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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政策与身份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广府文化与广府人 | 微思客

语文政策反映国家意志,不仅覆盖教育系统,也影响大众媒体。中国内地的语文政策以推广简体汉字及普通话为最主要标志,既有便利不同地区间沟通之客观需要, 也有培养统一国族身份认同之政治目的。在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中,这种语文政策在非汉族聚居区的推广会被视为一种民族同化的手段。在汉族聚居区,由于汉族内部不同民系的异质性,这种语文政策也在起著类似的作用,以便利国家的统治需要。

本文试图通过疏理广府文化与广府人身份认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脉络,描绘出语文政策如何构建和强化国族身份,并通过规范教育、媒体乃至日常生活,逐渐使一个族群弱化其自身的民系认同,同时强化其国族认同。本文尝试指出,身份认同的转变将迫使对相关族群生存环境的研究出现范式转移,在内地广府人逐渐丧失其身份认同的过程之中,整个地区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和经济联系也将出现一系列深远的变化,这值得引起港珠澳问题乃至中国政治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身份认同、广府文化、粤语
一、导   论
2010年的7月25日,数以千计的本土年轻人聚集在广州市的江南西地铁站A出口参与“撑粤语”运动(见肖好章,2010;屈哨兵,2011),这是当代中国首场以抽象的文化符号而 不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或环境威胁为物件的示威活动,尚有很多含义未获得充分的解读(Gao, 2012; Ng & Zhao, 2014; Li,2014)。在这场运动发生四年之后,2014年的夏天,广东省电视台被传计画将对新闻节目进行“粤转普”广播,使“推普废粤”的议题再次被提到公 众的视野之中。粤语和普通话之间的紧张关系,倘若不能得到适当的调和,似乎应验了学者此前的预测(例如,詹伯慧,2011;屈哨兵,2011)。在语言学者看来,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地区可被归入双语区,亦即粤语与普通话双语通行的地区(例如,Bond, 1985; Snow, 2004)。但由于特殊的语文政策环境,本来属于粤语的首要生活用语地位,近年逐渐被普通话取代,这个语言主导地位交替的过程,正好就是上述事件不断出现 的时代背景。
如果两者间存在著这种联系的话,值得思考的问便是:两种语言在一个地区主导地位的交替,何以会发生引起激烈的争议,甚至即使在一个威权政体之下也可以带来游行示威?赵志裕、温静和谭俭邦(2005)在研究香港人粤语使用与社会身份认同时指出,当人们认同的社会身份受到攻击或威胁时,人们会在思维或行动上捍卫该社群的声誉;他们或在思想上肯定该社群共有的特征和价值,或以具体行动还击。换而言之,如果把聚焦放在粤语在广府人地区的 社会地位及其在广府文化中的标志性意义上,那么粤语其实代表着广府人的身份认同。倘若这是一个适当的视角,那么,广府人对政府语文政策的干预行为作出反 抗,是否可以解释为是因为对广府人身份有深刻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又基於粤语这个文化标志,所以当粤语被“摆上台”,也就是族群身份遭到威胁之时,就会自发地抵抗?与此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广府人的认同,假如被认为是对统治的障碍的话,那么推普的意义,对于政权而言,是否也就在于构建一种对普通话社群的认同,以便从根源上解决广东社会与内陆省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本文将分三个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导论,第二部分是中国内地语文政策的回顾与分析,第三部分是粤语地位与广府文化认同,第四部分是推普工作下的粤语族群身份认同,第五部分尝试以珠港澳经 济圈为例,对语言使用变迁可能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带来冲击进行简要的预测,代总结全文。
二、中国内地语文政策变迁
语文政策(language policy)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执行的语言与文字的法律和相关的政策措施的统称,它反映决策者的政治意志,也隐含着一系列社会构建的功能,亦即学术讨论中经常使用的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详见陈章太,2010)。语言规划在实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在中国官方看来,又可以分为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与语言功能规划(见李宇明,2008),各有不同的侧重。然而,放在中国现实中,“语言政策”一词本身就面临适用性的问题,因为对于中文而言,书面语与口语可以是两回事。一般而言,文是指写出来的书面语,语则指代相对于文字而言的口语交流,不同地区可以有相当迥异的发音系统。例如,香港会有“两文三语”政策,亦即作为书面语的中文和英文,以及作为口语的粤语、普通话及英语(参见林伦伦,1998;詹伯慧,2002;Snow,2004)。中国的汉族地区可以分为七大语系,除了粤语和以北方语系(或称为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还有吴、客、闽、湘、赣等。北方语系覆盖辽阔,从东北到华北,一直伸延到西南,都属于北方语系;其余六系,则均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省份(参见陈章太,2010)。由此可知,即使不再在每个语系中再作细分,作为书面语的中文起码可以对应七种不同的口语。
