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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从富强走向文雅 | 微思客

今后我们需要考虑文雅的问题。此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夫想这个问题。… 我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知识分子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是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

平凡之路 朴树 – 平凡之路 甘阳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

这个题目可能有点不合时宜,现在金融海啸、就业困难,还谈什么文雅?
对此可以给一个解释:香港有一个说法叫做”经济萧条、就业困难的时候,正是读书的好时候”。这个话是有道理的。香港现在金融的恐慌比内地大,如果就业很好的话,不需要读大学,就可以去找工作了。比如说澳门这几年开了几个很大的赌场,谁读书啊?中学毕业到赌场里面做个发牌员,就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大学四年毕业以后,还找不到比它更高的薪水。
澳门的赌场开了以后,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代际之间的冲突。父母亲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工作一辈子,本来希望他们的孩子好好读书。可是小孩中学一毕业就到赌场做发牌员,薪水比他老爹老妈还高,他薪水一高就看不起父母亲,消费方式也不一样。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赌场一关门或者裁员,而这些人还年轻,假定说他没有工作了,而学校是有奖学金的,甚至还有生活费,那这不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吗?所以说香港最近不少广告都说了这句话:”工作不好找的时候,是读书进修的好时候”,很会做广告。所以,提出”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唱什么高调,要讲的是一个社会大众所想的问题。
已到走向文雅的时候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成就的巨大是无与伦比的。不管它有多少问题,总体人口去贫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类史上所没有的。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个现代化可以叫做“单一的现代化”,这个三十年,特别是1990 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就是除了挣钱,我们所有人的关心只有经济,没有别的话语。如果只关心经济,谈的只是挣钱,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非常之好,它并不能被人所敬重。
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是人,是这个社会、这个文明所培养出来的人。是一个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公民和人,还是一个脑满肠肥、毫无教养的、非常粗鲁的、腰缠万贯的人?答案并不复杂,不要说澳门,还有很多石油输出国,他们靠石油可以非常富有,但他们受人尊重吗?一个文明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单纯的富裕并不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更不必说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人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这是必然要求文化的崛起,而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崛起,因为单有经济的崛起并不足够。

众所周知,犹太人很能挣钱,但是犹太人相当长时间内在欧洲的形象,就像今天的一些石油输出国一样。莎士比亚写于16 世纪末期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大概表现了中世纪犹太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不信基督,二是他是个放高利贷的商人。而到18、19 世纪以后,犹太人中涌现出大量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举一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叫瓦堡学院,从前是在德国瓦堡,现在在英国伦敦。它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全部迁到英国,迁移过程非常惊心动魄,是非常成功的一次文化迁移。而瓦堡(Aby Warburg,1866-1929)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的长子。犹太人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财产,老二、老三、老四做其他事情。瓦堡本人在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他弟弟做了一个交易。他说,我把家族继承权让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以后我要买多少书,就得买多少书,你要无条件地支持–不管多贵的书,不管从哪儿运来。所以瓦堡学院最有名的就是瓦堡图书馆。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只有出了这样的人–不是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这样的民族才会有意思、有创造力,才能够在其他创造性领域里受到人们尊重。我觉得人类有一种天性,面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音乐家,我们都会肃然起敬,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我觉得这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规定所在,是人不同于动物之所在。

