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强者、城市边缘人与“新新人类”—— 当代知识女性文学形象的变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性的体验对于城市中活跃的知识女性来说，尤为鲜明强烈。本文作者认为，当代知识女性上承“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中借改革开放30年春风化雨，内接自身独特的成长历程，其文化精神和城市精神一起成长，由此，他展开了对以现实女性为蓝本的当代女性文学形象的探讨。

刘剑 | 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副教授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而现代性的体验对于城市中活跃的知识女性来说，尤为鲜明强烈。既有别于前现代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古典淑女，也明显不同于《青春之歌》里受意识形态话语挟持的现代烈女，当代知识女性上承“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中借改革开放30年春风化雨，内接自身独特的成长历程，其文化精神和城市精神一起成长，笔者认为当代女性文学形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精神嬗变。

一、80年代初张洁小说中“生活的强者”

张洁的小说在80年代初对现代女性精神塑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方舟》中的女主人公，都是被正常的生活轨道抛出来的“大女子”，自尊独立，优秀刚强。她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百废待兴之时，以个人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投入职业生涯的第一代知识女性。三个离婚女人，梁倩、荆华和柳泉，分别是导演、理论工作者和翻译，性格各异，职业经历不同，每个人身后都有着荡气回肠的故事。在她们身上，不仅承担着几千年来“女人是第二性”的这种传统因袭偏见，同时沉闷腐败的社会生活也给她们的生存投下阴影。因为对男人世界共同的失望，她们走到了一起。在这个“寡妇俱乐部”、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中，唯一的男人就是柳泉没有成年的小儿子。

在当时的中国，“离婚”是一种和世界决裂的姿态。不管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没能和男人世界达成应有的妥协，出走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反叛。离了婚的女人，在时人心目中地位聊处于妓女和良家妇女之间。“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不属于自己的丈夫，那就属于所有的男人。”（《收获》，1982第2期）于是她们在社会上打拼，不管是上司还是生意伙伴，甚至帮点伸手之劳的陌生男人，也想趁机沾点便宜；她们要自己扛面袋、换煤气罐，所有家庭力气活自食其力；她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要承受小朋友们的凌辱和围攻。张洁写出了她们内心的苦闷、孤独、挣扎和发泄。在个人情感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三个女人用柔弱的肩膀，共同支撑起一个“家”，在寒冷的夜里互相关怀、取暖。既然没有人为她们遮风挡雨，那么自己含着眼泪，也要坚强。

因为走出家庭，她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于事业。但是即便长得好看，她们也绝不以色相取悦男人获得事业成功，为此宁可多走弯路。她们是各个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建设者，干着更多的活，挣着较少的钱，获得几乎没有的名；但无疑也都是生活的强者。她们在各自的职业生活中表现得既踏实又出色，在当时还不讲职业伦理的中国，作为较早的一代职业女性，她们以自身的知识、智慧和才情献身事业而无所求。如《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第7期）中的女工程师童贞，《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里的女医生陆文婷等，这一代女性用自身孤独奋斗的身影，诠释着自立的内涵。她们也许曾经有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爱而不能，只好在古老的爱情伦理边缘止步，终生默默地守望，承受着孤独（《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第11期）；她们也许曾经为人所负，但并没有因此怀疑爱情，依然在内心用等待诠释着永恒（《祖母绿》，《花城》，1984年第3期）。男人带给她们的疼痛，社会带给她们的创伤，传统带给她们的重负，她们都合着生活的苦酒一并咽下。她们沉默坚强，细心柔情，在各个岗位成为时代生活的中坚力量。

在这一代知识女性身上，更多的不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而是独立自尊的人格的觉醒。她们有女性的敏感脆弱，更有知识分子的冷静从容。既然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要做生活的强者，就要勇于承担生命之重。她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在男人世界中靠自我奋斗获得认同。她们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女人，虽命运多舛但内心渴望健康常态的人生，向往纯洁忠贞的爱情。这一代女性形象总体来说其精神位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对于传统道德，她们的态度是保守的，她们大多是现代的淑女，宁可痛苦一生不会越雷池一步去做情人。对于社会主流价值，她们总体上是归附的，以实现自我与造福社会为荣，因此她们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健康进取的。她们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而不过度自恋，张扬自我。

二、90年代初陈染笔下的“城市边缘人”