考虑到这种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本文认为“语文政策”较“语言政策”一词似乎更适用于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因为前者完整地涵盖了文字与 言语两个层面。事实上,国家的相关机构也称为语言文字办公室,并没有简称为语言办公室。至於标準口音(standard accent)或标準语言(standard dialect),往往是政治产物,站在语言学的角度,同一个语言家族中的不同分支,彼此之间并无地位高低之分,要把粤语归类为普通话之下的“方言”并不 容易说得通(Kalmar, Yong & Hong,1987;Snow, 2004)。事实上,粤语与普通话的差別事实,在Snow(2004)看来,比欧洲语言之间的差异还大。如果荷兰语与德语可以算是两种语言,粤语与普通话之间,似乎不适宜用“方言”一词来描述其关系。本文将以“区域语言”这个较为中立的词语来表述包括粤语在内的各种非普通话的汉族语言。
清末民初的知识份子尝试对中文进行改革。如果分开文和语看,这种改革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简化书面语的行文及书写方式(后来变成简化字运动),另一方面则是“我口写我手”,让书面语能与口语对应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市川斟、小松 岚,2008)。然而,当一种文对应著起码七种语,“我手写我口”就必然出现一个舍六存一的抉择,亦即就政治地位而言,某一种区域性语言被抬高的同时其它 六种则相对削弱。与“白话文运动”相适应的是对“共通语”的选取,结果是作为北方语系的代表、身处政治中心北京的北京口音被选中,并被改造成民国时的“国 语”及中国共产党建政后的“普通话”(参见李钢、王宇红,2007;市川斟和小松岚,2008)。“国语”或者“普通话”在一个民族国家不断涌现的历史时期,它 本身因此含有构建民族共同身份(nation-building)的目标和作用(见Zhou & Ross, 2004)。
推广普通话及简化汉字,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推行的语文政策的核心内容。相关的政策实际上从1956年代就已经出现,文革期间一度停滞,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又再重新强调 (见市川斟、、小松岚,2008)。李钢、王宇红曾在作为推普教科书之一的《汉语通用语史研究》(2007)中疏理了相关的政策(见该书第三章)。从这些政策的出现时间可见,框架性的规划性政策,大部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例如教育部1955年发佈的《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院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及《关于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扩广普通话的联合通知》,便属于长期适用的全国性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重新重视推普的标志,是1997年的全 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Zhou and Ross,2004;李钢、王宇红,2007;市川斟,小松岚,2008;陈章太,2010)。在这个会议上,两个推普工作的目标被提出,首先是“到 2010年初步普及普通话”,相关的定义是“全国入学年龄及工作年龄阶段有70%的人能用普通话交际,方言在交际中造成隔阂初步消除”,其次则是 “2050年全面普及普通话”,定义是“全国入学年龄段及工作年龄阶段的人有90%能用普通话交际,方言在交际中造成的隔阂消除”。两个目标的主要变化在 於从普通话使用群体的比例从70%上升到90%,方言造成的隔阂从“初步消除”到完全地“消除”(详见李钢、王宇红,2007)。