所以,今后我们需要考虑文雅的问题。此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夫想这个问题。1980 年代的文化讨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刚刚开始焦点就转向了经济。1994 年左右,王晓明、张汝伦等上海学者曾经试图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但是马上就被打掉了。这也很可以理解,人家就是认为你们发什么神经啊?摆什么高尚?我对其中一些提法确实也有一定保留,比如说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知识分子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是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
我基本认为,虽然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现在富裕的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相当粗鄙、粗野、粗鲁,还是一个不大有教养的社会。下一个三十年,我们应该提出文雅的问题。前三十年的过程是不可免的,不要太过求全责备,所以1990 年代确实还不是谈文化的时候。但是现在可能是时候了,现在的富裕程度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最近一些经济学家朋友给我一个表格,我看了感觉很惊讶。这个表格是2007 年中国各个省的GDP 的数字和它相对应的国家,我们不少省份几乎都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发达国家。比方说,第一位是广东省,2007 年的GDP 折合成美元是4446 亿美元,相当于比利时,比利时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第17 位。而且这些经济学家特别提醒,这个实际上仍然低估了中国,因为它是根据美元的汇率来换算,如果根据实际购买力,中国还要高得多。第二位是台湾省,相当于瑞典,排名世界第19 位。第三位是山东,排名相当于挪威,排名世界第23 位。第四位是江苏,相当于奥地利,排名世界第25位。第五位是浙江省,相当于丹麦,排名世界第27 位。前5位已经非常可观。
当然可以立即想到人家会反驳,这是GDP,并不是人均收入。对。但是,可以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来,那就是香港。香港人均收入超过美国,香港是世界上极富的地区之一,当然香港的贫富差距也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香港的公务员、官员、大学教授的薪水,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香港在文化上和它的富裕程度完全不成比例。以往香港人自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顺带说一下,有些学者不要太肉麻,老是肉麻地吹捧香港,说什么香港有一个饶宗颐,当然就是有文化了,这是拍马屁嘛。你要看他发挥了多大的文化影响,是不是造成了一个文化氛围,没有。这就是香港的问题所在。我并不愿意太苛刻地批评香港,香港确实有很多优点。但是,就文化而论文化,香港非常令人失望。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香港几乎没有读书人。它所有出版的严肃一点的学术著作不可能卖得动。香港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台湾,但是它的文化氛围远不如台湾。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做客座教授,感觉香港的学生越教越差,没有劲头再教下去。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以前我还没有在内地教书,最近两年在国内教了以后,就更不愿意在香港教了。内地的大学生非常好,他们的求知欲和已有的知识量都相当可观。但是要强调一点,内地的大学生相对于香港的大学生,素质一定是非常之高,但我们大学的制度远不如香港,香港的一般大学在制度建设方面都比我们要健全。不过,香港大的文化氛围很不理想。因为整个社会太过工商化,一切都是经济、经济、经济,就业、就业、就业。这使得学生的眼中没有那么多关心,他们从来不听讲座,因为这个和他没有关系。
对中国文明基调的自信
所以现在大概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大的文化氛围,这方面,实际上我反而比较乐观。要感谢孔夫子,感谢孔夫子留下的一个传统,中国人总体来说很尊重文化,而且对文化是有某种渴望的。我这些年来直接、间接地认识不少老板,他们自己都在埋头做生意,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女儿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并不是一定要他们做生意。家长觉得自己没有文化,但是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在中国社会的这一代家庭中,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心态。这个本钱和资本,使得下一步的文化推动具备潜力。但是我也很担心,这个资本如果再不用的话,可能就会被消耗掉了。因为现在的这些家长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如果年轻的一代人再做了父母,可能就没有这个东西了。香港的、美国的家长并没有这个传统,不觉得你一定要文化上如何如何。
最近这些年,大概能够感觉到某种文化升温。很多人对此非常有意见,认为这种现象是假的,很是乌烟瘴气。现在什么都拜,一会儿拜黄帝,一会儿拜孔子,一会儿拜老子,而且大家都在抢:黄帝是你们省的,还是我们省的。这里面的确有不足,但是还是不要太求全责备,拜比不拜好。也就是说,虽然乌烟瘴气,但是个过程,说明对祭祀这个问题开始重视了。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大家都享受的事,总比没有任何人关心要好得多。为什么有点乌烟瘴气呢?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从前到底是怎样祭拜的。只有做起来才会知道,先有学者来考证,然后学者们说如何如何,才能一步步完善。如果都没有人关心,那就永远不可能起来。
实际上,”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问题,是我在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突然蹦到脑子里的。我非常推崇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虽然也听到一些批评,但是这些批评者都没文化。比方说,香港总有些小报的专栏作家阴阳怪气地说,怎么弄来弄去,中国就这么点东西。但这些批评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这些小报无非是看西方怎么说,等到西方都是一片赞叹声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也就不出声了。
实际上,奥运开幕式所凸显出来的中心意境,就是那幅卷轴和它的慢慢展开,其他都比较次要。没有这个中心,所有的东西都是支离破碎的。这样一个中心,一下子凸显了中国文化中最高雅的层面,这是一个文人画的境界,一个士大夫文化的境界,这非常令人惊叹。只有在这样一个基本调子上,所有其他的东西才成立。抽掉这个东西,其他做得再花哨都留不下什么印象。所以我对后来的宣传非常不满–这也是我们文化不成熟的一个表现–说我们加进了很多中国元素。整个开幕式明明是一个中国文明基调,再加上很多其他元素,而不是说你有一个其他什么基调,加上了中国元素。西方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基调是西方的。”加进很多中国元素”是一种很不高明的说法,表明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信心:我们不敢说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基调,一个文明化的、高雅的东西凸显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08 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对于西方的震撼恐怕要大于中国拿奖牌的数量,因为它突然展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中国。
