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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别离》:当精神支点无处寻觅,群体焦虑不可避免 | 微思客

宗城 | 微思客传媒撰稿人,706青年空间专栏作者,凤凰文化、文汇app外约作者

《小别离》是近来引发热议的一部都市情感剧,公众对它的议论多围绕中产阶级、教育观念展开,比较典型的如:

彭晓芸:《小别离是中产的温柔乡:现实远比电视剧残酷》;

张畅:《看懂了《小别离》,就看懂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

中产阶级是一个浮于热潮但边界模糊的概念,仅以收入而言,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但中等收入群体未必是中产阶级,结合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李苏淮的《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等资料,它的基本标准又有:

1、通过提供知识来获取收入,或者通过经营小规模生产资料来获利;

2、拥有稳定资产,供得起房、车、存款;

3、在满足基本生活用品消费需求的同时,追求一定的精神享受;

4、注重个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

5、学历在大专以上;

6、价值观念符合当前政府利益。

中产阶级的标准不惟物质条件,它还对所在群体的文化、精神、观念等难以物化的元素抱有潜在要求。而时下对中产阶级的讨论常出现的观点是——中国式中产阶级在物质上已经达到标准,却自觉精神层面存在巨大落差,因而被焦虑困扰,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小别离》能够引发热议,一大原因就在于,剧中的主要人物,如方圆、童文洁等,是典型的中国式中产阶级形象。方圆是一位顾家的眼科医生,由于更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他力图送朵朵出国;而女强人童文洁虽然对女儿成长分外重视,却顾全到家庭完整的原因,反对女儿出国。在剧中,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主要围绕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展开。就像《小别离》原作者鲁引弓所说:“当妈妈的只要想到小孩有个好前景,哪怕只有一条门缝宽的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往里挤,哪顾得想后面的事。”

这种心态,让我想起了欧美文学作品的一个经典人物——于连,司汤达代表作《红与黑》的主人公。

这位“一副怨愤幽深的表情”的年轻人,沉静时却显得好学深思。他出生于木匠家庭,幻想跻身贵族及上流社会,但他又害怕外人看出自己“虚弱的自我”,于是矛盾的于连开始虚伪地过活。为了博取尊敬和惊叹,他能够背诵大段拉丁文的圣经,尽管他把把全部《圣经》看作谎言;为了在感情上与上流社会更加贴近,他与玛蒂尔德小姐展开恋情。但是,很难说于连是“恶”的化身,在他的身上,读者也能看见奋斗、善良、真诚的影子,于连渴望如拿破仑般凭借自身努力出人头地,他热爱阅读,精读卢梭的《忏悔录》,当他行恶后,他也曾痛哭地忏悔:“我不抱有任何幻想,死亡在等待着我,它是公正的。我竟然会企图杀害最值得我尊敬和钦佩的女人。德•瑞那夫人曾经像慈母一样对待我。我的罪行是残酷的,而且是有预谋的。”某种程度上,于连的挣扎源于他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自卑,于连需要不断地往上攀爬来获取身份认同,他需要外界的褒奖和倾慕,以及自身财富的积累来掩饰自己的自卑。

我不想将于连的心态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心态,事实上,真正的中产阶级未必会有这样的自卑和焦虑,尽管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低于上流社会,但他们能通过其他途径寻求身份认同,达到一种精神的“自适”感。而如《小别离》中的童文洁们,她们恰恰因为缺乏自适感,恰恰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起跑线上输于别人,对子女强烈的期待和现实的落差令她们无比焦虑。

前不久大热的电视剧《欢乐颂》也反映了这一心态。在这部电视剧中,比高级商业精英,似乎从不需要为物质而苦恼的安迪更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是樊胜美。樊胜美家境一般,靠自己的奋斗得以与安迪一起喝上咖啡,在大城市细细经营,却常常陷入自己正为租金发愁,而家里人向她讨要金钱援助的窘境。樊胜美的唏嘘在于,为了不断攀升,同时供给家庭,她不得不物化自己,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她被迫屈辱地过活,并说服自己——这一切是值得的。

而剧中的其它非精英人物,如邱莹莹、关雎尔,尽管她们的生活不如樊胜美般如此挣扎,却也各有各的苦恼。邱莹莹为爱情委曲求全,为稳定的收入耗尽心力;关雎尔托了家境良好的福,生活早已按部就班,却在思考着“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要过怎样的生活”。

中国式中产阶级的困局,在于他们中的诸多人,缺乏一个明确的,可以持久信奉的精神支点。在消费主义笼罩天空、人的怀疑渗透在每一个角落的现代都市,中国式中产阶级表面上过着光鲜的生活,实际上却陷入经济状况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忧虑。就像《小别离》中反映的,精英们早已挣脱应试教育的框框,自己打起自己的牌;穷苦人还在为维持生计愁苦,甚至会主动放弃为子女寻找好学校的机会,而被囊括入中产阶级的群体,他们需要顾及这些,最直接的,就是方圆和童文洁就女儿应不应该出国受教育而引发的争论。

如果说,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的,是奋力前行的“执拗者”对信仰的追求和幻灭,黛西是主人公盖茨比信仰的化身,而盖茨比之死,象征着梦的破碎。那么,《小别离》只是再一次表现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困境——人们在普遍缺乏精神支点的情况下,以阶级的攀升作为信仰的代替,上流社会是最高目标,而中产阶级则是一个跳板。这一代无法完成这一目标,就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通过教育等途径,为他们通往上流阶层铺砖添瓦。所以,无怪乎这部电视剧会出现这样的台词:“我是希望你有一个精彩的人生,主要任务就是出国、镀金,明白吗?你只有出了国,才能让你更优秀。”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网络上热议中产阶级焦虑,甚至挖苦、讽刺中国式中产阶级的群体,恰恰是中产阶级本身或者趋近于它的网民。上流的精英在云端看戏,悠闲地观望中产阶级内部的撕裂,而还在为3000元的工资苦苦数着手指的群体,则对中产阶级的焦虑漠不关心…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在课堂的观察,尽管不甚妥帖,但也姑且举出,以供思考:

上课时,成绩最优秀的,对专业知识掌握较得心应手的学生,轻易不发言,碰上难解的习题、深刻的话题,他们才开口。而被圈定为“差生”,成绩徘徊于不及格区的学生,在课堂上也不喜发言。大抵老师讲老师的,他们聊他们的,井水不犯河水。老师非要他们说,他们才支支吾吾,勉强开口。真正积极发言的,往往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学生。这类学生期待被老师注意,有较强的表达欲,同时对自己的成绩有较大的提升期望。

回到对《小别离》的探讨。阿德勒在《超越自卑》中说:“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自己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就是自卑情结。”所谓的中产阶级焦虑,归根究底是公众对于金钱、地位出现巨大崇拜,久久无法攫取而衍生出的自卑情绪。“人有钱任性,咱没钱认命”的感慨,就是《小别离》中赤裸裸的吐露。而只有顺利地“人往高处流”,才能缓解这一群体的焦虑。可是,在填不满的物质需求和迅速变化的经济环境的施压下,这些奋力往高处流的焦虑患者,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休憩田园?也许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也许,当童文洁们自以为到达彼岸,等待她们的,却是更为浓厚的焦虑和虚空…

编辑: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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