侠这一条路可走。这也是历史上游侠越来越能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帝国统治者认为自己统一国土、集权控制就可以“乾纲独断”的算盘,在游侠这里落了空。游侠一向被统治者认为是“法治”的惑乱者,需知当时帝国的王法是王之法,不是民之法,游侠敢于向王法挑战,“英雄”两字当之无愧。
此外,“重然诺”这一特点是汉代游侠最突出的特点。孟子说过,如果答应别人的事和较高的道德规范相违背,是可以不去做的。这是儒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但实际上,这种说法给油滑小人的反复无常提供了理由。游侠没有大而空的道德理想,只是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到底,比儒士给人的感觉更加朴实无华和贴近人心。前秦两汉的游侠之风最为强盛,之后就逐渐减弱,范晔的《后汉书》之后的史书都没有游侠列传。但是这并不代表游侠的消失,只要社会还有恃强凌弱的现象,游侠文化作为一种反抗的精神就永远不会消失。
 
魏晋南北朝之隐逸文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王朝更迭、五胡乱华,华夷相互影响豪雄拥兵自强,失去中央政权保护的农民纷纷投靠豪门,竟然行成了领主经济。同时,统治者对天下的思想统治也有所松动,汉代被奉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地位摇摇欲坠,以道家为首的诸子恢复一定的生机,玄风盛行。正值佛教的影响逐步扩大,也成了思想活跃的助燃剂。整个魏晋南北朝就像是一个春秋战国的胡汉杂糅版。
 
司马氏名教统治下,士人动辄得咎,道家贵生保身之说有了现实意义,为了避祸,士人中隐逸之风大盛。同时,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所以嵇康等名士“菲周薄孔”,不甘于做朝廷的身心两方面的仆役。另外,魏晋以来,享乐式的隐逸开始流行。高级文人生活富裕,追求纵欲、快乐。隐逸文化在这个时期大大促进了文学艺术和技术发展,如玄言山水诗的发展、嵇康对音乐的贡献,葛洪对道教的贡献等等。中国正统思想总把哲学看做误国清谈、把科技看做雕虫小技,把艺术要么看作是玩物丧志的祸根,要么看做宣传礼教的工具。而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颇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意思。而玄学填补了中国哲学中一贯缺少的逻辑思辨,各种隐士也以自己的方式对音乐、绘画和科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许,这些隐士最初选择归隐是不得已的,但是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气节,用人生丰富了文化,永远值得后人感恩。因为这些事情只能由隐士来做,仕途经济中的人永远不可能也不愿为这项事业付出精力的。
 
不过,隐逸文化出现了糟粕的一面,即形成了隐逸中的冷漠死板的传统。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真正不动心的隐士,开启了隐逸的麻木不仁的风气。从此各朝《隐逸传》《逸人传》《高人传》之类的史书记载开始千人一面。
 
魏晋南北朝之游侠文化
 
此时的游侠文化风经历了东汉的消歇,又一次风行天下。时局动荡,时人好武。比如,三国时期,东吴鲁肃在未仕之时,颇有侠名,重义轻利,把家中的粮食“指囷相赠”与好友周瑜,后来成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奠基者。特别是两晋时期,流民问题突出,“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这些流民围绕大族形成流民组织,名义上附晋,实际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些流民组织的领导者往往是著名的游侠,以“闻鸡起舞”而著称的祖逖就是这样一位替政府保护流民的游侠。南北朝时期,战争不断,民失恒产,游侠继续被世人认同并得到发展。南朝陈就有一位和祖逖相似的游侠熊昙朗。
 
由于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发展,豪门大姓势力膨胀,游侠多和王公贵族和豪门大型合作,使游侠的独立性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在战乱中,游侠的末流即强盗也非常多见。但是,在极度动乱的年代,游侠能够心怀勇于担当的精神成为保民之主,真可算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隋唐之隐逸文化
 