但是,奥运会开幕式所凸显出来的东西,如何用一些制度性的、体制性的东西,让我们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对民间文化的发扬可以同时得到贯彻?这个大的文化氛围的问题,可能才是我们真正要想的问题。现代社会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没有多想。我们甚至常常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企业的责任在哪里?这些问题在1990 年代以来都没有真正得到讨论,最近才刚开始。我们基本上把全部精神都花在经济、生产力、GDP 上。到”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开始提出来,下一步文化的问题大概会凸显出来。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看门人
文化有高低之分。我是在香港看的奥运会开幕式转播,在开幕式结束之后,电视台转播节目的画面有切转,在一个角落里突然出来一些演员,在那边又扭又唱,突然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难受。我并非是要攻击这些演员们,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场合下,简直是不能忍受到极点了,所谓”高低立判”。这样的安排极其不伦不类。这并非出于年长者的偏见,年轻人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文化方面,我们需要区分三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高雅文化,一个是大众文化,一个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是美国在1950 年代以后、在几十年的论战中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大众文化基本上是现代媒体、现代市场制造出来的东西;民间文化则是自发的,不是为了市场效应,不是为了牟利,而是普通人所焕发出来的东西,是民间生命的一种象征。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高雅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从民间文化汲取灵感。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的文化危机是,无论高雅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逐渐被大众文化所吸纳,都变成市场化、媒体化的东西了。现代网络和视频发展以后,民间文化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因为原先民间文化有一个麻烦,即不易传播,因为它通常是地方性的,外界不大知道,而通过视频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看到民间所散发的蓬勃生命力。什么是大众文化?”超女”。超女的大规模化制作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它是大众传媒和市场机制所催生出来的一个东西。这种东西会摧毁其他文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社会一些主要的体制机制到底会发挥什么作用。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地方都无法取代的。我强调大学高于媒体,为什么呢?现代大众媒体天然具有媚俗的特点,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必然会媚俗。但是,大学不可以媚俗,而媒体水平的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水平的高低。媒体的人比如节目制作人、主持人当然都是大学培养的。党政干部也是从大学培养出来的。因此,谈大的文化氛围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这样几点:大学高于媒体,大学在现代社会扮演着文化看门人的角色。现代媒体扮演不了也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媒体一旦扮演这个角色,就必然会把文化庸俗化、低级趣味化。
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这些区别,尤其要重新强调现代大学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美国的大学非常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迹。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功利、商业化市场运作的社会,它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让大学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不是如此地功利化,不是如此地商业化,不是如此被市场所影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人们进大学就不是来读书,不是来思考,而是来挣钱的。美国顶尖大学的最高价值不是金钱,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确保大学学生能够尽可能地在大学期间,特别是本科期间,隔离于商业社会。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大学中最挣钱的学院,特别是商学院和法学院都是研究生院,必须在本科毕业以后才能够报考。这样就比较好地保证了大学本科阶段基本上是一个安静的读书的阶段,而且最早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则是,进了管理学院就觉得很牛,看不起文史哲,而文史哲又觉得灰溜溜的,这样的大学怎么能办得好?不应该把钱和挣钱作为大学最高的价值和象征。大学必须确认大学的最高价值象征是什么,绝不是金钱。没有一个顶尖大学,没有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学,会把钱作为它的最高价值。这不是和谁过不去,也不是和媒体过不去,不是和商学院和法学院过不去。所有的东西本来就应当放在它们各自适当的位置上。不是说商学院、法学院不重要,而是说应该怎样办?前些年因为中国大规模地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经济和法律人力,所以商学院、法学院大规模地、不顾质量地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应该长久下去。如果长久下去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只有铜钱臭,没有文化气,而这不是我们可以接受和容忍的目标。
因此我觉得从下一个三十年开始,我们需要有一系列的考虑,即如何使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富裕和军力上的强大,而且我们的人民应当是受过高度教育的、有高度教养的人民,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中华民族,对得起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的伟大传统。
编辑:杨松林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首发于“人文与社会”,经授权,得以转载。若需转载,请与“人文与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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