从这些提法中触及的字眼与比例,可以看到其针对物件。首先,“方言”,推普并不是针对全国所有非以使用北京话或北方语系的群体,而仅仅是针对“方言”亦即汉族内部 使用其它区域语言的族群。其次,“90%”就可以算全覆盖了。原因是2005及2010年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均显示汉族人口约占全国90%,两者正好相对应,推普政策并不以少数民族为目标。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推普的目的,是打造汉族内部的统一身份。统一身份的目标,事实上是比简单的消除不同区域间语言交 流上的不便要求得更高。尽管与推普工作有著各种联系的好些语言学者都在著作中多次表示过,推普只是为了方便沟通交流,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例如陈章太,2010;詹伯慧,2011),但事实上,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表现并并非如此。例如,从李钢、王宇红(2007)便在疏理各地归纳的推普困难时提 出,推普不能满足於一般层次的语言交流,“还有一个提高文化水準的任务”,具体而言,就是要让人们在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发现其“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 价值”,让大家觉得“能说标準流畅的普通话是文化素养较高的标志”。还值得留意的是1997年这个时间,正好就是香港被中国收回主权的一年,下文会进一步分析其时间节点的深刻含义。
从这些提法中不难看到,推普工作的目标是多维度的。既有便利社会、经济交流活动的基础目标,但更有建立身份认 同,甚至改变审美眼光的长远考虑。如果把这种考虑与作为中共喉舌的央级官办媒体均以普通话来宣传中共的政策路线联系到一起来思考,当中的政治含义,似乎可 以较容易解读。简而言之,中国内地的语文政策的实际执行与其宣称的消除区域隔阂、便利沟通交通等目的并不完全对等,还负有建立一个统一的、以北京为中心的 文化认同。在简体字与普通话之间,后者显然是对于这种认同构建一个更为有力的工具。

三、粤语的地位及广府人的认同

对语文政策影响的评价,有一个以往只在理论上存在的方法,那便是控制除了一个变量之外的所有的独立变量,在实施政策后检测两者得到的不同结果,通过比对得出结论。语文政策的研究者一直觉得这种实验无法进行,不过阴差阳错,原广府地区在1949年后因为政区分隔的原因,港澳在殖民地政府之下与珠三角在北京的统 治下分別推行了不同的语文政策,幸运地为这种难以想像的实验提供了检测的可能。
中国的语文政策有大量关于尊重与平等的内容,但其仅适用于少 数民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并不适用于汉族之内除了普通话之外的其它区域语言。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立国之初都以多民族国家自居,在语文政策上显著的突出对少数族群语言文字使用权利的尊重,亦是应有之义。然而,随着政权巩固,汉族精英坐稳了统治地位,多民族的语文政策不断有滑多单一民族政策 的倾向(见Zhou and Ross, 2004;市川斟、小松岚,2008;Li, 2014),与此同时,由于推普也是官员考核的一项指标。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是否推过头了,是否需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也是近年来不断被关注少数 民族母语权利的学者讨论(例如,道布,2005;郭友旭,2009;钟江华,2013;周庆生,2013)。道布(2005)指出大量少数民族语言成为濒 危语言,呼吁语言平等,要确保自愿与选择权,在推广普通话与简体汉字的过程中必须学会尊重,因为工作的敏感性高。
如果被明文保护与尊重少数民族语言也陷入濒危境地,没有在法律和政策上明文获得与普通话平等地位的汉族其它区域语言,又会有何遭遇?作为教育部与语言政策相关的官员,李宇明 (2008)很清楚地说明了区域语言(亦即其文中的“方言”)在不同层面相对于官方语言普通话的劣势地位(见表1)。李宇明(2008)用“+”、 “-”、 “±”这三种符号分別表示不同语言在相应领域“可以”、“不可以”、“视乎情况”被应用,而用“?”表示“尚无明确判定”,也就是该类语言处於一种法律上 比较含糊的地位。相比起没有“-”,仅一个“?”的“少数民族语言”,粤语、闽语等“汉语方言”在官方工作语言及教育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即使在官方看来, 也是处於一种含糊的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规划区域语言的地位,就是法律地位低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表现。
表1:语言功能规划表
在大众传媒、公共服务、公众交际的领域,官方给区域语言的空间是“±”,亦即没有明文禁止亦无明文支援,视情况而定。这可视作酌情领域,其空间有多大,非常视乎当时的全国形势以及推行政策者对区域语言持何种态度。
中国内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推行简体字和普通话,而香港在殖民地时期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争取中文(繁体汉字与粤语)的合法地位(詹伯慧,2002)。这种从六十多年前就可以出现的差异,使得到了香港在1997年之前,两地使用的粤语不但出现了一些差异,使用粤语群体对粤语的认同感也发生了相当微妙的变化。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曾有不少学者以实证方法研究过香港本土群体对于粤语使用者的观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Bond(1985)就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个体的语言认同决定了其喜恶与西化程度,个体的种族则会影响其种族偏好。