唐朝(隋朝是一个由分裂到统一的过渡时期)是帝国统治的全盛时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胡汉杂糅,唐朝统一之后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大解放,统治者对不同宗教也非常宽容。在帝国统治方面,第一次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和三省六部制,选拔了人才,制衡了权力。同时,唐朝文武并重,在朝中,文官武官的身份地位大抵相当,达到了历朝历代少见的平衡。但是,唐朝的兵制造成了很多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安史之乱之后,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
 
隋唐隐逸文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隋至盛唐是第一阶段,是一个由仕、隐分离而走向仕、隐兼通的过程。中唐之后是第二个阶段,是一个隐逸文化进一步理论化、自觉化的过程。仕、隐的合流实际上受到了当时宗教世俗化的影响。道教和佛教禅宗的入世倾向表现在方外之人和帝王的频繁联系和大量由世俗大众包括帝王参加的宗教活动,还包括比以前朝代都要多的塑像活动。道家佛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修行在自身、本心,无需外求,不论时间地点的观点。以王维为代表人物的“禅隐”应运而生。这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王权社会,没有凌驾于帝王的宗教,所以宗教发展需要借助统治者的力量。同时,宗教要扩大教派影响,多收教徒,也需要进一步和世俗接触。宗教的变化必然带来隐逸文化的变化。这是仕、隐合流的主要原因。
不过,许多唐代文人追求生活享乐,甚至以留恋青楼酒肆为风雅,这必然使唐人相比魏晋来说更加不愿忍受隐居山林的封闭和穷困了。但是有唐一代玄武之变、则天建周、安史之乱等等朝廷中的巨变又使文人发出“富贵多隐患”之感。不愿隐于山林,又不愿累于朝政,隐逸不幸从唐代开始开启了官员尸位素餐的恶习。唐朝一代的隐逸文化,主要是“仕隐合流”的趋势,已经慢慢显露出其向专制统治妥协的一面。隐逸文化从此慢慢被主流意识形态同化了。
 
隋唐之游侠文化
 
隋唐时代是游侠文化最后的兴盛时期。隋唐统治者都是马上打天下,同时又有胡人血统。社会上尚武风气浓厚,也给游侠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好环境。同时,唐代开放的风气也和游侠任性使气,随心所欲的精神非常契合。唐代游侠也和唐代隐士一样,流连于温柔富贵乡,侠客在青楼酒肆一掷千金也是常见的情况。游侠从两汉时期就是依附于大城市而生活的,唐代商业发达也是游侠兴盛的原因之一。唐代游侠在国难时期,如安史之乱时,也有不俗的表现,如张玠,一届侠客,曾杀掉安禄山的手下李庭伟,保护了鲁郡百姓,但在太守报功时却不接受任何嘉奖。
盛唐任侠风行,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白,他击剑为侠,放浪不羁,轻财好施,也曾路见不平,手刃数人。他之前的王翰、陈子昂,之后的王之涣、韦应物也喜任侠。唐代文学中也能反映当时游侠文化的兴盛。不仅许多诗人有数量众多的游侠诗,唐传奇中也多有侠客故事。游侠文化在文学中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痕迹,在唐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此时的游侠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和收敛。游侠们崇尚傲慢不羁和无忧无虑,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关注逐渐减少,李白的诗歌中甚至连乐于助人的思想也不多见。他的游侠诗中“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蕙兰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明显可见对享乐的迷恋和对财富的夸耀,少了汉代游侠的慷慨义激之气。人们交口称赞的侠者如窦建德、郭元振等人也只是勇斗窃贼或仗义疏财,没有了前朝反抗强权、为民做主的义举。
 
随着隐逸游侠文化逐渐走向自己的糟粕一面,帝国也逐渐变得死气沉沉,之后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和隐逸游侠文化都没有了像汉唐气象那样的生机。
 
(待续)
 
参考书目:
《中国之侠》 刘若愚著 周清霖、唐发饶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陶东风、徐莉萍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3
《中国游侠史》 汪涌豪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4
《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 张立伟 三联书店 1995
《意识与解脱》 冷成金 作家出版社 1997
《山情逸魂──中国隐士心态史》 许建平 东方出版社1999
《帝国的终结》 易中天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蒋星煜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欧洲社会的整合与欧洲文明》于文杰、成伯清 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编辑 / 阿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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