第一代知识女性看上去很现代，骨子里却很保守。这种古典精神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开始遭遇下一代人的反拨，90年代文学中出现了与前辈完全不同的知识女性形象。80年代知识女性都是普通青年，认同主流价值，而90年代知识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更接近于文艺青年，蔑视主流价值观，徜徉于幻想世界。她们叛逆、孤傲、忧郁、感伤，有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切前兆，蔑视那些容易和生活妥协的人。陈染笔下倪拗拗和黛二们脱离人群，逃离社会，是天生的城市“边缘人”。她们出身在优越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中也没有遇到过特殊的大风大浪，却因为敏感对生活绝望，对人世任何事情提不起精神。她们人在此世，而心永远“生活在别处”。陈染曾引用一位外国哲学家的话:“我们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无力出生。”（陈染访谈：性在精神上应体现美好和诗意，《北京青年报》， 2001年2月13日）

如果说张洁的主人公是入世的，那么陈染的主人公就是避世甚至出世的；如果说80一代知识女性是孤独的，那么到了90这一代就不仅孤独，而且颓废；如果说80年代女性精神是古典的，那么90一代的精神就是浪漫的。如果说前辈人勇于承担生命之重的话，这一代新女性形象在于难以承受生命之轻——一种失重的感觉。在倪拗拗们的眼中，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那只愿意妥协的胖猫，而她们却天生是宁愿饿死的小麻雀。“沉思默想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的这种“游戏人生”的一片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场景中，的确显得不适时尚。”（《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P7）她们从异国到北京，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在城市与人际之间漂泊，似乎天生喜欢离群索居。像古今中外所有的“零余者”一样，手头无钱，心头多恨，愤世嫉俗而又曲高和寡。她们的感觉异常灵敏，灵魂更加精致。不肯与浊世同流合污，“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私人生活》，P1）她们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而非前辈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我知道，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都将充满伪饰和慌言。”（《私人生活》，P4）她们像上帝遗落在人间的天使，或者披着隐修衣的现代修女，她们高度自恋和自闭，很容易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她们与前辈80年代知识女性并非没有精神上的联系，也许前者正是她们精神上的母亲。在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中，“我”爱恋的对象——优雅迷人的和寡妇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方舟》，也许不是偶然的。可以说陈染一代是读着张洁的小说长大的。如果说80年代知识女性形象侧重人的觉醒，那么这一代知识女性，更侧重性的觉醒，尤其是女性主体意识和生活感觉的觉醒。《私人生活》的倪拗拗对父亲的世界绝不认同，在她看来父亲、公狗索菲亚·罗兰和T先生是一个物种，而保姆奶奶、母亲、和寡妇和“我”是另一个物种。父亲播下了生命的种子却以专制的方式对待家庭，而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启蒙老师T先生，带走了我的童贞，也带给我堕落的情欲和成长的阴影。与对男性世界的疏离憎恨相反，女性世界于我而言充满了温情。我同情奶奶的被驱逐、遗弃，对母亲充满了依恋，我也深深爱着从小到大伴我成长的和寡妇。这个不幸的女人有着贵族的血统，病弱、细腻、忧郁、深情，她以成熟女性的温爱待我，我是她寂寞人生唯一的伴侣，我的毛衣从小到大都是她倾心织就。她没有儿女，对男人世界绝望，我们相依为命，少年的我曾诚挚地表示将来愿意为她养老，这让她感动得泪流。在我长大之后，我意识到她的存在是上帝温柔的赐予，她仿佛一直就在那里等我长大，等着和我生死与共长相厮守，而当我终于觉醒想要在她那里实现灵肉合一的完美之爱时，她却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丧生。

一场大火带走了我相濡以沫的忘年爱友，而一场政治离乱也以同样仓促的方式带走了我的初恋情人。80年代的结束以一颗流弹为隐喻，它击中了我，让我猝不及防。虽然我一直坚持个体本位，逃避社会生活。周围的空气里却弥漫着仓惶与变动，从四面包抄而来。我因受伤住进了医院，而我的母亲则不胜病痛倏然离开人世。几个月的时间，三个最亲密的人，我和这个世界相连的脐带，都被强有力的命运之手剪断。世界发生了变化，相爱的人在大风中失散，孤独敏感的我在这样的打击面前，几近失心而疯狂，于是彻底幽闭到一个自我的世界。