世纪之交,Tong等学者(1999)对香港某家大学中的159位同学做了一个实验, 以检试他们对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之间的关系。实验先将香港学生分成两类,一类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另一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让他们观看一位香港本地的粤语使用者与一 位来自内地的普通话使用者对话。实验发现,当两人对话发生后,粤语使用者转为使用普通话后,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学生对其的好感减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同 学则对其好感增加。简而言之,在没有同时推普或培养“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国民教育的香港,本土的区域语言明显较之于普通话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如果将上述研究的结果,与曾经在广州做过的两项研究作比较会相当有趣。粤语又称为广州话(Cantonese),粤语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地区的通用语,同时由于广东受北京政府统治,以北京口音为基础的普通话又在广州被列为官方语言,因此广州一直被认为是双语区。Kalmar等人(1987)的研究显示西方语言学的分析框架适用于广州。尤其是当普通话作为一种强势的官方语言,而粤语作为一个弱势的本土语言这个结构出现之时,广东人的态度与西方人的态度类似。 亦即他们会认为普通话讲得好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大,但是他们对讲粤语的人更有好感、亲切感。这种观感的微妙变化可以在15年的另一个同样针对广州大学生 的研究中看到。张积家等(2003)对广州的大学生做的类似实验则发现,本土大学生对普通话及粤语使用者并不存在明显的偏好,表现在两种语言的使用者获得同样的评价,说粤语已经不会再在情感上佔优势。类似地,不过,张积家等人同时指出,广东是中央特批本地媒体可以使用本土语言的省份,使得粤语的社会地位较 高,在不存在这种特批(亦即媒体只能讲普通话)的省市(例如山东),普通话使用者在同一类实验能获得较区域语言使用者更高的评价。

在普通话与区域语言(本例为粤语)之间,通过比较语文政策迥异的三个区域,不难看到两者的强弱的地位及因此带来的认同差异,与语文政策的有无或者松紧似乎有著相当 重要的关系。在以推普为核心的语文政策存在的省市,如果不允许本土语言在媒体中出现(如山东),本土族群对普通话族群的认同感或者好感便好大大提高;如果允许本土语言在媒体中出现(如世纪之交的广州),对普通话群体不会有一面倒的好感,或者好感会来得迟一些;如果没有推普政策(如香港),本土语言获得的认同感与好感,会压倒普通话。正是因为有制度隔阂的存在,语文政策对同一个族群的影响可以通过比较广州与香港而窥见一斑。

四、推普工作下的粤语族群身份认同
这种对普通话及粤语(或其它区域语言)的认同感或好感,表现为对本地社会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是对以普通话为标志的外来身份的一种天然的抽离感。从前述的社会认同视角看,由于语言为两种身份划出了清晰的界线,广东人较之于其它内陆省份而言对于中央政策的认同感可能相对较低,而对不当的政策措施敢于作出批评的可能亦会相对增加,这可能是广东媒体相对较自由的又一个解释角度。反过来从北京的角度看,要应对这种因为没有认同而出现的抽离感,尤其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央政策的批判,不能单靠整顿打压,根本之法应是从语言入手,逐步在下一代人中转变其身份认同。如果仅仅改变广东不足够,那么长远而言则也有必要改变香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作为改革试验地的广东在全国独领风骚。当时也正好是香港歌影视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加上港资北上,广府文化处於 一个自身蓬勃同时又向外扩张影响力的黄金时代(林伦伦,1998)。作为广府文化的最核心标志,粤语也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在这些酌情领域中,粤语拥有相当 高的社会地位(黄淑娉,2001)。在1997及1999年香港与澳门相继被归还中国之前的近二十年间,广东省内的广府地区与其它省市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 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变化:一方面,在内陆各汉族省市,普通话开始普及,并且逐渐取代当地语言成为主要的一般交际用语,另一方面 ,广东尤其是原广府地区,虽然普通话的使用水準大幅提高,但仍未能成为主要的交际用语(林伦伦,1998;)。这种相对于普通话的强势,有港澳未回归,北京希望以可控的广东粤语媒体进行统战,或者有能看到听到港澳媒体的广东,以作平衡的考虑。但当港澳回归后,希望收紧粤语,开宗明义在广府地区谈推普,希望 广东像其它省份一样把普通话摆在一个主要地位,让本土语言处於从属地位的要求便开始涌现(例如林伦伦,1999)。对于广府人很强的粤语认同,非粤籍的社 会学者也不介意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论文中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周大鸣(2001)就视广东人把粤语讲标準为荣,且在自我介绍时喜欢说自己“说不好普通话”认 为是一种问题 ,因为这“无非是表明身份”。在周大鸣看来,“二元社区”形成,除了因为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在广东还有这一层文化因素。值得思考的是,一般移民理论认 为,移民应该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三步曲的融合过程,亦即融合的最后一步移民在文化上认同移居城市而非移民城市群体认同外来文化,但这种基本逻辑却未能 在上述讨论中得到足够的讨论。
在罗湖桥的南岸,推普政策尽管不能完封不动地照搬到香港(见詹伯慧,2002),但也开始了相关工作步骤的策 略研究(例如林伦伦,1998;詹伯慧,2002)。由于港澳被认为直接推普并不现实,加上相对于粤语而言,对于北京而言,更大的认同危机来自英语(参见 詹伯慧,2002),因此比较多共识的策略步骤包括如下两步,首先,暂时保留甚至可以推崇粤语的首要用语地位(包括官方语言及生活用语两个领域),以使英 语(在澳门是葡语)成为第二语言,而普通话要把与英语(葡语)争夺第二语言地位为首要工作,而不是取代粤语。其次,为了让普通话在坐稳第二语言位置后,长远而言可以像内地一样推普,现阶段先争取在中小学设立普通话。由于香港已经出现了Snow(2004)指出的“我手写我口”的趁势,粤语入字将进一步巩固 与加强基於粤语的文化认同。有鉴於此,推普的策略是争取香港的中小学以普通话讲授白话文,抵消粤语入字对于培养区域身份认同的固化作用。
与上述形势变迁相适应的,代表着推普工作最后攻坚的全国语言工作会议在香港主权被收回的一年举行,然后在港澳被中国收回之后的十余年间,粤语在广府地区的使 用形势出现了逆转。作为普及一种不同族群间的共通语,推普的目的,从经济与社会效应上看,应该只是工具性的。但从上一节的回顾中可以看到,推普从政策制定 到具体执行,均非仅以工具性的普及共通语为终极目标。这种矛盾甚至有时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学者的不同文章之间(例如陈太章,2010)。从相关教材(例如李 钢、王宇红,2007)要求教师在推普工作中提出普通话相对于方言更优越的观点,并且明确地提出普通话应有提升使用者“审美”能力的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 推普还要做到构建对政权和民族的认同感,亦即身份认同。具体而言,这种变化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地区起码可以在三个领域里清楚地看到:学校、媒体及社会活动。推普政策在1955年出现,1956年开始执行。最近十年以来,更多的政策档出台细化及强化推普工作,例如大多数的幼稚园不但开始教普通话,还开始推 行校园内只讲普通话的规则。媒体,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的电视及广播,在1950年代出现时主要是以粤语广播。对年轻一代影响力最大也最早的动画片节目,现在也全部必须以普通话播出(例如南方少儿频道)。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但电视剧集直接向香港购买,甚至连儿童动画片亦如是相当不同。各种大型的社会 活动、表演节目,甚至包括注明为穗港交流的活动,现在都必须全部使用普通话。这些做法使粤语的社会地位迅速降低,使用范围也急速收缩。
相对於动画片,在媒体中仍然抵抗得非常明显的是体育节目。例如,《变形金刚》等动画片后来被拍成电影上映,在广东观众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字幕。内地使用的 都是普通话翻译的人名,但是广东观众的童年记忆却是粤语翻译(例如Optimus Prime分別被在粤语中音译为柯柏文与在普通话中意译为擎天柱),两者有著天渊之別,但以后的世代在怀念《喜羊羊》之时应无此问题。相比较而言,非常有 韧性的领域是体育。由于体育节目与时政节目不同,在外文名称翻译的限制相对较松,内地粤语观众一向惯于使用粤语译名。广府地区的足球或篮球球迷,应该都可 以在见到“乔丹”(Michael Jordan)和“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这些名字时自动读成“佐敦”及“碧咸”。不过,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细微差异是,较之于略为“顽固”中年球迷,青少年球迷多会在网路中使用普 通话译名,仅在日常口语中使用粤语译名。变化依然会来,只是来得比较缓慢而己。生活在广州,感知到这一切,就会体会到普通话全面取代粤语的态势正逐渐呈 现。越来越多在广东出生并长大的小孩不会讲粤语,甚至反感学粤语,他们觉得讲粤语是愚昧落后的象征。生活在本应是粤语根据地的广州的人也会发现,广州的幼稚园及小学生中,仍然以粤语为日常交际用语的比例已经相当低。在二、三十年间,生活在省港两地的常住群体,对于粤语的态度和使用出现了这么多如此大的变 化,是一个吸引了大量实证研究关注的领域。