无疑，“我”精心构筑的感觉世界是唯美的、感伤的，却也充满了虚幻的、病态的色彩。它像温室中的花朵，无法面对真实的人间风雨。80年代如火如荼的热情在倪拗拗的感觉世界里，只留下如烟如梦的迷茫，仿佛染上了一种高贵的洁癖，她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现实。时代像一列疾驰的火车，义无反顾地驶向未知的远方，那里容不下顾影自怜者的迷梦。倪拗拗们追求完美的爱情，但总是中途夭折；向往纯美的人生，而周围弥漫着难以忍受的龌龊，正如作者所言，“我”是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三、世纪之交卫慧小说中的“新新人类”

与陈染的主人公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卫慧的上海宝贝也是彻底文艺范儿的，甚至带着新世纪的波西米亚风格。倪可和倪拗拗同姓，只不过陈染的主人公是这个世界执拗的不合作者，而卫慧的主人公早已经超脱到对一切无可无不可。她们不是弃世，而是玩世，是新世纪的弄潮儿。陈染的小说中有一股幽怨，在卫慧那里变成豁达。倪可的第一偶像就是大名鼎鼎的情色作家亨利·米勒。作为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后殖民花园里的“新新人类”，倪可们既是文艺的，又是入世的，是前两代知识女性精神的合题。她们文艺而绝不感伤，相反却充满了娱乐至死的精神。

上海宝贝是真正都市文化的精灵，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裹挟着每一个人卷入其中。咖啡馆、酒吧、歌厅，游泳馆，高级休闲交际会所，家庭假面舞会，生日派对，上海中产社会的俊男靓女们养尊处优，吃穿不愁，所剩的好像只有追逐爱情，挥霍时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失控的话语制造追命夺魂的快感的一群纨绔子弟，一群吃着想象的翅膀和蓝色、幽惑、不惹真实的脉脉温情相互依存的小虫子，是附在这座城市骨头上的蛆虫，但又万分性感，甜蜜地蠕动，城市的古怪的浪漫与真正的诗意正是由我们这群人创造的。有人叫我们另类，有人骂我们垃圾，有人渴望走进这个圈子，从衣着发型到谈吐与性爱方式统统抄袭我们，有人诅咒我们应该带着狗屁似的生活方式躲进冰箱里立马消失。”（《上海宝贝》，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P137-P38）

作为这个城市的“新新人类”，倪可们没有80年代知识女性面临的道德压力和事业压力，也没有90一代倪拗拗们因不合群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社交压力。相反她是天生的社交动物，如果没有性爱、没有派对，她便没有了灵感和激情。对感官享受的着迷让她醉生梦死般地合群。对于倪可来说，生命不会再是沉重的，因为她有能力让一切举重若轻；她也不会嫌世道肮脏，因为让堕落开出恶之花就是她的天性。她们吸毒、饮酒、乱交，享受瞬间的耗尽和感觉的迷狂。她们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削平一切深度、游戏人生的后现代精神。

如果说张洁的主人公重在独立人格的觉醒，而陈染的主人公重在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么卫慧的主人公则更看重女性生命欲望的觉醒。世俗的人永远也不知道她“心中的恐惧，还有死也不会克制的欲望，生活对于她永远是一把随时会走火会死人的欲望手枪。”（《上海宝贝》，P149）在文化上，倪可和倪拗拗一样有着敏感精致的灵魂，她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她自己出身名校，熟读中外名著，听精致高雅的欧美古典音乐，出入于各种高级休闲会所和酒吧。也许她在文化上的激进和前卫不亚于苏珊·桑塔格。然而文化的先锋带来的却是行为的放纵。道德只用于束缚那些不能解释道德的人。倪可们把世俗道德看作保守的迂腐和平庸的恶俗。她们反对主流价值观，“把车子开得飞快又危险，在这种刺激的边缘纵情缠绵就像在刀刃上跳舞，又痛又快乐。”（上海宝贝，P148）在欲仙欲死的人间迷梦中，在浮世男女尽情交欢的床上，人间一切道德都被解构了。

倪可的周末派对召集的是“骨子里都很酷，为崇尚享乐与浪漫的死硬派。”（《上海宝贝》，P126）游戏规则所谓“1＋l＋1”是把一朵玫瑰献给自己认为最漂亮的人，把一首诗献给自己认为最聪明的人，把一个自己献给你认为当天晚上最可爱的人，这是赤裸裸的精神和性爱游戏。钟雨们为之苦苦等待守望一生的古典爱情，倪拗拗们为之痛苦迷惘的灵肉合一的完美爱情，在这里都被弃之敝履，灰飞烟灭。这是世纪之交的上海，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南斯拉夫人，同性恋者、前卫艺术家、IT界的白领、吸毒人群，各种肤色各色灵魂粉墨登场。这幅后殖民地独特的人文景观，让我想起50年前半殖民地的香港，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1997）里梁太太的家庭晚会。而50多年后，梁太太摇身一变成了上海的马当娜或者倪可。葛薇龙当年对晚会派对的堕落尚有挣扎，而倪可们却主动出击心甘情愿乐在其中。也许倪可的骨子里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版的马当娜。

倪可翻转了古往今来女人在爱情中的被动角色，一跃而居上位，成为现代性中的强势主体。她“野心勃勃，精力旺盛”，而男友天天则“沉默寡言，多愁善感”（《上海宝贝》，P1）。她爱天天，他们发自内心彼此欣赏，在精神上相互温暖。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肉欲之上的真实爱情。为了从海南毒贩子手中救出病弱的天天，她拿着巨款只身涉险，胆大心细，有情有义。她是一个真心的恋人，她明白自己对天天的爱，也明白自己在天天心中的位置。“如果你的左脚痛，我的右脚就痛起来，如果你被生活窒息，我的呼吸同样将会停止。”（《上海宝贝》，P144）但正如史铁生《务虚笔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中的诗人L一样，她同时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好色之徒。在爱侣与情人之间，她过着灵肉分离的二元生活。按照昆德拉的解释，“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感情，前者是情欲——感官享受，后者是爱情——相濡以沫。”（《上海宝贝》，P3）倪可把天天定义为爱情，把马克定义为情欲。和廖一梅《悲观主义的花朵》（新星出版社，2008）中的女主人公性道德观相近，倪可也认为和男人上床天经地义，不小心爱上某个男人才是耻辱。所以她刻意标榜自己和马克之间没有爱情，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异国情调的情爱纠葛并不是卫慧一个人眼中的风景，在王安忆的小说《我爱比尔》（南海出版公司，2000）中，艺术学院的女学生阿三对美国人比尔身体的迷恋正可与此遥相呼应。这也许恰恰是上海这个后殖民城市的隐喻，上海就像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和精致灵魂的高级妓女，等待着与强有力的西方世界的交媾，迫不及待地要融为一体欲仙欲死，之后被抛弃或被遗忘。

应该看到，上海宝贝不仅是浪漫的放纵的，也有进取的、认真的一面。倪可爱她的写作，为了天天的期许，也为了自我实现，她像80年代知识女性一样懂得个人奋斗。就此而言，她的性格中一面是马当娜，一面是她的表姐朱砂。“朱砂和几乎所有的白领女性一样在端庄娴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敏感而丰富的心，她们往往对自己的事业恪守职责，一丝不苟，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亦抱有很高的要求，她们竭力朝心目中的现代独立新女性形象靠拢，即自信、有钱、有魅力。”（《上海宝贝》，P109）如果说倪可的形象尚有些另类的话，那么朱砂则代表了今日中国大城市大多数知识女性的生活理想诉求。而卫慧在后记中称自己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半自传体写下这一切，是因为“我无法背叛我简单真实的生活哲学，无法掩饰那种从脚底心升起的战栗、疼痛和激情”（《上海宝贝》，P156）她把这看成是自己为青春寻找到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是一种纪念和一个开始，也是让自己继续对这世界保持好奇和爱的一个重要理由。

随着全球化浪潮以及本土现代性步伐的深入，女性生活的版图也在不断扩大，其生活样式也更加光怪陆离。知识女性文学形象的变迁既与其各自作者的出身经历有关，也折射出她们身后时代精神的光谱。从生活的强者，到城市边缘人，到新新人类，知识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从主流到边缘到另类，在大众印象中越来越非主流，在自我认同上越来越有个性。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有思想、能创造、懂品味、会生活的一群。男人改造着世界，女人改造着男人，而她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着男人。她们越来越有魅力的存在，将继续成为现代化都市中不可或缺而又值得玩味的亮丽风景。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博览群书》2013年第3期，作者为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副教授）

编辑/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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