张晶晶(2006)在上海的研究发现,如果父母为外来人口,他们通常根据三个因素决定是否让下一 代学习移入地的本土语言:一是实际应用需要,二是情感认同,三是社会地位。如果政府在公共场合、媒体和教育中都不允许使用区域语言,这些因素中就只剩下情 感认同能起作用。换而言之,对于移入广州的外来人口,除非他们来自本来讲使用粤语的其它广府语地区,否则在理论上并不存在足够的诱因学讲粤语。实证研究也 有力地以映了这一点:李倩(2012)对广州0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未来十到二十年间,普通话将成为在广州长大的一代自然习得的第一 语言。家庭主导语言,无论是否本地广东人,均以普通话为首选,论文直指这与“学校和社会的推普工作分不开”。

对于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内地广府地区,下一代青少年儿童以普通话,而不再以粤语为首先语言,Gao等人(2000)认为,这是体制原因,因为内地城市与香港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尽管文化 上与香港同源,但体制上从属于北京,所以一旦香港文化衰落,广州本地人的语言使用便不得不以北京为模版。长远而言,不同学者均认为,只要这种体制不变的 话,此趋势无法避免(Gao et al, 2000;Zhou,2002)。

五、结语:“去广府化”对港澳的影响
粤语作为广府本土语言,其在广府地区的消亡,无法不带来诸多冲击。文化方面,从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与港澳融合的其中一个重要推动力是文化风俗上的同宗同 源,这主要表现在通行粤语。然而,这种有利因素自本世纪初以来发生巨大变化。港式粤语文化对珠三角本地民众的影响已经今不如昔;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大量 湧入使一些城市的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由于语文政策把外来人使用的语言放在官方地位,因此语言使用上变成了本地人适应外地人,而不是传统的“入乡随俗” [1]。
粤语与普通话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香港的粤语媒体只能影响到广东一省,对北方普通话媒体难以产生巨大的逼迫力,客观上让内地的审查制度觉得并无限制粤港粤语媒体的紧逼感,这为“珠港澳”的广府文化在1980和1990年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线生机。然而,随着广东推普工作的深入,珠三角地区在文化上开始“去广府化”,认同感向北看齐之后,社会制度将随之出现“内陆化”的现象。“去广府化”和“内陆化”的出现,将使“珠港澳”地区出 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差异问题。如果珠三角“普语化”,“珠港澳”还有什么文化纽带呢?没有文化圈作为基础的经济圈难以运作如常(屈哨兵,2011),不讲粤语的广州,与香港的关系也会逐渐改革。还要追问的是,在这种形势发生后,港澳是否也为了经济合作,而要跟随广东“去广府化”或“普 语化”?如果这样做,如果在长远避免社会心理乃至社会制度的“内陆化”?这个矛盾迫在眉睫,却仍未被“珠港澳”融合问题的主流研究所触及。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粤语是否需要捍卫,现时相对于普通话的劣势能否被挽回?这个问题中文文献与英文文献有相当迥异的看法。以“撑粤语”运动为研究物件 的中文文献,例如肖好章(2010)、屈哨兵(2011)和詹伯慧(2011)均认为粤语从未被削弱,会长期存在。但是在中国之外发表的研究却对此毫不乐观。Gao(2012)研究了广东线民如何艰难地为粤语正名,希望政府能尊重个人的语言选择权。Ng与Zhao(2014)则通过调查发现,尽管大多数广 东大学生仅认为普通话为工具,粤语才是母语,但现行的语文政策方向却与民意取向相反,且未能见到逆转的可能。Li(2014)直言,在当下语文政策之下, 未来的形势只能是普通话完全取代粤语,像当年的台湾一样,广东出现一种有本土腔调的普通话(亦即“地方普通话”)。任何试图拒抗这种改变的努力虽然可敬, 但都将徒劳无功(futile)。
[1] 这类观察常常见诸报端,如《廣州新生代,唔識講廣州話?》,南方都市报,2013年4月27日GA07版;参考文献

李倩(2012)广州多方言家庭学龄前儿童语言规划情况调查,硕士论文,暨南大学
张晶晶(2006)外地来沪白领青年的语言选择,硕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
屈哨兵(2011)广州“撑粤语”事件引发的思考,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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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元嘉草草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首发于《思想香港》第六期,经作者授权发表于微思客,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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